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团刚成立不久，干部配置也不齐，团长刘孝德①、政委秦忠兼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赵康、团部参谋王顺吉。全团共有九百余人，分三个大队。学员是新四军五师各部队的营级干部，还有地方的区、乡级和少数副县级干部。战斗部队只有警卫连和侦察连，全团的武器装备多是步枪和少量的冲锋枪，仅有三挺轻机枪，大多数学员都配有短枪。同其他野战部队相比，我们的武器装备太差了。
团长刘孝德，此前是湘鄂赣军区东军分区参谋长，不久前也才调来，他年长我两岁，为人正直厚道，打起仗来有勇有谋。我从军多年，原都是在首长身边工作，像这样作为政委同团长一起单独带领一个团，还是第一次。刘团长在延安已结婚，对单身汉的我，像老大哥一样给予了许多关照。我俩很快就熟悉了对方，并成为配合默契的好搭档。
7月上旬，根据中央的意见，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要以三个月的时间，继续南进到达湘粤地区，与我广东的东江纵队直接配合，发展南方局面。王震率南下支队主力从咸宁的茶地铺地区出发南下，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征程。
此时的局势非常微妙。日军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因兵力分散，战线太长，在盟军的打击下，元气大伤。中国人民坚持持久的抗战，迫使日军深深陷入战争的泥淖，不能自拔。华中地区的日本占领军此时多滞守在据点里不常出动，而那些黄协军少了其主子的撑腰，也不敢大肆活动。敌人除占据了重要的城镇及交通线外，大片的农村地域没有日伪的踪迹。只是那些打着抗日的旗号、背地里与日伪相勾结的国民党顽军和地方土顽武装，还敢在鄂南地区为非作歹。
王震主力南下后，张体学十四旅（两个团）、王震主力留下的第三支队和我们湘鄂赣军区干部教导团，这几支正规部队控制着鄂南的局势。我们此时的任务主要是打击国民党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
为了便于我教导团同上级联络，师部给我团配备了一台十五瓦的小电台，平时直接同张体学旅联络。这部电台由报务员、译电员、装备员三人负责，他们携带这部电台，日夜跟随着刘孝德团长和我。
过去我没有单独带过队伍，身边只有警卫员和马夫伴随。这会儿除了警卫员钱忠先、译电员小陈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觉着奇怪，问小陈：“小陈，怎么我走哪儿你到哪儿，老跟着我干什么？”
“政委，我们随队电台就是这样，首长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部队与上级的联络一刻也不能中断。”
这时，我才知道这部电台的重要性，由于教导团是单独活动的，这部电台就成了我们惟一的对外通讯联络的工具。我让警卫连派出一个排护卫这架宝贝。
8月中旬，我团驻扎在大冶。这天，译电员小陈风风火火撞开门跑进了屋：“报告政委，我收到了好消息，日本投降了。”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你说什么？”
“日本鬼子投降了！”小陈气喘吁吁，那张娃娃脸兴奋得通红。
“放你妈的屁，这仗还没打完，你怎么知道？”我以为小陈在开玩笑。
“你不相信，你自己去听。”小陈拉着我就跑。
我满心疑惑，跟着小陈去了电台。小陈将耳机塞给了我。
我戴上耳机，听到了里面的广播声。那是国民党方面的广播电台，它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八年了呀，小日本也有今天。抗战八年，我们终于让日本鬼子投降了。
刘孝德团长正在下面连队检查工作，我马上让小陈告诉刘团长，并令参谋王顺吉立刻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以确定部队的行动方向。
就像漫漫长夜，人们盼着出太阳一样盼着胜利，今天，这胜利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人们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全都愣在了那里。转眼间，全团的指战员和驻地乡亲们都知道了这一消息。有人高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整个村庄沸腾了，铜锣、铁桶、锅碗瓢盆，兴奋的人们抓到什么就敲响什么，大家哭呀笑呀闹呀，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很快，我们就接到五师师部的命令：“日本投降，形势变化很快，你团留驻鄂南。任务：一、掌握敌情，宣传抗战胜利。二、收拢我鄂南各中心县委的地方部队，充实武装力量。”
根据师部的命令，我教导团立即与各地方部队联系，先后收拢了鄂（城）大（冶）王表总队、阳（新）大（冶）中心县委的桂平总队。
王表，原名姜浩南，江苏丹阳人，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威风凛凛，但性情文静，颇有几分书生气。1938年入党，在黄石组织群众，拉起了抗日队伍，曾任鄂（城）大（冶）的工委书记、鄂(城)大(冶)阳(新)总队的政治委员，后任总队政委。王表总队有六百多人。这几年在游击战中从鬼子和顽军手里缴获武器，装备了自己，拥有重机枪、掷弹筒等。
