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柳林车站已经忙碌了许多天，大批国民党军队乘着火车“轰隆隆”往南撤去，路过车站的列车为了能多装些部队，从车上抛下不少的物资。这年过年以后，国民党对柳林车站的控制也不似以前那样紧，对外来人口的清查也松懈了下来。虽然在柳林乡下消息闭塞，但凭着一个革命军人的直觉，我知道中国的战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战争胜利的天平已向共产党倾斜。我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通过当乡邮员的妻弟谢治良和那帮当保丁的穷兄弟，得知我军游击队的活动地点。我向岳父母道别，决定寻找我党的游击队。
向北急行，我终于在信阳北面的平桥找到了我党信阳县委书记段远钟。他带着一百多人的游击队活动在平汉铁路两旁，为迎接大军南下，正同国民党军作最后的斗争。
一年多在柳林隐蔽养伤，我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会儿终于找到了组织，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分。从段远钟那里我才知道：自中原部队突围后，经过艰难的1947年，我军从战略防御开始了全面的战略进攻，在全国各战场，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革命成功的基础，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同时我还得知，我中原部分突围部队已分别胜利抵达几个解放区。李先念司令员率领的部队，也改编为刘邓第二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目前已在江汉一带。豫北、豫东已全解放，驻马店都已掌握在我军的手中。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我再也呆不住了。为了尽快找到部队，我继续北上，段远钟派人送我直抵驻马店。在那里，我终于找到了信阳军分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余嗣贵，曾是我在延安中央党校时的同学，两人相见分外高兴，相互搂着端详了很久。余嗣贵说：“伙计，我听说了你的事，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我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眼泪夺眶而出，紧紧搂着余嗣贵不放。这么长的时间与党和部队失去联系，现在找到了部队，真像久别的孩子找到了家。为了找到原部队，我怀揣信阳军分区给我开的介绍信，辗转北上。经过数日的奔波，我终于到达了开封，不久前成立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主席邓子恢接待了我。邓子恢详细了解了我的这段情况，深情地说：“五师部队突围不易，你们用自己巨大的牺牲换取了现在我军的胜利。同志，你受苦了！”
此时此刻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眼泪尽情地流淌……
两年前，那血与火的战斗又浮现在眼前：跨越平汉铁路时地雷爆炸翻腾的硝烟；抢渡襄河时敌机呼啸着轰炸扫射；坚持鄂西北斗争时弹尽粮绝的艰难困苦。每场战斗，都有我们的战友和同志倒下……虽然我身负重伤，历经千难万险，与部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我还活着，我是幸存者，比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我是幸运的。组织上的一句暖人心扉的话语，已使我感动不已。
邓子恢随即写了封信派人送出。不久，李先念来了，见到原来的老首长，我上前敬了个礼：“司令员……”
李先念瞪大了眼睛，说道：“秦忠，是你呀？！都说你牺牲了，在晋城，追悼会都开过了。你还活着？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李先念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千言万语，两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当得知谢建华正在郑州时，组织上让我先去郑州见妻子，并且为我配了警卫员。警卫员周志芳即随同我去了郑州。
