路上，一个干部诉苦似地对我说：“你看，这么灰溜溜的一大片(我华东野战军穿黄军服，新解放战士还没换掉蒋军的灰军服)!谁知打起仗来又会怎样啊!”
“嗨!不补吧，老骨干越敲越少，怎么能连续战斗；现在补来了，部队大了，教育、改造，就得依靠老骨干，就得从新的当中挑骨干……”
我们边走边谈，猛抬头，发现前面有个骑牲口的黑影晃动。我问是谁，指导员李松茂同志说：“是二班那个‘小广东’，叫李贵。”
“李逵?是梁山好汉啊!”我打趣地说。
“他嘛，块头倒像个李逵，行军老掉队。政委徐放同志自己步行，把马给他骑着。”指导员似乎有点嫌他不争气。可是马上又补充一句：“这个人呀，成分倒挺好，教育改造过来，不错的一个战士。”
在战场上我们补充解放战士，很重视出身成分。听了指导员的话，我心想：是啊，教育改造过来,说不定会成为七连新骨干中的一个呢!我很想去看看他，可是当我赶上牲口时，他却滑下马背跑向前去了。
淮海战役开始以来，由于战线迅速南移，老解放区的参军战士补充不上，上级一再强调贯彻“即俘即补，即教即打”的方针，是政治工作繁重的任务，也是争取战役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上级对这工作抓得真紧，部队一到宿营地，不等休息，徐政委就叫我们去汇报行军中新解放战士的情况，下午又开了政工会议。
会上，徐政委又一次强调说，新解放战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贫苦农民和工人出身，绝大部分是被蒋介石抓出来的，不愿打内战。有一些还是在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抓来的，他们被搞得妻离子散，在国民党军队里又挨打受骂，怀着刻骨的仇恨，要求翻身解放。但他们同时又受了反动宣传的束缚，身体解放了，心却没有解放。我们应该用真理的钥匙，打开新解放战士的心。
会后，我又来到七连。帮助连的干部重点掌握新兵多的二班。这个班的班长赵光生，是个责任心强、很会团结新战士的人，他和几个老战士，处处起模范作用。他们让新战友坐在麦秸堆里晒太阳，自己去打饭、摊铺、烧开水，还把新战友白虱成堆的衣服给烫洗干净，甚至把新战友的洗脚水都端到面前。等新战友吃饱饭，他们收拾完碗筷，又把晒干的衣服收回来，像老妈妈似的，破的补补，开线的连连。新战士一个个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们说，在国民党部队里，新兵简直是奴隶，要替班长洗衣服，干杂务不说，还要伺候老兵。就那样，班长、老兵还打他们。全班新解放战士差不多都是从国民党六十三军过来的，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就那个“小广东”李贵不声不响，心事满重，大家说笑，他呆呆地站在院里，看着房东老大娘，眼里就好像有一汪泪水，一挤眼就能流出来。这个战士有什么心事呢？问他，他摇头，不说话。一个疑团还没解开，晚上又发生了这么一回事：
下半夜，西北风卷起鹅毛大雪，呼呼地叫个不停，指导员查哨查到了外边。
“哪一个口令!”哨兵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
指导员答上口令，走近一看，放哨的是李贵。他持枪对着指导员，全身有些发抖。指导员问他冷不冷，有什么情况，他结结巴巴，不知怎么回答。指导员告诉他，放哨应该脸朝外，没有情况，应该把顶膛火退出来。可是他还是脸朝着指导员，一动也不动。指导员看他抖个不停，以为他太冷了，脱下棉大衣给他披到身上，他这才退出膛里子弹，叫了声：“指导员，我不要大衣……”哭了。
第二天早上，指导员把这事告诉我，让我先去找李贵谈谈，肯定他一定有什么心事。我找到他，谈了老半天，也没谈出来。问他昨晚为什么哭，他说是怕冷。我说，怕冷，为什么指导员给你大衣又不穿呢?这下子把他问住了。他不说话，呆望着我。
我又给他谈了一阵，告诉他，我们的部队是人民的部队，同志们都是阶级兄弟，都是为了翻身的。估计他可能有顾虑，又对他说：二班长赵光生也是从豫东战役解放来的，他刚来也有顾虑，怕这怕那，看，他现在当班长了。……
这些谈话也许点到了他的心，他猛地抬起头来，一双热泪汪汪的眼睛对着我，送来了感激和信任的目光，嘴唇抖动了几下，说了声：“我，我也怕……”伤心得泣不成声了。
他怕什么呢?不用问也猜个差不多，无非是敌人宣传的那一套：“共产党抓住俘虏活埋”、 “集合起来机枪点名”、“先甜后苦”等等。一个人身躯解放容易，心的解放不是几句话能实现的。于是我又安慰了他几句，让他回了班。
在大家耐心的教育下，特别是许多活生生的事实，使李贵的眼开始亮起来。他打破了沉默，话多一些了，一口难懂的广东话，喊起同志来，“同机，同机”的，公差勤务争着去，行军也不掉队了。一天，他向班长流露说：在国民党六十三军当兵的时候，有一次连长把全连集合起来，活埋了我军三个重伤被俘的战士，那个反动连长还向全连叫着：“都看见啦，共产党把你们抓去，也像这样活埋!”所以他解放过来后，日夜提心吊胆，同志们对他好，他认为是假装的，政委让马给他骑，他认为是“做样子”。晚上不敢睡着，放哨防着背后。现在他全都看清了，同志们真心实意像亲兄弟一样待他。他还向班长说：“一定在这边老老实实当兵。”
