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中原局的指示，突围到鄂西北的南路军与江汉军区部队，为统一军政领导和开展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工作，在房县召开了会议，决定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中共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
鄂西北区党委成立时，同时确定了创建鄂西北根据地斗争的方针，并决定成立四个军分区。以竹山、竹溪、镇坪、白河等地区为一军分区（简称两竹分区），下辖江汉警卫团和江汉军区三团；以兴山、房县、保康、宜城等地区为二军分区（简称兴房保宜分区），下辖一纵二旅；以荆门、当阳、远安及襄北、襄南等地区为四军分区（简称荆当分区），下辖江汉支队和江汉一团两个营；以南漳、谷城、房县、保康北部、均县和郧县南部等地区为三分军区（简称武当分区），下辖以我所在的一纵三旅九团及二纵第十五旅三、六、九大队，王海山任司令员、汤成功任政委、周凯任副司令员兼九团团长、颜东山任副政委、胡鹏飞任参谋长、秦忠任政治部主任兼九团政委。另三旅七团和江汉军区二团组成野战旅，作为军区机关直属部队，由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直接指挥。
鄂西北军区成立后，始终贯穿着敌之“清剿”与我之反“清剿”的斗争。尾随我南路军进入鄂西北的国民党军，调集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一八五旅、一九九旅，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十六旅，还有整编第十师第十旅、八十三旅，加上地方保安团共计七八万人对我鄂西北军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根据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鄂西北军区决定各军分区的战斗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游击活动，适时休整和进行个别扩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许多块游击根据地。野战旅作为主力机动部队，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9月中旬，根据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王海山、陈先瑞奉命率十五旅主力第三、第六大队从武当山地区出发，调离鄂西北去陕南归还第二纵队建制。第三军分区仅剩下我一纵三旅九团和十五旅留下的第九大队的两个营。第三军分区的领导也随即进行了调整，由汪乃贵任司令员、张力雄任政委、周凯任副司令员兼九团团长、王良任副政委、胡鹏飞任参谋长、秦忠任政治部主任兼九团政委。
9月下旬，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奉军区命令率部东渡襄河，回返大洪山重建根据地。四军分区司令员由军区参谋长张才千①兼任，率二旅四团及江汉支队等部在荆当远地区活动。野战旅不久就撤销了。
各军分区都面临着比自己力量强大得多的敌军，尤以竹山、竹溪的第一军分区和以武当山为中心的我三军分区为甚。为了对付敌人的“清剿”，军区刘昌毅副司令员率七团和原江汉军区部分部队，还有我三军分区部队一部，在武当山区运动作战。我三军分区以九团为骨干，几位军分区领导也分散率领部分部队。九团一营作为三军分区直属部队，由汪乃贵司令员率领，警卫着军分区机关；周凯副司令员带领三营在房县一带活动；我带二营以武当山为中心，活动在均县、房县、郧县一带的大山里。
此时，中原局指示：“凡我军活动到的地方应迅速建立政权组织。为了迅速建立根据地，必须用大力培植地方武装，以便将来部队集中使用时，仍由地方武装在该地区坚持工作。”随着各分区部队分散活动和创建根据地，9月上旬，鄂西北区党委即成立了地委、县委和各专县民主政府。第三地委决定成立均（县）郧（县）房（县）中心县委和民主政府，王良任书记兼任行署专员。为充实地方力量，我九团政治处主任胡恪恭抽调到地方任县长；九团参谋长贺佑三抽调到均(县)郧(县)民主政府任县大队大队长。由于斗争环境险恶，地方的县委及政府没有固定的办公地方，所建立的县、区、乡政权只是雏形。中心县委书记和县委书记都跟随部队行军。均（县）郧（县）中心县委书记王良和房县县委书记陶扬②还有军区卫生部部长叶果，就分在我带的二营，随部队行动。
