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武汉及华中钢铁公司（原大冶钢厂）大工业基地，隶属中南局直辖，全湖北只有沙市算是湖北省属的工业基地。全国刚解放，所有的城市都是部队接管，工厂企业也都是由部队实行军事管制，那时真是百废待兴呀。我带着四十多个连、营、团级干部赶赴刚解放的沙市，这个所谓的湖北省的工业基地，实际上满目疮痍、电力匮乏、供水不畅，只有一座私营纱厂和一个称之为炼油厂的作坊，加上国民党军败走后，遗留下的一些残渣余孽在新解放的这座城市里兴风作浪，导致社会治安不良。接管后的建设工作，真是难上加难!
我们首先解决油厂和电厂的问题。油厂的原料主要是棉籽，电厂的燃料则是煤炭。当时沙市到其他的城市没有公路，所有的物资都要通过长江船运，但资金、物资匮乏，真是两手空空，要搞建设，谈何容易!为了降低两个厂的原料运输成本，我们只有将厂址选在长江大堤之外的原美孚油脂公司的旧址上。为了防御洪水，我们砌了围墙，并抬高了地基。这样既方便了运输，又节省了当时短缺的经费。
电厂的建设是重中之重，沙市原来只有发电能力很小的柴油发电机，仅能供居民照明之用，要重整和发展沙市的工业，扩建电厂是当务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沙市市长胡震命令，一定要在一年内建成电厂并投入生产。纱厂、油厂、电厂这是当年沙市最大工业实业，同样也是全湖北省仅有的工业基础。这时，我担任沙市纱厂、油厂、电厂三厂建设的总指挥，并兼任第一任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同时又是沙市市委委员。一个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打了二十年的仗，如今要搞建设，要领导当时湖北省仅有的工业基地，担子是何等的重啊！
为了尽早发电，我们又去武汉拆卸发电机，运往沙市安装。有了发电机，还要架设线网，在那一穷二白、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买杉木电线杆都困难。我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李毓芬，让他解决这一难题。这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土木建筑总工程师，也绞尽了脑汁想办法。我偶然发现江边堆放着为防洪水用于封闭码头闸口的石条是水泥做的，于是就问李毓芬，水泥既然能做封闸条，为什么就不能再做长点，做成水泥电线杆呢？李毓芬说，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可以试试。经过几次试验，我们扎上钢筋，浇灌水泥，终于做成了水泥电线杆。不过那电线杆是实心的，又笨又重，样子又难看，不管怎么说，那总算有了电线杆呀。就这样，从电厂到纱厂、油厂都用上了这种水泥电线杆。后来，王任重副主席和刘济逊厅长（后来任湖北省副省长）到沙市视察，看到这一“杰作”后表扬我们说：“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发明创造哦！”
我将基建工程指挥部设在原美孚油脂公司的一座旧房子里，每天和几位工程师夜以继日地工作，吃住都在这所房子里。按工程设计规划，工人们将厂址内的一个大水塘的水抽干，填平后盖上厂房。
正当施工最紧张时，部队的一位团参谋长带领部队强占了这所房子。他将我们基建工程指挥部的牌子摘下来，扔了，并架着机枪要工人们搬走。几位工程师还在据理力争。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当时我正在市委开会，李毓芬心急火燎地把我找回来。我见到这个如此霸道的团参谋长，非常生气，得知他是荆州军分区独立团的参谋长，叫李天宝，于是让他马上退出去。
李天宝竟夸海口说：“老子的部队打遍了全国，住你这点房子算得了什么？”
说着说着还掏枪乱舞。
我的警卫员周志芳见状，也拔枪与他对峙。我担心事态扩大，吼住周志芳，向市委电话汇报了这里的情况。
胡震市长将李参谋长找去询问情况，该团的团长和政委都赶到了市委。李天宝仍趾高气扬地夸夸其谈。
胡震市长，1926年参加革命，曾当过高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连长，领导过高岗，是个老资格，在军中多年，一身正气。他压住心中的怒火，平静地说：“李参谋长，你说你是部队的，可我们也都是部队的呀（当时从市长到部队接管城市的干部，全都穿着军装）。你说你的部队打遍了全国，我问你，你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吗？你爬过雪山、趟过草地吗？你参加过我党早年的武装起义吗？”
面对胡震市长的几个问题，李天宝顿时语塞。
胡震市长提高了嗓门指着我说：“可他就参加了！秦总经理早年参加了红军。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参加了抗日战争，他参加了解放战争最开始的中原突围。几次负伤，战功显著。你算什么？算个毬！打了几天的仗，你在那里摆什么谱？！”
听着胡震市长的一顿臭骂，李天宝满脸通红窘迫难堪地站在那里。市长说：“你赶快给我把部队撤回去，把厂牌挂好！如若耽误了工程，有点差错，我拿你是问！”
该团团长和政委上来赔礼道歉。李天宝立即将部队撤了回去。后来得知，这个卤莽的李天宝也是一个战场上敢于拼杀，能打硬仗的同志。一场风波过去了。
我们这些来自部队的接管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们一道，经过努力奋斗，紧张施工，终于在一年的时间里将油厂和电厂建成了。电厂按时发电，厂区内一片光明。油厂也榨出了清亮亮的食用油，并且还生产出了肥皂。人们欢呼跳跃，看到这些经过我们辛勤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成果，我也激动不已。
1951年春节，我和公司的人事科长谢建华同几位干部，到每个职工家里去拜年，到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去慰问。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工人们感动不已，工人们说：旧社会，资本家欺负压迫工人，根本就不把工人当人。新社会，共产党的经理过年还亲自来家里慰问，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呀。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