“老老实实当兵”，这话意味着：他还不懂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必须使他尽快地懂得这点。
十一月二十六日，七连在徐州以南赵家洼打阻击，党支部决定：利用修好工事待敌援兵尚未到来的时机，让各班分头举行小型的诉苦会。我和指导员又来到二班。
全班战士坐在一个大地堡里。阳光从射击孔照进来，同志们脸上分外严肃。班长赵光生首先带头诉说自己过去一段悲苦的身世。说着说着话停了，流出了眼泪，他抬手擦了擦，然后紧握着不知什么时候熄灭了的烟斗，在地堡木柱根上狠狠地敲了几下。
班长的眼泪引动了大家的苦情，一个个紧锁双眉，低头不语，还听到地堡的一角有人在抽泣。
“同志们，随便拉拉家常吧，我们受了那么多的压迫，应该把苦水倒出来。”指导员说着，慢慢地扫视了一圈，最后把目光停留在李贵的脸上。
李贵再也忍不住了，眼泪簌簌地掉下来，他说：“我苦，我苦，……我比班长还苦啊！我从小就死了父亲，母亲整天干活也养不活我。为了让我长大成人，她只好去卖身……我从十岁那年起，就给地主放牛，地主待我还不如头畜生！我受冻、挨饿，半死不活，心里有苦向谁讲？有时候，我被地主打得昏过去，醒过来，只好爬到牛棚里，伏在牛背上哭。我总想，长大了，挣点钱把母亲赎回来。谁知道前年我十八岁时，万恶的国民党就半夜三更抓我出来当兵，我不愿走，却被绳子绑住，打得浑身发青……”他说着哭着，说不下去了，一转身摸起了步枪，哗啦一下拉开了枪机。指导员也激动了，一把拉住李贵的手，高喊起来：“同志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李贵同志报仇，为解放千万个母亲，为解放全中国人民杀敌立功!”大家也都挥去眼泪，随着高呼起来。
诉苦会还没结束，敌人进攻开始了。敌人要增援，来得凶，打得十分激烈。一次冲不上来，又组织第二次、第三次。七连打得好，连着打垮敌人三次冲击。二班是全连打得出色的一个班，工事被炸毁了，他们跳出工事，发起了两次短促出击，杀伤敌人三十余名。不幸的是在第二次出击时，班长赵光生负了重伤。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抓住身旁李贵的手说：“李贵同志，我从解放过来，才懂得人为什么活着，可惜刚刚懂，就不能再打仗了；我不能和你一块解救你母亲了!你要好好听党的话，杀……敌……”李贵紧紧地抱住班长，“嗯，嗯” 地答应着，直到战斗的口令传来，他才轻轻地放下班长，抹了把眼泪，霍地站起来，冲上前去。
十二月六日，七团攻击储庙，歼敌四十一军两个营。第二天早上，有一个四川籍的俘虏兵带着五个俘虏五条步枪和一门六○炮，被二营的同志送到七连来。他说他是七连二班的兵。连的干部不认识他，盘问他，他说：“我就是七连二班的，不信去问问那个广东人１这个四川兵走进二班，一看见吴宝玉和李贵，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这倒把大家弄得莫名其妙了。后来还是李贵讲明了这个事情的底细。
原来，五日夜间七连突破储庙敌人前沿，二班冲进敌人的第一道堑壕，打了一个地堡之后，遭到前面土圩子里敌人的反击。班长吴宝玉看着手榴弹快拚完了，正在着急，战斗小组长李贵马上一个回身，钻进刚才打下的那个地堡里，摸着一大堆手榴弹。天漆黑，他正找地堡的门出来，一脚踩上一个躺在地上的人。那人好像轻轻地吭了一下。一问，才知道是个国民党兵。他了解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趁其他的兵溃逃时，就躺下来装死。
李贵把他扶起来，说自己也是才解放过来的，共产党为穷人，解放军待士兵如兄弟。要他调转枪参加解放军。短短几句话，把这个“死人”说活了。李贵立即动员他一块去攻打土圩子，他答应了。为了让同志们好识别这个火线入伍的新兵，李贵给他左臂缚上一条白毛巾，领他去见班长。班长吴宝玉说了声：“好吧!”给他一支步枪，分配了手榴弹，重新组织了火力，就让李贵带着一个战斗小组和这个四川兵，勇猛地向土圩子冲去。
他们冲进圩子后就分散了，那个四川兵跟着兄弟部队一直打到战斗结束，还抓了五个俘虏，有了缴获。天亮以后，二营发现他们这几个人来历不明，抓了起来。他再三争辩，说自己是七连二班的战士，臂上的白毛巾可以作证。二营的同志一看，上面有鲜红的“支援前线” 四个字，正是根据地人民慰问的，是昨晚的联络标志，这才送他们到七连。
这一天，七连又重新调整了组织。连长沈世元大声念着昨夜新解放来的四十多个战士的名字，把他们补到各班去。这时，七连共有一百二十三人，比战前还多五十人。其中，有新解放战士九十二人。吴宝玉提升调走，李贵当了班长。
晚上，全团举行庆功大会，暴风雨般的掌声把功臣模范们送上主席台，团政委亲自给功臣模范们挂上红花。当一朵鲜花挂到李贵胸前的时候，他那胖呼呼的脸，好像比那花朵更红。这时，我想起了那么一件事：有一个俘虏——国民党军一个主力师的少将师长，在押送途中见到我军的阵容时，愕然地感叹说：“唉，这么灰溜溜的一大片，岂不是自己人在打自己人吗?”我们团政委听了一笑，回答他说：“在你们看来是奇怪的，可这是人民觉悟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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