桂平，原名陈寿涛，安徽桐城人。1935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曾任黄（梅）宿（松）工委书记、阳（新）大（冶）工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桂平总队的四百余人在大冶的铜录山附近编入了我教导团。
合编后的教导团有一千九百多人，武器装备也增加了不少，甚至有了两门小炮。我和刘孝德团长任命王表、桂平为教导团副政委。
日本投降后，华中的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民党军为了争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从大后方和原防区日夜向我各解放区运兵。我华中解放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东屏南京，西钳武汉，北阻蒋介石向我东北、华北、山东各解放区增兵的通道，因此，它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心腹之患。由于路途遥远，国民党军陆续抵达的部队尚不能控制整个华中地区。各据点的日军逐步汇集到几个中心据点不再出来，等待中国军队受降。伪军自日本投降后拒不向我人民武装投降，摇身一变，受编成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这些过去的伪军现在成了国民党的保安团、乡公所武装，他们与国民党顽军一道独霸一方，鱼肉百姓，还不时挑起事端，袭击我新四军，枪杀我伤病员和地方干部。遵照上级指示，我教导团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底，我团打了江西修水白沙岭的伪乡公所，消灭伪军一百多人。9月初，打了阳新县的刘仁八镇，接着又打了阳新县的浮屠街伪保安队，歼灭其三百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
人们庆祝胜利的欢笑还挂在脸上，内战的阴云已布满天空。
9月，国民党几十万军政人员向华中重镇武汉拥来，重兵占据了华中地区的交通线和重要城镇，明目张胆地对我军发起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中央命令王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速从粤北返回中原，与我新四军五师会合。我教导团奉命接应南下支队北返，积极准备船只护送其北渡长江。教导团派出的侦察员遍布鄂南，沿湖沿江收集船只，探听王震南下支队的北返消息，以便接应。不久接到情报，由罗通和张仲翰所率的十四旅一部已与王震南下支队会合，并从梁子湖乘船成功北渡长江，进入了鄂东地区。
国民党为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火速向我华中解放区调兵遣将，运兵的飞机不停地在武汉周围的飞机场起落。我团侦察员报告，国民党军每天就有一个团的兵力抵达武汉，这些部队再陆续向周边开进。很快，国民党部队占据了整个湘鄂赣地区。
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毛泽东同志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新四军五师的鄂南部队遵照统帅部的命令，陆续撤出鄂南，移师鄂东。此时，我们也收到李先念司令员的电报：“刘秦，任务已完，北渡长江。”
我们教导团是五师最后一支撤离鄂南的部队。几年来，新四军五师经过艰苦奋斗，在鄂南建立了较巩固的根据地。日本投降时，我军正处在大发展时期，鄂南这片饱浸着人民和烈士们鲜血的土地，是我们从敌伪手里夺过来的，是我们亲手创建发展的根据地，是我们长期坚持抗战的胜利果实，现在要撤离鄂南，放弃这片根据地，我们实在难以割舍。面对国民党军日益进逼的严重形势，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障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党我军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不得不撤出鄂南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10月19日，教导团渡过梁子湖，撤至离长江不远的谭家桥，准备从那里北渡长江。是夜，我团成两路纵队行进，明月高悬，似水的月光撒满大地，田野里黄澄澄的稻菽在微风中摇曳，这是成熟收获的季节。每过一个村庄，乡亲们都出来送行，男女老少夹道目送着部队行进。没有歌声，没有话语，只有部队行军的脚步声。乡亲们默默地往战士们手里塞莲米、菱角和鸭蛋，偶尔有战士停下脚步喝上一口水，又去赶部队。人们的心情非常沉重，乡亲们在叹息，许多战士眼里闪着泪花。我骑在马上默默无语，千头万绪涌上心头。鄂南，多么好的根据地，多么好的人民!我们留念这片美丽的土地!再见了，鄂南! 再见了，鄂南的父老乡亲们!