武当山，位于鄂西北汉江南岸，西端与川鄂边大巴山相连，峰峦叠嶂，山势险峻，有上下十八盘、七十二峰、三十六涧之称，从峰顶俯瞰，沟壑山谷深不见底，山高林密，荆棘丛生。部队千里跋涉到此，初进山区，已十分疲惫。正当我军分散开展活动，创建根据地之际，国民党军以武当山为重点，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行动。武当山以东和东南面，有敌宋瑞珂整编第六十六师三个旅共三万余人；西面和西南面，有敌罗广文整编第十师两个旅共两万余人；北面是敌廖昂的整编第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两个团。此外，国民党郧阳专署及各县有十多个保安团，加上乡公所等乡保武装等，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
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日子里，我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武当山区山大人稀，经济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本来就苦，一年中有半年食不果腹。国民党的大量部队占据此地，我军的粮食给养就成了头等困难的问题。部队从老百姓那里只能买到极少的食物，经常每天只能吃一顿饭，那顿饭也就是土豆、南瓜、萝卜，有时连这些东西也吃不上。9月，正是秋雨绵绵的季节，山区的早晚已经很凉了。部队突围时正是盛夏，战士们都还穿着单衣，经过长途跋涉和战斗，许多人都已是衣不遮体。部队的“穿”已成了严重的问题，但最困难的算是鞋子了，部队在山里行军打仗，翻山越岭，涉水蹚涧，原本不多的布鞋几湿几干，鞋底鞋帮就分了家，走不了几天，大家的鞋都张口掉底。没有鞋就打草鞋吧，可根本没时间打，敌人天天在屁股后面追，部队日日不停地走，夜夜要迁几个地方宿营。部队疲劳之极，有的人行军都闭着眼睛，休息或宿营倒头就睡着了，根本都顾不上打草鞋。许多战士没鞋了，干脆光着脚行军，在碎石上走，在荆棘中趟，脚破溃烂，行军路上一路血迹。
部队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弹药得不到补充。没有根据地，就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枪支弹药打一仗就少一些。再就是部队伤亡大，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又无法安置，有的人伤口溃烂、恶化至残，有的安置后遇敌搜捕惨遭杀害。许多战士负伤，宁肯咬牙跟着部队拖，也不愿离队，这更迟滞了部队的行动，增加了部队的负担。
武当山区的敌情日益严重，为了掩护军区机关和配合各军分区的行动，刘昌毅副司令员率领七团牵制敌人，翻越武当山，袭击了均县老白公路以北的草店；消灭了驻守在均县的保安团的一个中队一百余人；在谷城石花街以西击退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团增援部队。七团在老白公路以北地区同敌周旋，三次拖着敌人翻越武当山的老君堂、紫霄宫。七团牵制敌人，为军区机关和我三军分区分散的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
我带领九团二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一路向南，但敌人整编第十师的一个团对我二营一直尾随。为了摆脱该敌，我们时而分散，以班排行动，时而集中，敌人也很精明，随着我们的变化而调整。我们集中他集中，我们分散他分散，致使我们后面的敌人总比我们多，我一个班，敌人就跟一个排，我一个连，敌人就跟一个营。因我们没有电台，分散后相互联络不便，只有靠人传信，这样的联络速度较慢。而敌人的一个团就有多部电台，且城镇、大村庄均为其占据，各个乡保敌人都设有电话，联络便捷。我们在所谓“棋盘”里转，日夜不停，致使部队被敌人拖得十分疲劳，总是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我营分散后产生了种种不利，受到一些损失，我们不得不集中行动。于是，我营便拖着这股敌人越房县，过保康，最后到达兴山以北。非常幸运，我们遇到了我军二军分区的两个连，两支部队同尾随之敌打了一仗。敌人像只被打伤的疯狗，向我二军分区的部队扑了过去。此时我奉命北返，日夜兼程又回到房县地界。
我带二营在武当山以南辗转数日，终于找到了三军分区机关。汪乃贵司令员一见面就问：“你还有多少部队？”
我说：“有些伤亡，但还是一个整营建制，三个连都在。”
汪司令员说：“你还真不错呀，这边打的太苦了。十五旅走了以后，敌人以武当山为重点清剿，一营作为军分区的警卫部队压力太大，分散作战伤亡厉害。你拨两个连过来吧!”
