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是没有后方的，仍须在根据地中心地带，建立比较稳定的后方，以便指挥机关和后勤机构有一个立足之地。日寇和伪军对根据地是经常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我们军民要坚持进行反扫荡斗争。1941年“5·1”敌人大扫荡，我大批武装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兵分几路，准备迎击敌人，后方医院即时疏散隐蔽在群众之中。5月初的一个傍晚，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釜山乡接收200多名伤员，在敌人大扫荡期间，把这些伤员分散，掩护在群众家中，还要负责他们饮食与救护。当时我是该乡的党总支书记，应当义不容辞全部承担起来，我乡的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丘陵地带，虽在战时和麦收农亡季节，也要完成这一紧急任务。当即确定安排在釜山南、北偏僻地带，那里环境安静，利于伤员休养，早日恢复健康。釜山南、北相距十多华里，为动员担架抬来，做好各户接收伤员工作，我连夜亲自往返跑了好几趟，妥善安置以后，我又对每个伤员进行看望与检查一遍，这时天大亮了。我的直接领导人议涧区区委书记和区委组织委员有病也来釜山隐蔽休息，我都做了妥善安排。这次反扫荡胜利结束以后，在我乡隐蔽的200多名伤员和其他人员都安然无恙地全部回到后方医院和各自岗位去了。此时我感到无限的欣慰。
五、春荒借粮
1942年春我在淮南路东区党委办的党训班学习，主要是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区党委领导指示，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党训班要派出一班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农村调查研究。当时，我与其他几个同志一起也被派到农村去了解情况。我们去后，听到群众纷纷反映：今年春荒严重，很多人家缺口粮，春耕生产有困难。村里干部、群众正酝酿要向地主借粮，地主不借，就强借，七嘴八舌，乱成一团，并急于采取行动。我一方面对群众的正义行动表示支持，又进行耐心说服：“现在是抗日时期，实行减租减息，对地主的政策与内战时期不同。”另一方面对地主也晓以大义：“春荒严重，不能见死不救，吃饭是大事，群众没有下锅米，饿着肚子不能搞好生产，抗日民主政权也难以巩固。”同时我们和群众对本乡地主逐户分析，知道最大的一个地主家有很多粮食，又与群众商量要推选一批积极分子，分几批轮流与地主进行说服斗争。地主开始是不肯借的，我们就引导群众在室外高呼口号：“开仓借粮，救济春荒，功德无量，借粮光荣，不借我们坚决不答应。”地主见到兵临城下，慑于群众的声威，只好答应。这时群众改呼口号：“欢迎××先生开仓借粮”，“感谢××先生帮助我们度过春荒。”搞得地主进退两难、哭笑不得，被迫借出了几十担稻谷，使贫困的农民都分到一份口粮，满意而归，我们也兴奋不已。借粮斗争胜利结束后，回到学习班专心继续学习。因为那年春荒严重，我们这次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区党委有意安排的，要我们下去，在春荒困难面前，考验我们与基层干部怎样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在党训班总结大会上，我作了汇报，受到区党委负责同志的口头表扬。
六、抗旱自救
1942年5月我调到天长县大通区任区委组织委员，这年夏天久旱不雨，田里干裂，禾苗枯焦。由于国民党长期不兴修水利，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不久，缺乏资金，一时难以解决抗旱的设施，加之天气炎热，旱情越来越严重，农民夏季就缺少口粮，寒冬腊月怎样过？我们下乡都是用炒熟大麦磨成面粉（俗称焦面）用水调做口粮。直到7月初眼见颗粒无收，整个秋收无望。我们将这些情况向县委汇报，县委指示：“要发动群众组织自救，对秋收无望的可以改种旱地作物，另外组织一批劳动力可到邻县高邮湖畔去做临时工。”并派我先到高邮县去联系，经得高邮县委同意，于是县委决定由我和陶滔同志二人率领一千多名受灾农民到三里里路远的高邮县去谋生。该县县委介绍我们到闵桥、塔尔集，得到两区的协助，安排做临时工。各户的工作量有多有少，时间长短不一，就需要我们与本地干部取得联系，即时调整。自到之后陶因事回区，我就要为所带去的农民工作安排日夜操劳，同甘共苦，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在闵桥与塔尔集两地相距几十里的圩堤上来回奔走。我带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有一套洗换衣服和一条老布手巾，手巾早上洗脸，白天当草帽，晚上做洗澡手巾。在裂日下走村串户，沿途有时碰巧能喝上茶水，主要是喝生水解渴，身无分文，吃饭是自带的熟大麦面粉度饥，有时也有些好客的农家留我吃饭。我们一切行动灾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等到秋收秋种结束，与我们同去高邮湖畔出卖劳动力的灾民都有不同的收获，有的得了钱，有的得粮食，各人都心满意足地回来，他们把我们当成当地亲人。这次救灾，我虽然吃尽有生以来的辛苦，但我心里是乐滋滋的。回到天长县后，县委召开数千人大会，认为大通区领导抗灾运动有成绩，进行表扬，对我和陶滔二人在主席台上披红挂彩，同时受到区党委党报、党刊的表扬。