部队在葛店和华容间的江边登上了大帆船，这些船只原是为王震的南下支队北返长江准备的。南下支队已另择路渡江，这些船只为我团渡江派上了的用场。
葛店驻守着国民党军的一个团，也许因情况不明，他们没敢出动。我们拉起樯帆，木船乘风破浪向江北驶去。鄂南在深黛色的夜里远远地留在了我们身后，对面是星星点点的渔火，洒落在长江北岸。长江是那样平静，只有江涛轻轻拍打着船舷。微风鼓着船帆，我们向江北驶去，沿途未遇任何阻碍。
帆船来回数次摆渡，教导团全部抵达长江北岸。在长江北岸，也有一个顽保安团，见我们人多势众，也未敢轻举妄动，眼睁睁看着我团浩浩荡荡向新洲的涨渡湖开去。
在涨渡湖，我遇到了原湘鄂赣军区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罗通。罗通说，他正奉令将组织湘鄂赣游击地委，重返鄂南。他正在筹备组织，调动干部，指名要去王表和桂平这两位原在鄂南工作过的干部。我们为合编后任命不久的这两位副政委送行。罗通用涨渡湖的鲜鱼款待了我和刘团长，大家还在一起照相留念。
教导团离开涨渡湖后到黄安（今红安）、礼山（今大悟）一带活动。在礼山马吼岭接到师部命令，鄂东教导团与我湘鄂赣教导团合编，改番号为“鄂豫皖湘赣干部教导团”，刘孝德任团长、秦忠任政委兼党委书记、石天华②任副团长、白相国任副政委、简佐国③任参谋长、王启瑞任副参谋长、赵康任政治部主任，学员编为三个大队，战斗部队为两个大队。两个教导团合编后，学员和战斗部队共有近三千人。整编后的教导团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开始了鄂东地区的游击作战活动。
此时，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和王树声的河南军区、冀鲁豫军区第八团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军区成立后，将主力部队整编为两个野战纵队：王树声的河南军区部队及王定烈第八团编为第一纵队，原五师主力和三五九旅编为第二纵队。同时还建立了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我教导团更名为“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
一天，王震司令员让我去见他。见面后王震详细询问了我教导团的近况，并告知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在路西（指平汉铁路以西），有大的战役任务。军区已决定教导团留在鄂东地区，目的就是牵制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属下的第一九九旅。宋瑞珂的这个整编师实际上是个整军编制，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是国民党军中的王牌部队。
王震说：教导团还不是野战部队，学员占了一半，战斗力有限，兵力和装备同敌人相比有极大的差距。教导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牵制该敌人不许其西去增援，为我主力减轻压力赢得时间。
王震告诫我一定要当心，不要同该师发生正面接触，不要硬碰硬战斗。教导团配备电台，要伪装成教导旅的番号，袭扰牵制敌人。最后，王震说，我交给你一个人，安排在你团，这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你代以照顾。王震让警卫员从屋外带进一人。我定睛一看，是个半大的孩子，看模样也就只有十五、六岁。王震说，他叫毛楚雄，你叫他小毛吧。我那边马上要打大仗，放在你这里我放心些。你的摊子大了事情多，可以将小毛交给你团的戈凯，让他来管吧。看来上级已经有了安排，我执行就是。
回到教导团，我将小毛安排在四队，按上级的要求，交给四队的指导员戈凯照顾。由于教导团的战斗和学习事务繁杂，此后，我去看了小毛几次，基本都是戈凯在负责。小毛表现很不错，是个懂事的优秀青年。1946年春节后，中原军区来人将小毛接走。
1960年，戈凯从长沙来武汉开会，我们见面了，戈凯才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他的原名叫毛泽普，是毛泽东的堂弟。并告诉我，当年的小毛，毛楚雄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的孩子，毛泽覃1935年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战斗中牺牲。毛楚雄一直在湖南老家随外婆长大。受毛泽东之托，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时，将毛楚雄带出。南下支队到了湖北黄冈将毛楚雄交给了我，小毛在教导团战斗生活了3个多月。中原突围时毛楚雄随北路部队行动，在陕西宁陕县不幸牺牲④。
此时，鄂东军区张体学的独立第二旅转战于豫鄂交界的大别山区，我们干部教导团和少量的地方部队也坚持斗争在鄂东地区。我们携带那台十五瓦的小电台直接与中原军区联络，遵照军区的命令在鄂东地区牵制敌人，同敌人周旋。
鄂东地区位于大别山的南麓，教导团就在礼山、黄安、(黄)冈西一带活动。我是黄安人，大别山是我的家乡，我年少从军跟随部队离开湖北，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南下回湖北都快一年了，整日行军打仗，无暇顾及回家。终有一日，我抽空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黄(安)麻(城)交界的竹林畈。然而，我所见到的家已是残垣断壁，空无一人。湾里有几个乡亲认出了我，告诉我家里的情况。