我说：“司令员说了算！”于是将五连和六连交给了军分区指挥。
9月下旬，鄂西北军区召开军事会议(具体地点我已记不清了)，到会的都是旅级干部，王树声司令员作了当前敌情分析。这时我才知道敌情如此严重，敌人五个正规旅的兵力加上地方保安团对我鄂西北军区实行“合围清剿”。敌人在军事上采取“棋盘战术”、“分进合击”、“反复清剿”等战术；在政治上搞移民并村，“五家连坐”，强化保甲制度，并建立盘查哨、传递哨、情报网；在经济上到处设卡封锁交通、控制商贸，妄图将我们鄂西北军区部队饿死、冻死、并消灭在武当山区。在这种形势下，军区领导也转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精神，要中原部队分散进行游击战争，继续在鄂西北和豫鄂陕边拖住和牵制敌人，为全国其他解放区部队的战略展开争取时间。
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讨论鄂西北部队的战略战术方针。有的领导同志主张把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其理由是分得越散，目标越小，利于隐蔽生存，便于发动群众，容易解决给养。我和刘昌毅副司令员，还有部分领导同志则认为：不能太过于分散，至少应以连营为单位行动，同时还要聚集一至两个团形成“拳头”，采取敌人分散我集中，敌人集中我转移的方针，主力部队跳到外线作战，军分区部队以连、营为建制控制政权，内外相结合，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在会上，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以我三军分区为例，讲了分散与集中的实战情况，我的意见就是部队不能过于分散。王树声司令员听着听着就黑了脸，“啪”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小秦，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反中央，中央叫越分散越好，你主张集中，这是什么意思？！”
我那不甘示弱的牛脾气又上来了：“我怎么反中央了？中央离我们那么远，这里的情况中央也不一定很清楚。我不反对分散，但不能分得太散。现在是打国民党，不是打日本人。这不是在华北，我们现在没有根据地，我们不能用打日本的游击战方法对付国民党。部队过于分散，我们没有那么多电台，更没有电话，通信联络极为困难，不便于集中和指挥。我们凭两条腿走路，人家的汽车总跑到我们前面，这样总是东躲西藏，被动挨打……”
“反了你，小秦，越说越不像个话！”王树声大发脾气吼了起来，两眼瞪得溜圆。
刘昌毅副司令员见势不好，拉着我就往外走。“懋书，走、走，外面去，我们谈谈……”
我被拽到屋外面。刘昌毅说：“懋书，其实我和你的意见一样，分得太散，部队就没法打了。中央叫分散，我们可以灵活掌握，你在那里硬顶，他搞毛了给你一枪，有你的亏吃。”
刘昌毅的一席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我这才想起，红军过草地时，我发犟脾气和王树声军长硬顶，差点就被他毙了。这次要不是刘昌毅拉我出来，没准真会挨枪子儿。
我被刘昌毅副司令员拉到屋外，没有继续参加会议。后来得知，鄂西北这次会议因大家意见不一致，军事上仍按现状，以各军分区根据情况决定分散与集中。李人林已率部东渡襄河，返回大洪山，重建根据地。军区参谋长张才千率二旅四团到达南漳，与第四军分区和江汉支队会合，接替李人林兼任四军分区司令员。野战旅的江汉二团分散活动在襄阳、保康、谷城、南漳一带，组成第五地委和第五军分区。原野战旅解散后，七团仍由刘昌毅副司令员率领，归鄂西北军区直接指挥。
记得1952年，我任沙市纱厂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时，李先念（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兼人民政府主席）、王树声（时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吴世安（时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时任湖北省军区参谋长）等领导在沙市视察荆江分洪工程，在荆江大堤上，这些当年率中原部队突围的领导们又谈起了往事。谈到鄂西北艰难的斗争岁月时，王树声司令员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小秦啦，几年前在鄂西北军事会议上，你的意见是对的呀，我拍你的桌子……”
我立刻打断王树声司令员的话：“司令员，那事早过去了，你就莫提它了，当时我那样说话也不对呀！”
