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校，我见到了陈赓旅长，他告诉我，太行来的干部大都分在党校四部。毛泽东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我们四部的主任是张邦英。
我们四部第五支部住在大砭沟，五支部的学员有四十多人，相互之间，大都原来认识。黎光、丁先国、岳朝胜、林恺成、张立国、周光策、刘汉才、彭传清、刘朋和我都在第一组，黎光任组长。
中央党校不像我们师部轮训队，也不像“抗大”。在轮训队和“抗大”，大家集中住宿、生活、学习，有制度约束，也有作息时间安排。中央党校似乎不像个学校，它一不正式上课，二不天天下操，连住宿都是分散的。也许学员都是团以上干部，所以党校对学员的管理并不严格，学习是靠自觉，除了中央首长和一些领导常来讲课时大家集中在一起外，平时都是分散学习，以自学读书为主。
中央党校下发了许多文件和书籍，我们都要认真学习，还有很多都是毛泽东主席的文章。记得有《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反对党八股》等等。在学习的基础上，我们都要对照检查，清算错误思想，澄清模糊认识，提高自觉性。党校的学习实际上就同整风运动连在了一起。
整风运动是1942年在我党全面展开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目的在于通过普遍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克服和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思想基础。
除了延安，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我们在太行时也学习了中央精神，同时开展了整风运动。由于太行处于敌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日军的“扫荡”，实行反“扫荡”斗争，从军事上打击日伪军；同时也为巩固我抗日根据地，与天灾、虫灾作斗争，与根据地群众一道，坚持生产，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物资匮乏的困难。因此，我们在太行根据地时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和感受不深。
来到延安，我系统地学习了我党我军的历史，从我党诞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各根据地红军部队的反“围剿”，到各红军部队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从我党多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不同时期我党的发展，到西安事变后的各党派团结抗日至今的全过程及党内曲折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我逐渐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逐渐认识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逐渐认识到什么是真马列主义，什么是假马列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形而上学、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关于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自参加革命后，我在不同的时期都学习过一些，但都不全面，不深刻。惟独在延安，才使我从理论上真正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只有将真正的马列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的革命获得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
刚到延安时住在招待所，我们这些从太行前线来的人，对延安什么事都感到新鲜。那时候，延安随处都可以见到扭秧歌的，哪里的锣鼓一响，我们就跑到哪里凑热闹。在窑洞里哪儿呆得住呀！
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演戏演节目也多。可中央党校礼堂演戏都是为中央首长和外来人士安排的，我们普通学员进不去。
一天，比我先来延安的战友贺立宝来看望我，我俩见面谈天说地，十分亲热。贺立宝问我：“你想看京戏不？”
“当然想看！可我们进不去呀？”
“走，走，你跟我走。包你有戏看。”
贺立宝拉着我向中央党校大礼堂走去，在大礼堂门口他让我等着。我说：“你要等谁呀？”
贺立宝神秘地笑笑说：“你不用管，等着就是了。”
好一会儿，从枣园那个方向走来一群人。等近了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等一行人。贺立宝迎了上去，在毛主席跟前敬了个礼。毛主席握着贺立宝的手说：“贺立宝，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真不知道贺立宝同主席这么熟，原来贺立宝曾当过主席的警卫员。贺立宝笑嘻嘻地同主席说话，并将我介绍给主席。毛主席笑容满面同我握手，他的那双大手捏得好重。
朱总司令招呼我们说：走吧，大家都进去看戏。
我说：“我们进不去，贺立宝让我在这里等的。”
毛主席哈哈笑道：“贺立宝，你个小鬼头，你是拿我开道呀!”
一行人走进大礼堂，贺立宝朝我扮了个鬼脸，我们也进去了。毛主席拉着我的手走向前面，我极不自在地说：“前面是首长席，我还是到后面去吧。”
主席说：“就坐前面，你也是首长嘛，我要向你了解前方的事呀！”
戏开演前，毛主席问了我许多问题，问我是哪里人，何时参加革命，现在什么部队，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当知道我十三岁参加红军时，毛主席侧身对朱总司令说：“老总，你看看，这又是个红小鬼哟。”
我告诉主席，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尔盖我曾随孙玉清军长见过主席。主席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是啊，是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十八岁的娃娃。记得当时我对你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说了一些话。我说过，北上是正确的，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我没说错吧？”
回想起当年毛主席说的那番话，我感慨万分。张国焘的南下，毛泽东的北上，最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毛主席的远见卓识，真是伟大呀！
刚来延安，新军装还没有发下来，我仍穿着从太行来时的那身旧军服。虽洗得很干净，可是补丁摞补丁的，在大礼堂里还是挺扎眼。主席见到我这身衣服，抚着我的肩头说：“你当供给部政委穿得这样苦，可想而知太行的部队和同志们了。”