七、扑灭蝗虫
整风是整顿党的作风，是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中国的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运动。我国工作关系，不能离职，延至1945年1月才调我到淮南区党委党校去整风学习。我在党校学习了6个月，收获很大，思想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工作劲头更足了。
1945年7月我被分配到来安县雷管区任区委书记，7月2日下午到达区政府。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乡的干部来汇报说：“有大批蝗虫飞来我区，铺天盖地，啃吃禾苗，稻苗受到严重损害。”我立即与来人去田间察看，时已夜深，乡村干部和群众仍在田里迅速扑灭蝗虫，有的群众为了扑蝗虫，下到田捞出大量落水蝗虫装入旧麻袋和草袋包，放在田埂和地头上。我当即决定明日还要发动广大男女老少再来与我们一起继续作战。经过几天大面积的扑灭，灾情有所控制，但未彻底消灭。我白天仔细检查，发现漏网的雌雄蝗虫在中午农民的各家稻场地下打些小洞，在那交配产卵繁殖，如不扑灭这些漏网蝗虫，可能还要发生蝗灾。于是发动农民，中午不怕酷暑，连续战斗，把漏网的蝗虫及虫卵彻底消灭。我即时总结灭蝗经验，县委在县办的小报上发表消息，在全县推广，消除后患，减少损失。
八、星夜架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墨索里尼于1943年就垮台了，1945年5月苏联红军和盟军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于8月8日又向日本宣战，日寇鉴于德意已经败亡，为了保存实力，于8月15日即宣布投降。捷报传来，全国上下万民欢腾，奔走相告，尤其是坚持敌后抗战八年的军民，更是心花怒放，兴奋不已。当时和我一起在农村工作的一位男同志他兴奋至极，从地上猛跳起来，双手攀在一棵很大的树枝上高呼：“祖国解放万岁！”他用力过大，树枝都被他扳断了。
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亲自来到前沿地带视察，他到了我雷管区政府，找我谈话。当时我不在家，区上立即派人把我找回，我见到罗师长，叫一声“首长您好。”我站在他的身边聆听他的指示。他见我身材瘦小，上下打量，带着怀疑的口气问：“你是区委书记吗？”我区区长当即回答：“她就是我们区委书记。”罗师长开始告诉我们：“今夜有一批军队要过滁河执行任务，你们要连夜把滁河上的桥抢修好，不能误事。”并严肃地叮嘱一句：“同志，这是军事命令！误了事，要杀头啊！”我和区长当即异口同声回答：“报告首长！这个任务，我们保证完成，请您放心！”他交待之后，起身就走了。在战争年代，没有任何执行，习以为常。
滁河是江苏的六合县与安徽防止日伪军到解放区来进行破坏活动，我们有意把桥破坏了。现在马上要修起来，难度确实不小。于是我和首长召集附近干部和群的来安县交界处一条较大的河流，滁河下游南岩距浦江和浦镇只有三四十华里，罗师长选择在滁河下游进军是有利的。我们接受这个任务之后，晚饭也顾不上吃，立即召集有关人员亲自到滁河现场察看。知道那里原有一座桥，抗战以后，为了众，在现场开紧急会议，强调不能贻误军事行动，大家有力出力，有物出物，献计献策，群策群力，连夜共同完成修桥紧急任务。解放区的群众对我们发出号召之后，听说我军要打过滁河，欢天喜地，立即响应，各自纷纷回家，有的带了架桥所需的木料和桥板，有的带来各种工具。他们在滁河较窄的地段架桥，从两头同时施工，这样来得快。但到了河中间水也较深，又缺乏足够的材料，尚缺一孔没有架通，天色已晚了，怎么人提出要选几个身高体壮的青年人前后排列站在水里桥墩上，把桥板架在人的肩上，将桥架通。午夜时我们的军队来了，幸而未带重型武器，顺利通过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有便桥，到达滁河南岸。我和区上同志以及参加回桥的群众个人兴高采烈，毫无倦意，直到东方发白，我们才离开滁河。
九、今后愿望
我是一个知识浅薄的女青年，在敌后根据地里，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受到党的教育与培养，始终和群众在一起奋斗了六七年，遇到难题就请教群众，使我增长知识与才干，如对敌斗争、战时后方勤务、春荒借粮、抗旱救灾、扑灭蝗虫等，我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在实践中学来的，这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
今天我国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勇前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的建设突飞猛进，经济发展，璀璨辉煌，千秋伟业焕然一新，社会稳定，在安定美好的环境中，今后要努力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更新自己的知识。做到老，活到老，学到老，保持革命的晚节，安度幸福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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