李先念主席闻之插问道：“么样的？么样的？小秦，你说我听听。”
得知我们谈到当年突围和坚持鄂西北之事时，李先念哈哈大笑：“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活着就不错哟，好好建设我们的湖北吧！”
我的心头涌上一阵热潮，眼睛有些模糊了：这就是我的领导，这就是共和国的将军们，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多么赤热的心，多么坦荡的胸怀呀！
这些都是后话了。
1946年的冬季来临，鄂西北天气渐渐冷了起来。这里山大人稀，当地的人民生活原本就十分贫困，部队的吃饭、穿衣和伤病员的治疗都成了大问题。艰苦的环境使部队的非战斗减员逐渐增加，解决部队的冬衣和鞋子等给养，成了当务之急。刘昌毅率七团在武当山以西的大川、小川、茅塔、大木场一带活动。敌人发现七团是我军的主力部队，迅即聚集兵力从郧县、均县由北向南压来。我仅带着二营四连在武当山南麓打游击，沿途收拢了七团、江汉军区二团、还有我九团一营掉队、打散的人员共八十多人，我将他们组成一个连，这支队伍有了二百多人。敌人的一个保安团尾随着我们这支小部队多日了，相隔几十里也不打，像鼻涕一样粘着甩都甩不掉。
抗战时期，武当山乃至鄂西北都是国民党第五战区的防地，在此经营多年，建立了完整的政权机构，乡村也都建有完善的保甲组织，各乡镇均有电话通讯网。发动内战以来，国民党军和其地方政权联手对我中原突围出来的一纵实行了“清剿”。在军事上敌人由堵击改为分进合击，以保安团固守要点，或尾随我部队，以正规部队奔袭，采取“穿梭战”和“棋盘战”反复扫荡。以地方的乡保组织抓捕我军伤病和掉队失散人员，意欲消灭我有生力量；在政治上采取了移民并村、“五家连坐”、建立盘查哨、传递哨、情报网等手段；在经济上封锁交通、抢夺粮食。这种“清剿”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鄂西北，我们没有根据地，没有民众的支持，没有情报来源消息闭塞；没有粮草被服的供应，没有枪弹武器的补充，没有后方医院安置伤病员，更没有办法补充兵源。
面对极其险恶的形势，我们执行上级的命令，坚持在武当山一带游击，展开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记得我们到达水竹园一带，迎头遭遇敌军，本想打一仗闯过去。可一交火才发现敌军人数众多，火力十分猛烈，没过一会山炮竟轰了过来。这是敌人的正规部队，正面有这强敌，后面又有尾随的保安团，不能硬拼了。我命令部队迅速脱离战场，一路向西转移。敌军发现我们是支小部队，分数路展开追击。
我们一路狂奔，乘着暗夜，到达了伏龙山。这伏龙山与武当山遥相对峙，相距大约有几十公里，因山体高大险峻、海拔高于武当山因而得名叫赛武当。天亮时分，我们发现敌人近在咫尺，马上向山上转移。敌人追着我们打，我们不得不边打边撤。这一带的地形我一点也不熟悉，手边连张地图都没有，想着先上山，脱离敌人后再寻路下山。可这山越来越高，越来越陡，敌人追到半山，把我们逼到了山顶。敌军在半山腰停歇了下来，没有再攻击。我不知道敌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乘此工夫布置了警戒，让部队喘口气。
山顶上朔风呼啸，松涛阵阵，遥望周身的地形，几座山峰拱肩护背，气势磅礴，如矛似剑，刺透苍穹。而我们所在的山顶突兀耸立，后面是悬崖峭壁，无路可走。我试探着站在崖边朝下望去，那是深不见底的幽谷，惊出了一身冷汗。看来我们被逼到了绝境，只有拼死一战了。为什么敌人追到半山腰不攻击了呢？他们在等什么？我飞快地思索着，他们是在等后续部队，围困我们的敌人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不能全歼我们。他们在等待最佳的攻击时机。对！一定是这样！我思索着如何冲出绝境，大不了就是鱼死网破。
山顶上有座红色墙壁的道观，我想在突围前向观里的道士了解一些情况就走了进去。这座洪钧老祖道观看来有年头了，拱手抱拳见过道长，我压着满心的焦虑直言道，我军现在已被逼上绝境，准备拼死一搏，若在山顶战斗将会牵连众道，道观也恐毁于一旦，我们准备冲下山去突围，下山的路是否还有别径？
那道长说，这青岩顶仅有一条路上下，后面就是百丈悬崖，无路可走。我无可奈何准备告辞，道长却让我在真武大帝塑像前抽上一签。我哪有这个心情啊！出于礼貌，抽了一签递给了道长说，我不信佛，不懂道，见谅了。道长看过竹签将其背在身后笑了，说抽中了上上签，我一头雾水。道长说：道家讲求天人合一。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论，物有物性。贵军替天行道，人心所向，地为尊理，物为其用。官长自有天相，请随我来。