4月，我在二野第二野战医院的一间宿舍里，终于见到了妻子谢建华。自中原突围，夫妻分开已有近三年了，现在夫妻重逢，真是人间悲欢离合的一幕悲喜剧啊!那天，谢建华从外面回来，一进屋，她愣在那里怔怔地看着我。那一刻似乎世间的一切都静止了，好一会儿两人才缓过劲来。不知是悲还是喜，两颗心贴在了一起。有个两岁多的男孩抱着谢建华的腿躲在她的身后，露出一双怯生生的眼睛。谢建华拉着男孩的手，将他送到我的面前：“这是你的儿子，影影。”
“我的儿子？！我有儿子了！”我兴奋地抱着孩子转了几个圈，满腮的胡子扎得儿子吱哇乱叫。
平静下来后，我先告知了我突围后的情况，后来谢建华也讲述了她化装转移后的经历。下面就是谢建华娓娓道出的故事，它将我们夫妻又带入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1946年6月20日，我和“民大”①的学生张学明扮作叔嫂，以小叔子送嫂子回东北的名义离开了中原军区机关驻地宣化店。
那天我们走了一天，到了罗山的朱堂店，朱堂店还属解放区，我们就住在四十五团团部。第二天，向北走了大约几十里路就进入了蒋管区——我的家乡信阳县城。进城前，我们住在罗山与信阳交界的一个小山沟的独户人家，这是我们的地下交通站。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同志为我们买好了从信阳到安阳的火车票。第二天凌晨，他送我们走了二十里的山路天才亮。他指了路，让我们自己走到信阳车站。七点半，我们登上北去的火车。刚上火车，我看到一个姓潘的叛徒，他正带领敌人在车上搜查，乘他还没发现，我立即回避，藏身在厕所里，直到车停驻马店才得以摆脱，虚惊了一场。
6月26日，我们到达安阳，买了去石家庄的马车票，却再也没钱住店、吃饭。一路四天，我只吃了两块烧饼，一条黄瓜。此时，我和张学明只剩下一人喝一碗稀饭的钱了。当晚在马棚干草堆里坐了一夜。这一夜真长呀，硬是盼不到天亮呀!人又是高兴，又是害怕。高兴的是出安阳蒋管区不远，就是我们的解放区了；害怕的是前面沿途敌人的岗哨盘查特别严，我们情况不明，怕出问题。
27日凌晨，马车老板喊：“去石家庄的票，上车了！”
上车九个人中就有七人是我们化装转移的同志，大家心照不宣，装着互不认识。马车沿路走沿路被检查，但国民党的岗哨似乎查得并不严。走了二十多里，在蒋管区的出口处，哨兵仅仅只看了一下路证就放行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国民党的岗哨，心里还是特紧张。又走了几公里，突然对面来了一群穿便衣的人，头上都扎着白毛巾，其中三人别着短枪，四人背长枪。他们把马车拦下检查，让那八个人上了车，惟独留我一人不让走。张学明想给我说情，我也不知下面会发生什么，示意他不用管我，赶快离开。张上了马车，随那几个化装的同志走了。这群带枪的人上来三个，七手八脚从挎包里掏出绳子，不由分说将我捆了起来。我不让他们捆，就大叫大闹：“你们想干什么？！我是去石家庄的，为什么把我拦下让车走？你们放我走!明天买票你们得付钱！”
他们是什么人，我搞不清楚，我越不想暴露真实身份，他们越是怀疑，骂我是“女特务”、“女探子”。我毫不示弱，并装着不懂什么是“特务”、“探子”，就骂他们是“土匪”、“强盗”。这时他们就猛打我，并用枪托砸我。我想反正总是一死，就拼命反抗，用脚踹他们，骂他们。这帮人沿路连拖带拽，推推搡搡，奈何我不得。他们也来气了，说我这个“女特务”真难对付。大约走了几里地的样子，我看到村里民房墙上的标语写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时，我紧张的心情好像放松了点，觉得他们可能是自己人。我被五花大绑押着走了近十里路，来到一个村庄，进了一家院落。这时只有两个人看管我，另外几个人进屋去了。我的心突然又紧张起来，是不是要把我枪毙在这里？一会儿，先进屋里的那几个人出来，叫了一声：“把女特务带进来！”
听这样一叫，倒使我突然平静下来了。这是我们自己人！
进了屋，那墙后竟有一个地道口，我被押了进去。桌上点着一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我才发现这是个地下指挥所。里面还站着几个人，我环视四周，一眼认出一位穿军装的人是我们五师十三旅的李参谋。他见到我，一下子也呆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好一会儿才说：“怎么搞的？是你呀，小谢。快松绑！松绑！”
那几位穿便衣打我的人，也愣住了。
李参谋边给我解绳子，边说：“怎么搞的，怎么把自己人抓起来了？”