当年红军离开根据地后，国民党军及地主还乡团清乡、“围剿”，对苏区人民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茅草过火，石头过刀，屠杀了大量的红军伤病员、我党地方干部和红军家属。我的当游击队队长的叔叔不幸被捕，惨遭杀戮。年幼的弟弟被敌人扔进火里，活活烧死。哥哥秦懋保是当年的红军连长，在七里坪战役中身负重伤，回家疗养，红军撤离根据地后，由于敌人的追查，在家呆不住了，出去要饭，不知身在何方。母亲背着最小的弟弟，躲过敌人的追杀，不敢回家，流落外乡，一直没有音讯。面对残破坍塌的破旧老屋，我暗暗发誓：这笔血债一定要让敌人加倍偿还！
离开家乡十多年了，没想到家破人亡，竟是这个样子！家乡给我的感觉是那么的亲切，又是那么陌生。
在北方生活了十多年，刚回到湖北时竟一点也不适应。在北方吃惯了小米、包谷、山药蛋，来到湖北吃大米却像遭罪。大米这东西真不叫粮食，吃到肚里几个屁一放就没了，肚子里总是空落落的。北方来的战士煮不好大米饭，不是生就是糊，真不如那馍来得方便痛快。有大米吃已算不错，战士们的干粮袋时常空瘪瘪的，只有吃那些发了霉的红薯干。我因水土不服，时常闹病。这大米和红薯干折腾得我肚疼拉稀，不管白天黑夜，屁股门就像关不住的阀门，臭屁不停，稀屎不断，隔不一会儿就蹿一阵。好汉经不住三泡稀呀，我拉稀简直拉脱了水，浑身没劲，骑在马上蹬不住劲就从马上摔了下来。
在鄂南时，桂平见我身体不好，就将他身边的警卫员刘传甫介绍给了我。小刘跟随我后，不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寸步不离，随身背个为我准备的药罐子。小刘和我原来的警卫员钱忠先一到宿营地，就忙着为我生火熬药。鄂南的蚊虫多，那时条件差，没有蚊帐，被蚊子叮了就发疟疾（打摆子），高烧烧得我满嘴燎泡，闹起冷来，盖再多也捂不热。我病得骑不住马了。那马也挺不住呀，南下支队过太岳时，陈赓旅长送我的这匹枣红马，在鄂南时吃那带壳的稻谷也绞肠拉肚，瘦成了皮包骨，我不忍再骑它。刘孝德团长身体也不好，可他像老大哥一样照顾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看我病重，就让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我行军。到了鄂东，因缺医少药，我的病更重了。在礼山的九房沟，人几乎病死过去，人们从屋里将我抬到外面准备安葬。昏沉中，我苏醒过来，看见大家都在哭，迷糊中问大家哭什么，大家见我醒过来真是又惊又喜。在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下，重病的我几次摆脱了阎王爷的索命。
国民党军的进攻一天紧似一天，部队日夜行军打仗，我在担架上度过了病中最危急的时光。在与敌人周旋的日日夜夜里，我都在担架上同刘团长一起指挥着部队。在刘团长、白相国副政委和警卫员刘传甫、钱忠先的关心和照顾下，我的病情逐渐好转。抬担架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全团上下都知道政委病重。许多次在行军途中，当抬担架的战士换人休息时，部队匆匆从我身边走过，我支撑着同战士们打招呼，战士们的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到了我的担架上。那些慰问信虽是只言片语，可它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鼓励着我战胜病魔。直到现在，每每想起当年的情景，心头仍不住涌起阵阵热潮。
在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下，我的病终于好转，人也恢复了活力。
内战的阴云愈来愈浓，国民党军不停地从大后方调兵遣将，仅鄂东地区就开进了两个师。这些都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装备和数量都占了优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教导团不能与之硬拼，所以我们在鄂东地区不停地移防，避开敌人的锋芒，寻找机会打击弱敌。
大别山的天气逐渐寒冷，部队急需解决冬装。我们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在礼山(今大悟)县二郎畈打了敌人的乡公所，消灭了一些敌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和物资。此后又打了敌人的给养，解决了部队少量的棉衣，但大部分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单鞋。部队在寒冬里行军作战，非战斗减员逐渐增加，我和刘团长心急如焚。
白相国副政委在上两次战斗中带领部队打敌人的给养，尝到了甜头，他准备继续沿用老办法去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一天，侦察员报告，大悟山发现敌后勤部队。白相国决定带两个连和学员队去打这股敌人。我和刘团长获情报后仔细研究，认为这股敌人同以前的不一样，从装备和数量来看，疑是敌正规部队，估计战斗力不弱，如果我们这样盲目去打，恐怕会吃亏，于是决定将部队撤回来。待我们派出通信员传令时，白相国副政委带领的三百多人已与敌人接上火，战斗激烈，敌人蜂拥而至，兵力大大超过了我们。这一打，才知道打的是宋瑞珂整编第六十六师的一九九旅。他在正面用一个团拖住我们，又分兵迂回，想实施包围。刘团长见势不妙，急令部队撤回。这一仗我们有些伤亡，还有三个战士被俘。
一九九旅全是美式装备，在鄂东盲人瞎马般地乱撞，并不摸我们的底细，原来一直以为我们是一个旅，所以死死盯住我们不放，几次堵截，都因我团迅速转移而扑空。大悟山这一仗下来，他们从我被俘人员那里了解了教导团的一些情况，于是，四处张贴布告缉拿刘孝德和秦忠，并称提头来见，赏大洋各一万元。同时还诱降刘团长和我，称若投降过去，将封赏什么司令。布告贴满了礼山、黄陂、黄安各县。我部侦察员见到这些布告就撕掉或用石灰水涂擦，刘团长和我都说不必擦了，让敌人去贴吧，他们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