我随道长来到悬崖边，他手指崖下说此处无路胜有路，官长有胆否？我探望这百丈深渊，心里阵阵发紧说这怎么下得去呢？道长笑道，我观里有长绳，从这里溜滑可直通崖底，我曾数次下去过，到崖底后寻采药小道可一直出山。我心中一阵狂喜，施礼感谢，欲马上行动。道长说，现在太阳当空，山顶虽有树木，可崖壁巉岩裸露，现在下去极易被发现，不可不可，还是等到太阳落山吧！
我担心我们走后敌人上来发现我们了无踪迹会报复道长。道长说，放心吧，我自会善后。我和侦察连郑连长回观内仔细检查了绳索，谢过道长，返回部队要做准备工作。
我召集几位干部，讲明了我对敌人的判断和突围计划，考虑沿途收集的失散人员较多，决定暂不向大家摊出突围方案，几人一致赞成。我又召集全体人员作战前动员，我说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部队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一定把队伍带出去。现在除警戒外，所有人员休息待命，好好睡觉，养足精神准备战斗。
队列解散了，可战士们都没有走远。人们虽不知山下敌人的情况，但都预感到了形势非常严重。焦虑惊恐，忐忑不安的神情在一些人的脸上闪现。我知道这时候只有干部们的从容镇定才能稳定军心。我叫来几位干部，席地而坐，掏出我自己用纸糊用笔画的扑克打起了百分。我们故意“啪啪”地甩着扑克，若无其事地喊叫着。战士们都默默围拢过来。好一会，我说，大家都去休息吧。我听见有位班长劝大家离去，并悄悄对战士们说，不用担心，你们看政委和头们都在打扑克，他们心里有数，不用害怕，他们一定有办法带我们冲出去。战士们慢慢散去，我们继续打着扑克。虽然表面镇定，可内心十分焦急，抬头看着高悬的太阳，心里想着日头怎么还不落下去呀？！真是急死人呐！不觉后背一阵冰凉，冷汗浸湿了军装。
太阳西沉，敌人还没有动静，我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后续部队没有赶到。当落日的余晖抹红山顶的松树时，我下达了命令：从百丈悬崖处开始突围！道长将长绳牢牢拴在两棵老松树上，将绳索抛下山崖。战士们信心十足，挨个握绳下滑。我几乎是最后撤离崖顶，拱手抱拳谢过道长，就顺绳滑下去。这悬崖也真是太高，不知道下滑了多长时间，双手磨破了皮，终于到了崖底。队伍乘着暗夜在沟壑深谷里探行，向北、向北，我们终于突围成功。
在反“清剿”战斗的日子里，面对气势汹汹的敌军，我们用敌进我进的战术，向北从敌人的缝隙中穿插过去，越过老白公路，到达了汉水和老白公路间的地域。因敌正规军已朝南向我七团扑去，这一带仅剩下敌人地方的乡保武装和少量的保安团，我们的压力相对较小。敌人正规部队南移，汉江以南、老白公路以北成了敌兵力空虚的薄弱地带。我武装力量积极活动，地方政权组织也在开展工作，当地的敌政权乡保甲长们也见风使舵，明里应付国民党军队和政权，暗地里为保全自己也给予我党我军方便，为我们做些事情。
一天，一直随部队行军打仗的县委书记陶扬要下去工作，说是下去后会派人与我联络。为了陶扬的安全，我特地让人找来了当地的保长，交待了有关事项，并让他保证陶扬书记的安全。
陶扬离队后一直没有音讯，我两次派人去，都未联络上，那保长也不明下落。后传闻，陶扬书记被敌人捕获并杀害。我感觉事态严重，陶扬下去工作只有该保长知道，我认为陶扬书记被捕，一定和这个保长有关，于是决定找那保长算账。
没过两天，我侦察员就将那保长抓获。我二话没说，决定枪毙了他。战士们将他押到野地里准备执行死刑。那保长不知为何要杀他，惊喊怪叫地大呼冤枉，说是死前一定要见我。战士们向我报告，我让押了上来。那保长一见我就跪地大叫：“秦政委，我冤枉呀，我没干坏事，你为啥要杀我？要杀总得让我死个明白才好，我上有老下有小……”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两手撑地不住地磕头。
我气不打一处出：“你个裸日的，你还不明白自己干了啥坏事？我们的陶扬书记已被你们抓去杀了。陶书记下去工作，这事只有你晓得，不是你是谁？我不杀你杀哪个？！”
保长一下子抬起头，睁圆了眼睛，愣了半晌，忽然疯癫般地大笑起来：“我死不了，我死不了……”
我们感到奇怪。他缓过劲来接着说：“我的政委耶，你冤枉我呀，我没有出卖陶书记，他现在好好的，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地方，很安全，不信，你可以派人去接陶书记。”
我半信半疑，决定先扣下这保长，派人接陶扬。没两天，派出去的战士回来报告说：陶书记在那里，因生病不能回来，就写了封亲笔信给我带回来了。