这年，中央制定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实行工商业改造，沙市的纱厂、油厂、电厂成为省直属的主要骨干工厂（当时武汉市是隶属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管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点。国内的工业建设刚刚起步，国际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几个月前，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新中国面临极其危险的局面。为了和平，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此时，我曾接到湖北军区王树声司令员的通知，让我随时准备赴朝鲜任职。好几年没打仗了，作为一个军人，我真想立刻回到部队，驰骋疆场，杀敌报国。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等到命令。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我回部队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那时候，我们这些接管地方工作的团级以上的军队干部，人人都带着武器，上级还安排随身警卫员，部队每年继续发放军装。回想起在延安，我也是脱离部队劳动、生产、学习，现在和那时也差不多呀。到地方来干工业，我总认为这是暂时的，上级会随时召唤我回去，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还在部队。作为一个军人，我以部队的作风管理着三个工厂，为了让随我一起来的军队干部学会管理工厂，我让警卫员周志芳下厂当了车间主任，上级又给我派了新的警卫员李高弟。在这段时间，我这个经理也在努力学习，虚心向工人师傅们请教，从工作中也学到了好多的知识，逐步掌握了从原料到产品，从设备到工艺流程的全过程。为了我们的新中国，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同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度过了无数个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
1952年的夏天，长江流域遭遇洪水，湖北境内水位不停上涨，武汉、沙市面临严重的洪水威胁。我们纱厂、油厂、电厂从领导干部到工人群众轮番上堤挑土加高加固堤坝。为了保住武汉，保住沙市，中央决定在荆州地区择地准备泄水分洪。
有一天，李先念省主席打来电话，说他马上来沙市，让我等他。黄昏时分，李先念带领十多位省里和部队干部来到我家。我一看，原来许多人都是我的老领导，有王树声司令员、吴世安和韩东山司令员，还有二十兵团的唐天际司令员（时任荆江分洪总指挥）。我张罗着给各位领导让座。李先念笑哈哈地说：“秦忠，你总吵着要回部队，这不干得很好吗！呵呵，建华人呢？”
“我让人去叫了，她马上来。”
李先念接着问：“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有几个孩子呀？”
“还行，我现在有三个孩子。”
李主席笑道：“呵呵呵呵，小秦，听说当年战斗中你受伤，在那里瞎骂国民党开枪打的不是地方。现在你还真能整，都有三个孩子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人们随着李主席略带粗野幽默的红安乡音哈哈大笑。
我让保姆阿姨将孩子们带来了。李先念指着大儿子问道：“这就是那个从华北来的，差点被我汽车轧着的那个儿子？”
我说是的，让儿子快叫“李伯伯”。
原来那是1949年春天，我随李先念南下，大家在郑州火车站集合。我带着儿子建瑛(影影)，孩子追逐小皮球，跑上了马路。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离孩子近在咫尺，戛然刹住，儿子吓得坐地哇哇大哭。我那时脾气火爆，三十岁才得子，儿子就是心肝宝贝，于是像老牛护犊般冲着吉普车大吼。没想到从车上下来的是李先念司令员，他笑眯眯地说道：“秦忠，脾气不小哇，看你还拔枪，想打我不成？”
当时我窘迫得无地自容。没想到李先念主席还记得那件事。
李先念抱起二儿子，我说这孩子是我们进城后在武汉生的，叫汉明，武汉解放了，武汉见到了光明。李先念说这名字好。两岁的二儿子一把拽下李先念的帽子。李先念笑着说，这儿子厉害，要是当兵准是块好料。保姆阿姨说：就因为厉害，大家都叫他“恶霸”。李先念闻之，哈哈大笑。
接着，他又抱起了刚半岁的三儿子。我说，这个叫亚平，亚洲要和平，不要打仗了。李先念诙谐地说：“你看这个儿子胖的，像个‘地主’。我说秦忠，我们革命这多年，开始打的就是‘恶霸’、‘地主’，你这个贫农怎么养了一帮‘坏东西’？”
人们都被李先念的风趣逗笑了。
李先念说：“小秦。你这屋里太热，搬张桌子和一些椅子，我们上大堤去坐。泡壶好茶哟！”
我们都上了大堤乘凉，望着波涛翻滚的长江，这些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将军们又谈到过去的烽火岁月，一直到了深夜。
第二天，李先念主席又来到纱厂，他让随行人员先回去，独自留在了我的办公室。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了解了工厂的生产，又到纱厂参观视察。中午时分，李先念对我妻子说：“建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去弄点韭菜来，我们包饺子吃哦！”
中午，大家乐呵呵吃了顿饺子。
那时为了工作方便，我很少回家，工作之余，多半时间都留在办公室里休息。前面办公，后面放张床就是卧室。午饭后，李先念说：“秦忠，你和建华挪个地方，我今天就睡你这张床了。”
后来，王任重副主席来厂视察，也在这间屋里住了三天两夜。两位领导住在这里听我汇报，与我谈心，指导工作，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给当年辛勤工作、艰苦创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要从旧中国的废墟上建设自己崭新的工业，无论从人力、财力、技术等问题来说，都是困难重重。那时，我们部队来的干部全是实行供给制，为了节约，都改成了包干制。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李先念主席亲自过问，并批准我和我母亲吃小灶。我看到国家经济困难，群众生活艰辛，就主动取消自己和母亲的小灶待遇，虽然用我和谢建华两人的包干费，要养活几个孩子和我母亲，生活负担确实不轻。