敌人摸清情况后加紧了对我团的围攻，我团不停地转移，有时一夜要挪两个宿营地，形势越来越紧。敌人对教导团围追堵截，我们日夜行军与敌人兜圈子，将敌人两个师牢牢牵制在大别山南麓，为我中原军区野战部队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机会。我主力部队在桐柏战役中打了几个大胜仗。李先念司令员来电对我团制掣敌人的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教导团在鄂东地区为吸引敌人，不仅以军事行动加大动作，在政治宣传上也大肆张扬，部队每到一地就刷标语、贴布告，政治部的宣传活动从未停止过。记得有一天在冯家河，敌一九九旅分兵两路，分进合击，堵截我团。我战斗部队已同敌人交火，前面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刘团长命令学员队立刻出发，从敌人两路部队的间隙穿插过去。各大队在紧急行动，我去连队检查，竟看到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杨阳正带领学员队的一群女学员在扭着秧歌。前面的枪声像炒豆子一样爆响，敌人的炮弹“呜呜”地呼啸而至。我急得大叫：“都什么时候了？敌人打过来你们还扭个鬼！赶快撤离！”
杨阳吐了吐舌头，带领那些学员们随部队撤离。她们刚出村庄不久，敌人的炮火就轰到了刚才扭秧歌的地方，村里腾起了一片火焰。
像这样惊险紧急的经历，教导团遇到了好几次。
11月底，天降大雪，这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大悟山区一片皆白，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国民党军一九九旅进犯并占据大悟山。
一天，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一个加强连因风雪太大被困在山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与刘团长商量准备奇袭，消灭敌人。我团战斗部队两个连迅速出发。途中，侦察员返回再次报告：山上的敌人不知何故，一个个晕头转向，上吐下泻，疑是食物中毒，全连失去了战斗力。部队不怕山高路滑，向山上疾进，冲进敌驻地时，只见整个敌加强连的近二百来号人都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我们不费吹灰之力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九挺，步枪、冲锋枪和卡宾枪近百支及大量子弹和大量的军用物资。敌人瘫软在地，失去了战斗力，我们一个未杀，放了他们的生路，由他们去了。我部两个连，人人都背上缴获的战利品下山。因风雪太大，山高路滑，还有许多东西带不走都抛在了半山。就这样，我团无一伤亡，缴了敌人一个加强连的械。
1946年的元月上旬我团侦察员报告，有一支大部队分几路纵队向我们开来，不清楚是敌人还是我们自己人。我让侦察员查明情况再报。刘团长命令教导团戒备，随时准备战斗或转移。我团侦察员遇上了我军十三旅的侦察员，原来是我中原军区野战主力部队，正经礼山去河南光山作战略转移。我教导团前去迎接，并为主力部队布置驻防位置。但大部队匆匆而过，没有停留，身后留下浓重的滚滚尘烟。我们立刻发报请示中原军区我团如何行动。很快，李先念司令员回电：“跟随大部队尾进。”我们紧急集合，日夜兼程，相距大部队约一天的距离，尾随其后，到达光山。
部队在光山还未住下，李先念司令员来电话让我和刘团长速去司令部领受任务。我俩带领作战参谋王顺吉和警卫员，策马去司令部见到李司令员。进门后我们向司令员敬礼，李先念同我们握手，连坐都没让就命令我们：“情况紧急，命令你部在一天内轻装前进，迅速占领广水以南、花园以北的地域，构筑工事，完成布防。下一步任务听令。”
我和刘团长速返教导团，部队立即开拔，拼命向西南方向的广水急行军。全团的行装全部都丢了，一路跑步，轻装前进。快！快！快！
我们按时抵达这一地区，与当地的反动民团接上了火，很快打垮了民团。刘团长部署部队相继控制了平汉铁路以东的地方。各大队构筑工事，加强防御。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元月13日国共双方签定了停战协议。日本投降后，打了四个多月内战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双方以现有的地域驻防，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我教导团控制的广水至花园一线、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域，成了与国民党军对峙的前沿阵地。
枪声停了，仗没打了，停战令生效后进入了所谓的停战时期，其实这停战时期并不太平。国民党部队经常出来滋衅骚扰，我部遵命严守驻地，绝不放第一枪。没有枪声的日子似乎非常平静，多年来就没有过，这平静倒让人感到有点无所事事了。
我们教导团的团部驻扎在汪洋店谭傅湾。有天，团领导和政治部的几位同志聚在一起。石天华、白相国、赵康等人开着玩笑，刘孝德团长拨弄着火盆里烧得红红的木炭对我说：“政委，我看你该结婚了吧！”
他们说的结婚对象指的是我认识不久的一位女同志——谢建华。
我难为情地说：“谢建华和我商量过，仗不打完，不和平就不结婚。再说，我们认识时间不长……”
白相国打断我的话：“现在仗是没打完，停战也算是暂时的和平呀!你老大不小了，这事要办，我还等着喝喜酒哩!”