我看了信，确认是陶扬的手迹，这才相信了那保长。于是让人松绑放了他。那保长见面就对我拱手施礼。我安排了一桌饭为他压惊，该保长此后为我党我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敌情相对减轻的情况下，我带领的二百多人武装，为发展我们的政权配合地方工作，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广泛地接触社会各界，甚至三教九流。在这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大后方，群众也逐步了解了我们。
记得有一天，我和侦察连郑连长、警卫员，还有七八个战士赶路，路过一小镇的饭铺，就进去讨水喝。当时饭铺里已坐有十多人，也在喝茶。我进了店堂，同人们打了招呼，就选了旁边的桌子坐下了。警卫员谢少清站在我的身后，郑连长坐在我的右边，其他的几个战士就坐另一桌。店老板张罗着生意，给我们斟茶。
说来也巧，当时我屁股右边长了一个火疖发炎成疔疮，不得不用左半边屁股坐了半边板凳。哪知坐在店中另一张桌的一位壮年汉子见状，便向我拱手说道：“小弟不必拘礼，请坐正。”
他这一说，店内的其他人都离座退到墙边站立。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是怎么回事。
还是郑连长机警，他悄悄在我耳边说：“政委，他们是洪帮的人，说话的人肯定是老大。在帮规里，老大在场说话，其他人都不能正坐，你这种坐法应该是老五了。他叫你坐正，你就不用客气，尽管坐正好了。”
我这才想起，侦察连郑连长是豫西南的人，在家时曾参加过洪帮，懂得他们的规矩。我忍着痛，呲着牙，坐正了。却见一帮汉子上前对我拱手施礼，有叫我“五叔”的，也有叫我“五爷”的。我赶紧站起拱手还礼。
那为首的壮年汉子开口道：“看得出来，小弟不是本乡人，但也是我们帮中的。没想到共产党里也有我们的兄弟，遇到你，开心！”
我一头雾水，全由郑连长去应对。将错就错，还是把这“五爷”当下去。当得知我在军中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时，为首的老大甚是高兴。他并不明白这是多大个官，只觉得一个团长都要管上千号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能管团长，就真了不得，想不到洪帮还有在军中做大官的人，大有光耀帮会，长脸门风之喜。于是，他推举我为帮中的“红旗大爷”。郑连长告诉我，“红旗大爷”的地位在帮中很高，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才能担此职任，“红旗大爷”用不着管帮里的事，老大以下的首领和帮员尽孝尽职后，“红旗大爷”只要赏钱派饭就可以了。这时，为首的老大把我拥到上座，下面一群洪帮帮员对我三扣九拜。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就当上了洪帮里的“红旗大爷”。
紧跟着，他们叫来酒菜摆宴祝贺。那年月，老百姓的生活很苦，也没什么好吃的。上菜了，有人高叫：
“青龙一碗。”我一看，就是一碗清炒豇豆。
“元宝一盘。”就是蒸芋头。
“卧凤呈祥。”这还是道正经菜——红烧公鸡。
一碗黄酒一碗饭，同洪帮交了朋友。洪帮的帮员兄弟多是穷苦百姓，后来我们有许多困难也都是这些洪帮兄弟相助，有了他们的帮助，信息灵多了。
一天，部队探清了敌情，决定奔袭花果园乡公所。我率二百多人连夜急行军四十里，乘敌不备，打它一个措手不及，消灭了二十来人，俘虏了一大串，我无一伤亡。我们缴获了物资钱财，将俘虏全放了，当夜又返回了驻地。由于洪帮兄弟给我们送了许多准确的情报，我们二百来号人的小部队游刃自如，在这里活动没有受到损失。我这“红旗大爷”当得十分轻松，用不着费太大的劲，要做的也就是请客吃饭，派发“银子”。反正这些钱都是打敌人乡公所缴获的，给了穷人也不为过。
11月上旬，部队乘敌不备打了黄龙乡公所，缴获也颇丰。我们用缴获的银元买了土布和棉花，准备解决自己的冬衣。在洪帮兄弟的帮助下，布和棉花买来了，我按每人一件棉衣的布和棉花分给大家，并说：人人动手，自己做棉衣。二百多号大男人弄来了针线，可没人会做棉衣。我请来当地的大嫂、大娘们帮忙，先将那籽棉用竹条子抽打松蓬，挑去棉籽，将白土布放入草灰水浆中烧锅染色，布料一锅锅煮好后，再拿到河里漂洗，然后晾干。在乡亲们的指导下，战士们絮棉缝制冬衣。我在裁剪时遇到困难，对棉衣的领口不知如何下手，警卫员谢少清，拿了只瓷碗反扣着比划裁剪，算是开了领口。几经改缝，棉衣是做好了，可领口开得太大，穿在身上都露出了半截前胸，我找了块布塞在领口，算是解决了问题。不管怎么说，这棉衣总比单衣抵寒。
穿上了新棉衣，大家十分高兴，干劲十足。在洪帮兄弟们的帮助下，我们又奔袭了茶店乡公所，这一仗又歼敌十多人。因没有敌人正规部队撑腰，那一带的乡保武装还没见到我们，早已闻风而逃。就这样，我们没费太大的劲，没有受到损失，就解决了给养问题。