原来那几个穿便衣的都是我们的战士，他们面面相觑，说道：“亏得是参谋认识她，不然的话非把她当特务处理了不可。在路上她说自己是回东北去的教授夫人。一个大学教授的夫人，一无行李，二无钱，三无服装，头发又那样的短，所以看着不对头，便把她抓起来了。”
另一个战士说：“我们心里也在打鼓，她不像教授夫人，倒像个当兵的。可抓她时，她又踢又骂，厉害得很，国民党哪里有这么厉害的女特务呀！”
误会消除了，战士们一个劲儿地向我赔礼道歉。找到了组织，找到了部队，这比什么都重要，受那点委屈又算什么呢？！
当晚，我的腰疼得直不起来了。我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他们那样打我，用枪托砸我，确实受伤不轻。当时肚子痛得厉害，怕是动了胎气，已开始出血了。李参谋调来指挥车，连夜把我送到大军区医院。这时我的心里很平静，想到不管是死是活，总算回到自己的部队了。
那几天，我得知中原部队已经突围，心中也宽慰了许多。首长和同志们，你们辛苦了！秦忠，你现在在哪里？!
我们这些中原化装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同志们，时刻惦记着中原突围部队，也密切关注着部队的行踪。因为那里有我们的首长、战友，还有我们的亲人。我们每天都从电台打探中原突围部队的消息。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给我们莫大的鼓舞和欢欣，每一次战斗的险境，也增添着我们无限的担忧和牵挂。我们就在这样的日子中等待，倍受煎熬。在这样的等待、煎熬中，我们的孩子出世了。
1947年3月，在山西晋城休整时，有人在背后说：“小谢的爱人在桐柏战斗中牺牲了，她还不知道。领导说，不能让她知道，她的孩子太小了。”
这是我隐隐约约听到的，虽然我们干部队中有两个姓谢的，可我心里总怕不幸的事降临到自己身上。
中原南路突围部队在鄂西北建立根据地后，秦忠也一直没有消息。7月5日上午，家属队一队协理员黄宏儒把我叫去，对我说：“今天开大会，全体人员都要到，你就值班守电话吧！”
我当时想，为什么不留通信员守电话，却偏偏留我？是什么大会不让我参加呢？心里不平静，联想到平时隐约听到有人说“小谢的爱人牺牲了”的事，今天是不是开追悼会呀？越想心里越害怕，一股凉气从后脊梁骨窜上了头顶。于是，我顾不得许多，把门一关，抱起孩子三步并作两步地从北石店赶到了南石店。一进村就听到了哀乐，我的心似乎要跳了出来，双腿也迈不开步了。好不容易走到小礼堂门口，进去向左一看，第九名就写着“秦忠烈士灵位”。我只觉得天旋地转，眼睛一黑，不知怎样就倒下去了。后来听别人讲，我昏倒在地，别人把孩子抢接过去，怕把孩子摔坏了。等我醒来时，才知道自己躺在诊所里。我痴痴呆呆望着一个同志抱着我那未满八个月的孩子，大家都在流泪，我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喊道：“秦忠，你不来看看你的儿子了！”
李先念司令员主持召开中原突围团以上的牺牲干部追悼会后，特意来看望了我。8月5日，李司令员率领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由晋城开拔南下前，我强忍悲痛，和一些女同志一起也要求跟随部队出征，但未能获准。我们只有在山西晋城留守待命，那段使人倍受煎熬的日子，我时常如在梦幻之中，眼前好像总是出现秦忠的影子，为了纪念牺牲了的丈夫，我将孩子取名叫“影影”。
1948年10月下旬接到通知：五师晋城留守处、家属队剩下的原五师干部南下，跟在二野十纵队后面走，过黄河，到中原局组织部报到。当时干部大约有三十人，加上孩子和通信员及家属，共约八十人，我和任泊同志带队，她是队长，我是副队长。我们一行基本上都是妈妈和孩子，再就是勤杂人员，而且女同志都是爱人牺牲或下落不明者。那些丈夫活着的女同志，不久前都陆续带着孩子被接走了。说句难听的话，剩下的我们，都是“活寡妇”和“死寡妇”。“活寡妇”是未接到丈夫的死讯（未正式通知的），只是下落不明；“死寡妇”就是接到正式通知，丈夫已牺牲了的。到了开封，我和任泊先去中原局组织部报到，并汇报了我们三个月的行军和干部情况。仅过了三天时间，我们都分配到岗位上了。
我被分配到二野总后勤部政治部任民运干事。到单位的第二天，组织上又给我发了三块现洋的抚恤费，我当时讲：“南下时，组织已给发了三块现洋了。”
侯主任哈哈一笑，我不知他笑什么，他说：“小谢，你真是个老实人，现在发的是组织上的关心嘛！是为了照顾孩子的困难，不会说你多领。”
侯主任收住笑容接着说：“小谢呀，这算什么呢？人牺牲了，就值这三块钱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一点关心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向组织上讲。”