宣传干事杨阳笑道：“政委，我这红娘当上了，这喜酒不能让我等久了哦!”
提起这红娘，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我湘鄂赣干部教导团从鄂南北渡长江后，与鄂东教导团合编，干部战士也多了起来。白相国副政委的妻子、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杨阳，性格直爽开朗，热情活泼，不论在哪儿，同谁都可以混得稔熟，干起工作来泼泼辣辣、风风火火，像个假小子。有天，杨阳告诉我，她的同乡同学谢建华来了，谢建华是学员队的学员，我并不熟悉。教导团合编后有近三千人，下面的干部和学员到团部来公干的人不少，我也未在意。几天后，部队宿营，我在政治部刚布置完工作，谢建华来看杨阳，杨阳将谢介绍给我。我们握了手，没谈几句话，我有事先走了。尔后，白相国、杨阳两口子来我房间，杨阳说：“政委，我给你介绍一位女朋友，好吗？”
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并未在意。对恋爱，我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白相国见我踌躇不定，笑着说：“政委，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刘团长告诉过我，你心里还想着延安的王慧，对不？”
白相国的话激起了我对王慧的思念。离开延安南下有一年多了，在战争环境里，天各一方，无法联系，至今也没有一点音讯。平时行军打仗无暇顾及，这会儿停战了，经白相国一说，思念之情油然而起。
白相国接着说：“延安离这里千里之遥，你们并没有约定好，也不知何时你们才能见面。到那时，人家还不一定能等着你。现在这边行军打仗，你的身体也不好，总得有个人照顾呀。这也是组织的考虑，你说呢？”
白相国的话也不无道理，我自参加革命就将自己交给了组织，组织替干部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这在部队也是常事。我听了白相国这半真半假的话，也犹豫不定，答应考虑一下再说。
他们夫妇俩抓得紧，不两天就逼我表态，并介绍了谢建华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说谢革命坚决，肯学习，为人善良。还介绍说谢建华随三五九旅的南下支队一直打到湖南、广东，不久前才返回鄂东，分到教导团，她是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中仅有的七名女同志之一。听到介绍，我心中暗暗佩服谢建华，我知道南下支队转战千里，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在那血与火的战斗中，一个女同志能跟随部队走完全程，是非常了不起的。
谢建华，芳龄刚好二十岁，河南信阳柳林人，出身贫寒，是个佃农的女儿，排行老大，下面有几个弟妹。她从小就在柳林车站以提篮小卖、捡煤核为生，尝尽人世辛酸。谢建华的父亲谢香久，为人豪爽仗义，在当地贫苦农民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同情共产党，为掩护我党地下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谢家成了我党我军地下武装的秘密接头点。1936年，年仅十一岁的谢建华成为我党在柳林地区的秘密地下交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柳林作为平汉铁路上的一个要点被日军占据，我党的地下组织在柳林坚持隐秘活动，顽强地与敌斗争。此时，谢建华成为该地区铁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不久参加了新四军五师的工作。
原来谢建华同我一样，年少就投身革命了呀!我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油然产生一种敬佩之情，于是我说：“我同意了，还不知人家愿不愿意。”
杨阳拍着胸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白相国说：“既然你同意了，就给谢建华写封信，我去做工作就没问题。”
我说我原来先后谈过两个女朋友，从来就没写过信。
白相国打趣说：“你那哪叫谈恋爱呀，谈恋爱是要写情书的。这样吧，我给你打个草搞，你誊抄一遍，让我带去。”说着白相国从口袋里掏出早已拟好的草稿。
我一看那草稿，就傻了眼。在部队虽学了点文化，通常也就是写个报告或命令什么的，那点子墨水，同“情书”怎么也联不上。草稿中，有些词句我根本不懂，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海枯石烂不变心……”
白相国夫妇硬是让我照此草稿誊抄，拿着我写的“情书”去找谢建华。我和谢建华见面以后才知道，开始她并不同意与我谈恋爱，杨阳从中作了许多工作，她才答应考虑考虑。建华后来告诉我，她在学员队就听说了我的一些情况。最让她感动的是，她在行军途中见到我生病躺在担架上，仍同刘团长一起指挥着部队，战士们的慰问信像雪片样铺满了我的担架。二十多岁的人能这样领导部队，并受到部队上下一致的爱戴与尊敬，确实让人敬慕。
我们开始接触了，但由于行军、打仗、工作忙，也不常见面。白相国对我说：“政委，这事你得主动呀，总不能让女同志老来找你吧!”