我们二百多人的部队在老白(老河口——白河)公路以北活动了近两个月。11月中旬，洪帮的兄弟告知，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从东向西开来。我们在桐树沟附近见到敌人在墙上写的大标语：“活捉刘昌毅，消灭第七团”。于是，我猜测，刘昌毅副司令员带七团一定就在附近，我们决心找自己的主力部队。
东面传来隆隆的炮声，我判断这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在同敌人战斗，于是命令队伍火速东进，迎着炮声一路急驰。枪声能听见了，从老乡那里知道这是均县的娘娘山。
冲入炮火连天的战场，我见到了刘昌毅副司令员。
刘昌毅见到我喜出望外：“伙计，你来得正好。手上有多少部队？”
“两个连。”
“好，马上进入阵地！敌人已三面把我们包围。阙子清打了一天。你去南面那个山头堵住敌人，我们今晚突围。来不及说了，快去！”
“是！”我带领部队扑向阵地。
山头阵地已是一片焦土。敌军又发起攻击，像蛆虫样拥了上来。七团的一个连打得非常艰苦，手中已没有子弹，同冲上来的敌人拼了两回刺刀。我们增援后很快将敌人压了下去。遮天闭日的硝烟笼罩着整个阵地，初冬的太阳在硝烟中显现出一个白森森的圆盘。太阳落山时，我军发起反击，整个部队开始了突围行动。我受命带领这两个连掩护主力杀出重围。我们二百来人抗击着两千多敌人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四连张连长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我得知七团突围后，按命令撤出阵地向西转移，跟随主力尾进。从俘虏口中得知，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和整编第十师的一个旅已向我们扑来。我部队迅速西进，抵达了郧县的茅坪一带。为防备敌军进攻，部队不得不在茅坪一线构筑防御工事。
敌人三个旅严密封锁了老白公路各个要道，防止我们从老白路以北向南转移，并用四个团的兵力对我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我带领的两个连汇入七团，由刘昌毅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战斗异常激烈。我们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在战斗间隙，七团团长阙子清找到了我，我们两个从红军时期就在一个部队的老乡、战友又相见了。
“伙计，你的队伍这样整齐，都有棉衣穿，不错呀！”阙子清羡慕地说。
我这才注意到七团指战员许多人还穿着单军装，可那哪叫军装呀，早已是褴褛之衣了，使人不由得鼻子一阵发酸。
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敌军认准七团是我军的主力，于是调集一个旅的兵力，日夜围追堵截，还有其他的部队协同封锁，妄图一举消灭七团。七团几乎是天天打仗，日日行军。原和江汉军区二团组成的野战旅撤销后，七团和我三分区十五旅九大队的两个营一起活动，这支部队连续作战，减员太大了。此时，我们一千多人被敌军围困在茅坪、马蹄沟一带，形势十分危急。
敌人又一轮的进攻开始了，炮弹呼啸而至，整个阵地一片火海。在敌猛烈炮火的攻击下，我们的伤亡不断增加。我和阙子清并肩战斗，带领部队顽强抗击，将冲上来的敌人打了下去。在战斗间隙，阙子清和我约定，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俩无论谁牺牲了，对方一定要将口信带回黄安老家。
此时，刘昌毅副司令员为难地对我说：“懋书，七团打得很苦，减员太大，现在干部多，战士不够。七团干部编制都在，我不好给你安排呀！”
我说：“司令员，只要有仗打，你不用给我安排什么职位。”
“那好，我和你商量个事，你把队伍交给我统一指挥，你先带一个班设法突出去，去军区找王司令员（王树声），我带队伍打出去后去武当山，再向南靠，同军区会合。”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突出去！”
刘昌毅副司令员写下亲笔信，介绍了我作战的战绩和保存的实力及解决了棉衣、掩护主力后将部队交给了七团等情况，让我将信带给王树声司令员。
刘昌毅满脸胡茬，一身尘土，站在前沿阵地的硝烟烈火旁像座铁塔金刚，他那被枪弹打豁的嘴说话仍关不住风，破成碎片的单军装早已看不出颜色，并不壮实的身躯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我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脱下自己那领口大得可露前胸的棉军装，披在他的身上，便带着警卫员谢少清和八个战士离开七团。刘副司令员让一纵卫生部赵基魁部长跟随我们一起去找军区。此时，我们从敌人的结合部穿了出去，一直向南进入了武当山。