当我将这三块现洋连同上次发的那三块一起攥在手里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说什么好。
局势发展很快，二野总后随军继续南下，准备解放南京。我背着孩子，随机关行动，浩浩荡荡的队伍像滚滚洪流向长江边进发，我铆足了劲拼命工作。部队行至合肥，突然接到要我返回中原局组织部的电报：谢建华同志接电速返中原局组织部。你爱人已查明他在江汉军区独立旅任参谋长。
我惊喜万状，立即从合肥回到驻开封的中原局组织部。赵科长和郑奇英（郑位三同志的女儿）要我马上动身去江汉军区，并说：“秦忠已改名为秦辉燕②”我当时想：秦忠在那里工作，为什么不来接我和孩子呢？原五师到江汉军区工作的同志那样多，谁不知道我在晋城高干会上寻找秦忠的事，大家都非常同情我。为什么秦忠连问都不问一声呢？工作再忙也得派人来接呀！我对此疑惑不解。当时赵科长说：“这好办，发个电报请他来接你和孩子好了。”
组织部直接发电报通知秦辉燕。很快，秦辉燕回电说明：他不是秦忠，他也是黄安人，按秦氏家族辈派来说，他是晚辈，应该叫秦忠为叔叔。秦忠、谢建华同志结婚，他知道。组织上搞错了，他至今尚未结婚。听说秦忠同志已牺牲在桐柏山。请组织上征求一下谢建华同志的意见，如愿意来江汉工作，他可派人来接；如不愿意，请组织转告谢建华同志，若有困难需要他帮助，请她来信，他将尽力帮助。
这个秦辉燕又名秦振，一字之差，不是秦忠。
事情搞清楚了，突来的惊喜也随之而去。我想再回部队去，可原机关已跟不上了，中原局组织部只有将我另行分配到二野第二野战医院任指导员工作。这时，医院驻郑州。
此后，我对秦忠是否幸存，更不敢往好处想。
这天下午，儿子小影影拉着我到街上去玩，在一家小商店里买了一个小皮球，儿子高兴地玩起来了。正向店外走，看到街那边我的通信员王有根正在东张西望地找什么。我叫住他：“有根，你干什么这样急急忙忙的？”
他急忙跑过来，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快，快回去！家里来客人了。他叫你回去。他在看着墙上小影影的照片。我看他的模样像是小影影的爸爸。”
我听了后批评他：“胡说些什么呀？”
有根又说：“真的，你不信就回去看看嘛，可像小影影了！”
我惊诧不已，急忙赶了回来，这就见到了你。
谢建华平静地讲完了她的故事。夫妻俩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该有多少呀！
天黑了下来，夫妻俩有说不完的情，道不尽的意。这时门被推开，从外面风风火火闯进来一位女同志，洗白了的军装穿在身上虽有点显大，但英姿不减。我看似眼熟，可一下子没想起她是谁。谢建华赶紧招呼她：“小张，快进来坐。”
那女同志紧紧盯着我，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扑扑直落。她慢慢走近我：“政委，你不认识我了？”我仔细一看，是张银素，1943年我在太行一军分区任供给部政委，她是我们被服厂的管理员，我还是她和刘清部长的媒人哩!我惊喜万分，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她：“张银素，是你！你怎么在这里呀？”
张银素“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秦政委，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谢建华被眼前的情景弄糊涂了，诧异问道：“小张，你们认识呀？”
张银素抽泣着：“认识呀，他在太行时是我的政委，那时叫秦懋书。小谢，我原来问过你，可政委改了名字，我真没想到他是你的爱人呀！”
我赶紧拉张银素坐下：“小张，你怎么会在这里？刘部长现在怎么样？快给我说说。”
张银素慢慢安静下来，告诉我说：“我在外面听说谢建华牺牲的爱人活着回来了，就赶紧过来看看，没想到遇到的是政委。刘清现在是第二野战军的后勤部长，随刘邓大军南下了，最近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南京。我未能随行，就留守郑州了。也巧，正好同谢建华住一间房。不久前和谢建华聊天，见她只身带着孩子，才知道她爱人在桐柏山牺牲了。当得知她爱人姓秦时，我的心“咯噔”一下悬了起来，我想会不会是我原来的政委秦懋书呀!我问过谢建华，她说她爱人的名字叫秦忠。我还说过：‘那就不是了，那就不是了。’没想到呀，政委你改了名字，真没想到你死里逃生，我还能见到你。”