我想：也是呀，白相国说得有道理，我应该主动些。于是，我写了个便条，让警卫员刘传甫送给谢建华，约她黄昏时在河边的树林里见面。太阳落山时，我去了河边，见到了谢建华。
那年月，男女谈恋爱十分拘谨，加之在部队，我是首长，谢建华是学员。此时，她拘束不安，一直默默无语。我主动询问了谢建华一些问题，这一问一答就像上级同下级谈话。为了打破僵局，活跃气氛，我让谢建华坐在一棵倒伏在地的大树干上，尽量谈些轻松的话题。我问谢建华有何特长，她说她会绣花，参加革命前，常替人绣枕套、围裙，赚些工钱贴补家庭。谢建华又问我会些什么，我说：“我会打枪！我的枪打得好，全师射击比武，我得第三名。”
谢建华抿着嘴乐：“当兵的，枪打得好，这是本分。”
“那我、我、我还会唱京戏。”我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些什么，这句话怎么就冒了出来。
见她睁大了眼睛，我就得意地说：“我在延安学的，给你唱一段《甘露寺》。”说着就一板一眼地唱开了：“……长坂坡上一声吼，吼断桥梁水倒流。这一班虎将哪个有，还有诸葛用计谋。……”谢建华坐在树干上悠荡着腿说：“这个不好听。”
“不好听？那我、我就再给你唱段《苏三起解》！”
谢建华吃惊地问道：“我不懂京戏，可是我知道《苏三起解》是青衣唱的，你个大男人会唱这个？”
“当然会啦，你听着。”我得意地背对着她，双手举在胸前做了个被枷锁锁住的动作，捏腔拿调地开唱：“苏三离了洪桐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又扭捏地走了几步花旦步，就听谢建华已经笑噎了气。回身看，那倒伏的树干上没有了她的身影，原来谢建华笑翻了，掉到那树干的后面去了。
我们恋爱了。实际上，部队不停地行军打仗，我们接触的时间并不多。我俩商定：不和平，不结婚。
《停战协定》签定后，国共双方暂停了一切军事行动，出现了短暂的和平。这时，农历正是腊月，部队和老百姓都忙着过新春佳节。我团驻守的平汉铁路东的大片地域，这时也出现了相对的平静。那天，教导团的领导们聚在一起开会，会后，刘团长对我说：“政委，我看你该结婚了吧!”
此景回到了上述的那一幕。
刘团长像老大哥一样为我的婚事两边做工作。他告诉我，昨天我下连队后，团里已向上级报告我欲结婚的事，并将谢建华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报了上去。中原军区组织部已批准我俩结婚，团政治部已将批复信送达谢建华所在的学员队指导员戈凯。
正说着，谢建华手持批复函来团部找我。只见她火冒三丈地把那批函拍到桌上：“你搞的什么名堂？！结婚报告为什么不让我签字，就报告上级了呢？”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事我也是才知道，完全是团里各位领导为我俩作的主。经刘团长从中说合，众领导劝解谢建华，这一误会才消除。同志们说办就办，结婚的事就这么定了。大家商议要热热闹闹地请几桌，决定当天下午就举行结婚仪式。
黄昏的时候，谢建华来到团部。那时部队条件艰苦，谢建华在队里与学员陈泊两人共三条裤子。要结婚了，她把好点的那条裤子留给了陈泊，穿着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来参加婚礼。一进门，刘团长皱着眉头，直咂嘴：“建华，参加婚礼怎么能穿白鞋呀？”
“我没有别的鞋，就这一双呀!”谢建华为难地说。
不知谁出了个点子：用红纸黏糊在鞋上不就解决了!