我们十一个人在武当山区的深山老林里转悠，怎么也找不到军区机关，也找不到我三军分区的部队。后来才知道因敌情严重，我军区机关一直没有固定的位置，这时早已向南转移了。
我们一帮人在大山里寻找部队，寻找军区机关，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还要时时提防敌人。12月的武当山非常寒冷，天降大雪，漫山皆白。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边走边扫雪，掩盖我们的足迹。在这深山老林里，我们全靠树皮、葛根充饥。偶尔遇上人家就讨点苞米煮粥吃，大家便欣喜若狂，有时泡点黑木耳煮煮就是上乘佳肴。我们找不到村寨时，只好露宿在雪地里，拣些枯枝燃火取暖。长时间行军作战，身上的衣服被汗水和雨雪浸湿无法换洗，浑身上下生满了虱子。成团的虱子掉进火里“噼啪”作响，同志们都说这叫“革命虫”，身上没有这“虫”的就不是革命者。大家胸前烤热了再烤后背，这情景就像当年红军长征时一样。有人说这比长征还苦，长征只是自然环境艰苦，现在除了自然环境艰苦外，还有敌人的追杀。
在深山老林里转悠了一个多月，多次遇见我军各部被打散、因病掉队的战士。由于我们急于寻找军区，担心非战斗人员多了拖累这支小部队，易暴露目标，因此未去收拢这些人员。在山中，我们几遇敌军，打了就走，两次甩脱了敌人的追击，但警卫员谢少清负了伤。走出武当山区，我们终于在保康地域找到军区机关和王树声司令员。见到首长和同志们真是倍感亲切，大家高兴得直淌眼泪，那种喜悦的心情好似孩子找到了亲娘。
高兴之余，我得知此时的敌情相当严重。鄂西北军区机关及一、三军分区因形势所迫，已相继南撤至保康、南漳、远安、荆门及当阳一带。
1947年1月上旬，我得知阙子清带领七团一营在均县、房县和谷城交界的乌牛观一带被敌军的一个团包围。七团一营与敌激战竟日，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打散，部分人员冲出包围圈，阙子清等不幸被俘。我为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担心，阙团长生死未卜，我的心无比沉重。
北风呼啸，暴雪狂卷，中原突围的南路部队困陷在莽莽的山野中。环境异常残酷，部队许多官兵因冻饿而死，非战斗减员严重。敌人的“清剿”仍在进行，我们能够坚持吗？！武当山的旌旗还在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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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才千(1911—1995),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副营长、营长，红三十一军第二七九团团长，红九十三师副师长、师长，红四军参谋主任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七七○团团长，豫西支队司令员，河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旅长，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江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江汉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武汉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② 陶扬（1915— ），原名陶锡西，河南滑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编辑，京（山）应（城）县委宣传部长，云梦县委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京山坪坝工委书记，云梦县委副书记，公安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湖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湖北省委统战部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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