沙市纱厂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油厂、电厂进一步扩建，全国上下又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作为纱、油、电三个厂的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又要抓生产，又要搞运动，不光要负责企业的一切工作，还要参加市委的领导工作。当时市委的领导班子在胡震书记调走后，只有刘晋书记和四个委员，我就是委员之一。繁重的工作及责任压在我的身上，我只有一个念头：服从命令，努力工作，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1953年，省里领导让我带领沙市纱厂、马口纱厂和武汉市几个纱厂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去青岛学习管理和技术，因为当时青岛的纺织技术和管理走在全国同行业的前面，特别是为了去学习郝建秀新的先进工作法。青岛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临行前，李先念给任质斌①写了封信介绍了我的情况，青岛市委书记任质斌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青岛的纺织业情况，并将我带去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分配到当时的六个纺织厂学习。从青岛学习回来后才知道，国家纺织工业部计划在湖北荆沙地区建设年产二十万纱锭、一千多台织机的大规模棉纺织厂，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大型印染厂。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从沙市市委组织部的干部花名册中，挑选了一百多名干部，组成新纺织厂的领导班子和各处室的工作人员，并从荆州城以东到原美孚石油公司的几十里地段上组织钻探选址，同时成立临时技术学校培训了上百名学生。此时，为了培养干部，我送警卫员李高弟去医专学习，领导上又给我派了新的警卫员甘诗勤。
新纺织厂的建设分为两期。第一期要完成总计划的一半，同时扩建电厂和新建印染厂。为此，全体工程建设队伍发挥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工作极有成效。
1954年，湖北遭百年不遇的洪水威胁，全省人民投入防洪抢险。武汉的水位高达29.73米，这是历史的最高，处在九曲回肠、地势低洼的沙市所面临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了。长江在荆州地区再次泄水分洪，工农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新中国面临着如此严峻的考验，面对经济困难，国家决定大规模的新纺织基地下马，不建了。
这时，市长王锦川同志调往中央从事外交工作，省政府决定让我挑起沙市的重任，担任沙市市长。任命都下了，我一直忙于企业的具体事务，没去上任。省政府副主席王任重同志亲赴沙市找我谈话，面对即将承担的重任，我犹豫了，我是一个军人，是个当兵打仗的料，从未想过要解甲从政，于是向王任重副主席谈了我的想法。王副主席听了哈哈笑道：“秦忠啊秦忠，你从当纱、油、电三厂总经理那时起，就转业到地方了，你怎么老想着回部队呀！”
我惊愕了：“可我一直穿着军装，我是个当兵的。那总经理是李主席当时让我临时干一段再说的呀！”
王任重道：“秦忠啊，部队，你是回不去了。你要是不愿当沙市市长，那就调到省里去吧！”
1954年10月，我被调到湖北省工业厅任副厅长。从此，一直在湖北省工交战线上工作，直到1993年离休。
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军装，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从军人成为了平头百姓。当年戴着红五星的八角帽开始从军，当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我走过了我们革命军队跋涉、征战的全过程。捧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我最后一身军装，多少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凭着当年的布衣草鞋、小米加步枪，这支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屡建奇功。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为了解放，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们的英雄业绩明昭日月，天地永存。那些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军人，是战争的幸存者，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同样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时光飞逝，往事如烟。回顾党和人民在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展望党和人民在新世纪的伟大征程，我们充满信心和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带领全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奋斗，现已走进新的时代，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我们的人民更加幸福，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武装力量。在这与时俱进的时代，我这名普通的老战士倍感欣慰。
在这篇回忆录结束时，已是耄耋之年的我，无限深情地怀念那些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现已牺牲和逝去的战友们，他们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追念!我也无限深情地怀念我们的人民军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国人颂扬，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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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质斌(1915-1998) 山东即墨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南省委副书记，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信南第3团政治委员，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共河南工委书记，河南挺进兵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五师鄂豫皖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中原突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长、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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