新娘子虽穿着破旧的军装，但干净整洁，那英姿飒爽的身影和被冻得红扑扑的脸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婚礼十分简朴，证婚人是刘孝德团长，团里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到了场，下面连队和学员队的代表也来祝贺。几盘家常菜，一罐子地瓜酒，加上几斤炒花生，算得上丰盛的婚宴了。同志们送了些平时自己节省下来的毛巾、袜子作为贺礼。大家高举粗瓷碗，道出诚挚热烈的祝酒词：“祝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祝你们幸福！”“祝革命早日成功！”
婚礼简单而热闹，大家欢聚婚宴，致以亲切热烈的祝贺后，很快告辞散去。
隆冬的寒风吹着窗棂嘶嘶作响，那高高低低的呼啸声仿佛是欢快温馨的小夜曲，老乡特地为我们准备的红烛“噗噗”爆着烛花，燃着火红的光焰，一盆炭火映亮屋角，屋内春意盎然。就着老乡的旧木床，我们铺上新稻草和我牲口驮行李的马褡子，将就着简单铺盖，相拥而眠，度过我人生亲切温馨的新婚之夜。
为了严格执行停战协定，我中原解放军谨守防地，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然而，和平是短暂的，蒋介石停战是假，利用停战调兵遣将企图灭我亡我是真。国民党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围攻，大量的兵力日夜不停地调集、割裂、围困我部队，中原军民陷入异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为求生存，我军不得不同蒋军以及假调处暗支持蒋介石的美方代表谈判。
面对严峻的局势，中原军区精兵简政充实作战部队，随时准备突出敌人的包围。5月，我教导团接到命令，以王海山⑤为旅长、汪乃贵为副旅长的十五旅来我地接防。我和刘团长将防区阵地移交给了十五旅，王海山旅长惊愕地说：“你们一个团的防区如此之大，人员有三千多人，这简直就是一个旅呀。”
交接防地后，我团奉命解散。学员和战斗部队分编到其他部队，团级干部到中原军区干部大队等待分配新的工作。
我在教导团整整一年的经历，同刘孝德团长并肩战斗与生活，带领一支部队牵制着敌人的两个师（旅），与敌顽强斗争。在那敌情严重、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和刘孝德、白相国、赵康、石天华、简佐国等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就在叙述这篇有关教导团的回忆文章时，惊悉当年的好战友刘昂（刘孝德）同志因病不幸在南京逝世，心情十分沉痛。当年教导团团级领导同志都已先后作古，我深深地怀念他们。他们每个人的鲜活的形象，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战士和学员们的笑脸，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段过去了的战斗岁月和战友情谊，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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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孝德（1915—2002），又名刘昂，江西吉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九团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二军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营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副团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分队长，湘鄂赣军区东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团长，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华北军政大学高级干部队队长、副总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三十二步兵学校校长，南京步兵学校校长，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空军军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② 石天华（1910—1982），湖北大悟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十三师第三一八团排长、副连长，独立团代理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礼山四姑墩区委书记，经扶县委书记，（黄）陂（黄）安南中心县委指挥部指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鄂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副团长，鲁中军区警卫第一团团长，山东泰安独立团团长，江汉军区供给部副政治委员，湖北军区运输处处长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农林厅棉花改进处处长，湖北省水产局副局长、水产厅副厅长。
③ 简佐国（1915—1988），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一师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三十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新疆摩托部队大队长、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军委警卫营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大（冶）鄂（城）总队总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参谋长，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洛北支队支队长，第二野战军辎重部队第一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公路局副局长兼运输公司总经理，湖北省公安厅治安处处长，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查长。
④ 1946年，中原北路突围部队到陕南商洛后，国民党邀请我军派代表到西安去谈判。中原军区领导知道这次“和谈”是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又一个花招，但考虑到谈判代表是和平使者，又是国民党邀请的客人，沿途不至于出现大的波折，遂决定毛楚雄以首长警卫的身份，与张文津（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组成谈判小组前往西安。8月7日，他护卫着首长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了。然而，反动派是从来不讲信义的。8月10日，谈判小组行至宁陕县东江口，即被国民党驻军第六十一旅一八一团扣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惟恐中共和谈代表到西安后揭穿“中原战祸”真相，遂下令一八一团团长岑运应，将扣压的中共代表“就地秘密处决”。当天夜里，毛与两位首长和一位带路的农民，被活埋在东江口城隍庙后石坎下的水渠旁。毛楚雄牺牲时还未满19岁。
⑤ 王海山（1911—1990），湖北武汉市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排长、连长，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红二十八军第一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豫东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河南信阳挺进队参谋长，天汉指挥部指挥长，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副旅长、旅长，鄂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五旅旅长，桐柏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华中铁路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人事厅厅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湖北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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