与妻子和战友重逢，其情乐融融。长期颠沛流离，我又黑又瘦，胡子头发老长。谢建华借来推剪为我理发，张银素打来热水为我洗脚，替我剪脚趾甲。使我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妻子的爱，战友的情，将我这个硬汉子都融化了。
5月初，接到通知，让我去开封开会，原来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当年12月改称中南局）成立大会，地址在河南大学内，当时留在后方的团级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前，大礼堂坐满了人，我和另几位原五师的同志在走廊上遇到了李先念、林彪和罗荣桓一行领导。当时在军中，林彪的名声挺响，大家都知道那是位赫赫有名的战神。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曾是我们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我离开延安回华北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林彪，他那瘦削的面庞没有表情，显得十分冷峻。李先念还是那样和善可亲，老远见到我就打招呼：“小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我上前向各位首长敬礼，李先念将在场的几位同志和我介绍给林彪和罗荣桓。林彪一一同我们握手，当介绍到我时，李先念特别强调：“秦忠，这也是我们湖北黄安人。从红军干起，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中原突围两次掩护主力部队脱离危险，特别能打。”
林彪握着我的手，回头对随行秘书说：“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这次大会上，宣布中央任命林彪为华中局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叶剑英为第三书记。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上海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不日即唾手可得。华中局成立大会刚开完，李先念派车来接我，说有紧急任务。我想肯定是让我回部队带兵打仗，于是急匆匆前去领命。李先念见到我说：“时间很紧，你先吃饭，吃完饭马上跟我走。”
“司令员，让我去哪里？”
“来不及细说，跟我走就是了。先去郑州把你爱人谢建华接到，我们一起南下，去湖北。”说着，李先念让炊事员给我端来了一碗稀饭和两个馒头。我喝了两口稀饭，嘴里包着馒头，就带着警卫员周志芳出发了。
李先念带领我们一行人从开封乘火车到达郑州。我先去二野第二野战医院找到谢建华和孩子，也来不及细说就带着她母子俩在郑州火车站集合，上了开往南面的火车。火车到达漯河，因南下铁路中断，后改乘汽车。
李先念乘着一辆美式小吉普车走在前面，我上了一辆十轮大卡车。与我同车的有李天中和他妻子孙淑英，还有罗世初、高秀玉两口子以及各位的警卫员。同行的还有警卫部队一个营。
汽车驶出漯河，颠簸前行。走舞阳，过南阳，到达樊城（当时从漯河到武汉还没有直通的公路，有些路段也不能通行汽车）。沿途的公路上都是我们的部队，那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似滚滚洪流，向南、向西挺进。看到这一切，我们心潮澎湃。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嘹亮的歌声、号声、汽车的轰鸣声、队伍行进的脚步声汇集在一起，形成一支雄壮的交响曲。
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我们的党和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蒋介石气数已尽，快完蛋了！革命就要成功了！
我们一行随李司令员日夜兼程，从樊城经孝感进入黄陂。5月下旬从武汉的北大门岱家山随着大部队开进了华中重镇——武汉。
国民党丢弃了统治多年的武汉，匆忙向南败退溃逃，武汉和平解放了。我们部队进驻武汉，李先念司令员对我们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流血牺牲，奋斗了二十年，革命终于成功了。打天下难，保政权更难。我们到了武汉，就是要管好湖北呀!”
