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中原局决定撤销苏皖省委，分别成立中共津浦路西和津浦路东省委。5月，刘顺元由路西省委书记调任路东省委书记。进入津浦路东后，他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广大路东地区开展了以“三七分组”、“分半给息”为内容的减租减息运动。
1940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离开津浦路东地区前往苏北，刘顺元与路东联防办事处副主任方毅等人送了一程又一程，刘少奇临别前握住刘顺元的手嘱咐说：你们今后在注重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同时，要更加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只有群众的生活真正改善了，我们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刘顺元到津浦路东半塔集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地痞流氓、奸商李宝隆欺行霸市，明明一斗芝麻能出6斤油，农民拿一斗芝麻去，还换不到2斤。刘顺元觉得农民遭受的剥削太重了。他将半塔中心区委负责人请来，建议由半塔集的工人抗敌协会发起，组织民众合作社，为农民榨油。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投入股金200元，赠给老马两匹，促成此事。这个民众合作社开市榨油以后，农民拿芝麻来榨油，每斗可换4斤半。从此以后，每次逢集，民众合作社门前都是人山人海，影响很快扩大，农民纷纷要求入股、扩股。这个由半塔集工抗会负责人杨言德为经理的合作社，事业如旭日东升，很快由单纯的经营榨油发展到经营百货、医药用品、农具、种子、粮食，并且先后办起了织布厂、卷烟厂、被服加工厂、毛巾厂、农具厂和畜牧场。为了反击日伪顽的经济封锁，合作社还专门制作了近千部纺车和织机，发给农民纺纱织布。1944年，刘顺元亲自前往总结经验，并写了《介绍杨言德合作社》一文，在《淮南党刊》上发表。此时，杨言德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已扩大到整个津浦路东地区，拥有资产近千万元，年利润近600万元。广大农民也从合作社的换油、分红、赊账、施药中，每年获益近千万元。半塔民众合作社成了淮南地区经济建设的一面旗帜，是党、抗日民主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
半塔民众合作社的发展，解决了淮南地区军需民用方面的许多难题。但是有许多农户，由于缺少耕牛、农具、资金和劳动力，收种不能适时，生产和生活仍有很大的困难。刘顺元根据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讲话精神，要求半塔中心区委，带头开展劳动互助运动。各地纷纷建立起劳动互助小组，其中以大余郢村的骆腾云互助组最为出色。刘顺元亲自到骆腾云互助组蹲点调查了半个月，发现骆腾云虽然一字不识，但是头脑清楚，公道能干，并且创造了一整套公平合理的办法，解决劳动互助中做活先后、劳力强弱的矛盾。尤其令刘顺元感兴趣的是，小地主冯国英，不会做农活，别的互助组不肯接纳，而骆腾云却看中他有点文化，请他参加自己的互助组，帮助记工算账。全组21户，组织起来以后不仅家家生活都得到了改善，还建立了民主生活会制度，跟共产党组织一样，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快消除了丈夫打老婆、婆婆欺媳妇等旧社会的恶习。
根据骆腾云互助组和其他先进互助组的经验，刘顺元号召淮南各地，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互助”这一特点出发，根据自愿、公平、公私贫富兼顾和提高热忱与生产技术这四个原则，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把劳动互助和大生产运动提高到新的水平。1944年7月，津浦路东各县已组织起互助组8000多个，参加的农民达到10万人以上，并且涌现出一大批生产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通过互助合作运动，路东地区广大农村，生产面貌和社会面貌都焕然一新，许多地方出现了“路不失遗，夜不闭户”的局面。
在充分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的同时，淮南区党委还注意纠正了在减租减息中对地主打击过大、在锄奸工作中捕人杀人过多、在干部工作中不敢放手使用知识分子等“左”的偏向，把绝大多数群众都团结在党和民主政府的周围。
培养和造就党的干部队伍
当年在淮南地区工作过的老同志，如张劲夫、李世农、石天行(曾任天长县委书记，淮南日报社社长)、石明之（曾任江浦县委组织部长，淮南党委党校副校长）等都一致认为：刘顺元在淮南地区的最大贡献，是率先垂范，培养出了一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深受群众信任和爱戴的干部队伍。
刘顺元在淮南地区培养干部，重在理论上提高。尽管当时是战争环境，他还是坚持办干部学校，办理论研究班，并且坚持先学基本理论，再学具体政策。每逢重要文件的学习，都亲自作辅导报告。石天行回忆说：“刘老对学习始终抓得很紧。毛主席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拿到手以后，顺元同志首先领导区党委成员学，再开大会动员大家学。他对这篇文章的解释，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解释，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听了他的报告再看文件，就更有味道了。”曾任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劲夫说：“顺元同志理论水平、政治素质高，有真知灼见，我们在理论上不如他。他在淮南对我们有帮助。”
刘顺元在淮南地区培养干部，也重在基层、在前线锻炼。他本人先后在半塔集、大余郢、安乐乡、殿发乡等地蹲点，研究互助合作和乡村两级民主选举问题，也要求各县干部到基层、到前线去蹲点，并且经常召开座谈会交流经验，表扬好的，同时也把缺点教训分析得清清楚楚。当年的天长县委民运部长蒋华回忆说：“1940年秋季日伪军大扫荡中，凡是基层群众工作做得好的地方，都能坚持原地斗争；基层群众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就有动摇的、叛变的。这次反扫荡战斗结束以后，顺元同志就在省委扩大会上，号召加强基层，要求每个县委只留两个人照顾面上的工作，其余的委员都下去蹲点，每人搞好一个乡。我当年也到一个乡当了半年的总支书记，得到很大的锻炼。”她认为，这项措施对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有决定意义的。
刘顺元在淮南地区培养干部，还注意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在基层实行由群众直接选举干部的制度。他1942年初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既没有代表制，又没有民意机关监督，又无定期轮换，行人员易于胡作非为，干部容易腐化，结果打倒了旧官僚，产生了新官僚，在乡村中养成了一批新的特权阶层。”他主张：“乡级彻底民主化，举行公民登记，民主选举，定期轮换乡级干部。”
刘顺元在干部制度民主化方面，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1943年淮南地区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以后，他和淮南区党委认为，通过普选改造基层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他选定半塔中心区的殿发乡作为全区的普选实验乡，并亲自指导了这个乡的普选工作。在讨论选举办法时，有人建议由党支部提出村代表和乡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刘顺元认为，实行真正的而不是名义的普选制是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主张只提候选人的条件，不提具体名单。“选出了坏人怎么办?”刘顺元说：“应该相信群众的眼睛。即使万一选错了人，群众也会从中得到教训。”结果，依照公民资格和候选人条件，进行公民登记和村、乡两级民主选举的过程，就成了广大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相互教育的过程，一大批为群众所信任的基层干部脱颖而出。到1944年4月，淮南地区各乡的普选即全部完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此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深根。
解放战争时期，刘顺元调东北工作，任中共辽东省委副书记，后调任华东局宣传部长、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全国解放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代理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华东局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顺元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丧失自由达七年之久。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1996年2月，刘顺元因病在南京逝世。刘顺元的骨灰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安厝在来安县半塔烈士陵园内的山坡上。
刘顺元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曲折坎坷而又光辉照人的一生。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皖东地区战斗和生活了整整七年，与根据地人民建立和保持了血肉联系，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滁州人民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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