到达武汉，我们先驻扎在汉口江汉关旁的日清洋行大楼，韩宁夫同志从武昌乘船来迎接李先念和我们随行人员。我们乘轮渡到武昌，先在蛇山附近的阅马场红楼住了下来，从野战军手里接防了武汉。没两天，我们一些随行人员搬往华英旅社，与李先念司令员分了手。不久，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去中原军区军政大学（后改名为中南军政大学）任二大队的大队长，学校驻在汉阳归元寺一带，我领命赴任去了该校。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军排山倒海般向南、向西进军，国民党丢盔卸甲向南逃窜，大片的国土解放。这些刚解放的地方急需我党我军的各级干部。为了接收和管理新的解放区，中南军政大学正在加紧培养和训练干部。
中南军政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均由军区首长兼任，张水泉担任副校长，余潜担任副政委。学校下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均有上千的学员，学员基本上是部队和地方连、营级干部，还有部分新招进来的进步学生。我大队根据情况又将学员分为三个中队。此时，谢建华任我二大队的机关指导员。学校集中学习政治、军事及我党相关的政策。学校后来迁至孝感。
10月1日，我们通过广播听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发出的声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人们欢呼、跳跃，学校的上千干部和学员汇成一片，像那欢腾的海洋。我心潮澎湃，我们党和军队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三座大山”，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元月，我接到通知，急忙赶赴第四野战军政治部接受命令。政治部梁必业主任找我谈话，让我去广州在新组建的中南军区公安纵队任副政委兼师政治委员。我接到任命非常兴奋，又可以带兵打仗了呀!
马上就要离开武汉去广州赴任了，湖北，我的家乡，多年的离别使我思念，短暂的归来使我眷恋!回湖北时间不长又要离开，真有点舍不得呀！我回黄安老家探望了老母亲，又逐一去向我的一些老首长和战友们道别。
见到李先念（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先念说：“秦忠，你小子也不告诉我一声，怎么说走就走啊！现在胜利了，全国都解放了，我们一起在湖北多好。你跛着个裸腿，去么事广州呀？！”
我说：“司令员，我就想回部队去，带兵打仗。”
李先念说：“我说你呀，去那里人生地不熟，还是留在湖北，我们一起干几好！”
我为难地说：“可命令都下了，我得服从呀！”
李先念哈哈笑道：“哎呀，这好办，我给梁必业主任打个电话，就说你另有安排，不去广州了。”说着话，李先念果真拨通了四野政治部的电话，就这样，我被李先念留了下来。作为军人，我一向服从命令，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这样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虽然我一直穿着军装，但从实际意义来说，留在了湖北，我将不再是个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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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大”，即“中原民主建国大学”。
② 秦辉燕（1917—1967），又名秦振，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保卫局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特派员，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长，冀南第一军分区独立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第一军分区镇(安)郧(西)旬(阳)支队支队长、政治委员，江汉军区独立第二旅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军区荆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一六七师政治委员，辽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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