我回答说：“在太行，上自司令员，下至战士，大家都一样。彭老总、刘师长、邓政委都和我们一样穿破旧的军装，吃同样的伙食。”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说：“回部队，你要告诉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戏开演了，毛主席和首长们都在认真看戏，我的心绪一直不能平静。前后左右都是中央领导，我如坐针毡，极不自在。那晚京戏演的是什么我全记不得了，可是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一起看戏，我却记了一辈子。
1943年年末的延安同几年前大不相同，整个陕甘宁边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陕甘宁边区是土地贫瘠的高原地区，生产不发达，经济落后，在和平年月要供养数量众多的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已不容易。而现在，日军的进攻，国民党的封锁，困难更大。特别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我们八路军那微薄的经费也已停发，国民党顽军还对我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边区财政经济困难。这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不单在陕甘宁边区存在，在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也普遍存在。为了打破日伪的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39年毛泽东主席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延安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
部队和边区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在这黄土高坡上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通过几年的努力，延安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远的不说，从我们中央党校的伙食就可见一斑，一日三餐，每餐四菜一汤、大盆的四方块红烧肉管你吃个够，听说原来都是八菜一汤，为了节约，现在还减了一半哩!这样的生活，在太行根据地想都不敢想，比起我们长征时期，这简直就是天堂了。
中央党校的学员都是分散住宿，我同我师的刘朋团长住在一个窑洞里，刘朋较我年长，我们在一起，他给了我许多的照顾。窑洞内的陈设简单，一个土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煤油灯，但上级十分关心我们学员的生活起居，发了一些木炭供我们烤火，还专门派了小通信员马双城为我们送水、做清洁。我到延安后不久，那身从太行穿来的破军装换成了崭新的灰色棉军装，人一经梳理，也显得精神了许多。
中央党校在进行学习和整风的同时，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半天整风，半天生产。刘朋比我早来延安，延安的情况比我熟悉。上级要求我们除学习外，还要完成每月上缴相当于五十斤小米价值的任务。我来时上级没有分给我耕地，想种庄稼也没地方，再说这大冬天又能种什么呢?刘朋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架纺车，说是纺棉线上缴也行，许多人都在纺线哩！
我们从党校管理员那里领来棉花，纺成纱后，公家按纺出棉线的重量和等级来计算我们的工钱，这工钱就可以当作任务上缴。刘朋不知何时学会了纺棉线，纺车“嗡嗡”作响，他坐在那里竟能将手中的棉花变成均匀漂亮的棉线。我年少从戎，除了行军打仗，还真没干过这行当。刘朋教我纺纱，我耐着性子坐下，折腾半天，两只手怎么也配合不好，手里的一团棉花一会儿全绞到纱锭上了，纺的那，哪叫“纱”呀，粗的有筷子般粗，细的比绣花线还细，那锭子上不是棉纱，是搅绕得紧绷绷的棉花团。我纺不好，就着急，越着急，就越纺不好，大冬天竟急出满头大汗。这是老娘们干的活，我哪干过这个？！又气又急，我那炮仗子脾气憋不住了，嚷着：“不纺了，不纺了，这不是我们男人干的活。”说着说着，一脚将那纺车踹出老远。
刘朋像个大哥哥样，笑着劝我：“你不要急嘛，慢慢来，就学得会。我原来也不会纺，纺多了，就会了。”
他将那被我踹出去的纺车拾回来，修理好，拉着我说：“算了算了，今天不纺了，我们出去玩。”刘朋拉着我去一部找人聊天，我们翻过小山垭，就到了一部。在那里，我看见王树声、陈赓、查玉升、杨国宇都坐在那里纺线，他们一边纺一边说笑聊天，我极不自在地同他们打招呼。王树声红军时期就是我们的军长、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陈赓抗战初期就是我们的旅长，首长们都在纺线，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我红着脸对刘朋说：“走!我们回去吧，你教我，我一定学会纺。”
思想稳定了，也就能克服急躁，我终于学会了纺线，不久我就能纺出二等棉线。后来，我的产品大都能达到一等。产品等级提高，核定的加工价也就高了，我的上缴任务也能完成了。
有一天，我和刘朋看完书，就坐在窑洞前纺线。延安冬日的太阳晒得人懒洋洋的，我俩边聊边纺，竟没觉得身后有人。忽然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是周恩来副主席，旁边还站着邓大姐。我和刘朋连忙放下手里的活，站了起来，向他们敬礼。周副主席笑着问：“你们是党校的学员，不好好读书学习，怎么也纺起了纱线？”
我俩回答：我们部的学员基本上是自学，每天自己看书，支部有时也聚在一起讨论，我们边学习边参加大生产，完成应上缴的生产任务。没有地种，只有纺线上缴，以加工费来充抵，完成任务。
得知我们是从太行来延安的一二九师的干部时，周副主席深情地说：“你们从敌后来，那里条件太艰苦了，回到延安，一是要好好学习充实自己，再就是要养好身体。你俩太瘦了，要增加营养，恢复体力。今后党中央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们去做呀！”
周副主席的话就像那冬日的太阳，让我们的心里暖融融的。
我们说着话，邓大姐在我的纺车旁坐下来说：“让我试试吧！”
说着，她摇起了纺车。纺车摇摇停停，那纺的不叫线，和我刚开始学纺线一样，那线粗的几乎有小手指般粗。周副主席笑着说：“你那是在纺棉绳哩！看我的吧！”
周恩来在刘朋的纺车前坐下，手里续了团棉花，纺车嗡嗡响了起来。不一会儿，纺车上的纱锭就有了拳头般粗细，我们都看呆了，那棉线纺得又匀又细，质量能算上一等线。我们真想不到周副主席竟有这样的好手艺。邓大姐住手站了起来，说：“唉，纺线真不容易，我这女人还不如你们男人呀!”
周副主席对我们说：“你们从敌后来不容易，在延安要加强学习，养好身体，这是最主要的。我回去和毛主席商量一下，争取把你们的生产任务免了。”
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走了。没过两天，党校传达中央来的通知，将我们从敌后来延安的学员的生产任务全免了，并给我们增加了保健费。我和刘朋都是二等保健（每月相当于当时三斤猪肉的钱）。
没有了生产任务，我们轻松多了。每天除了看书就是想到处走走看看，延安同敌后就是不一样，新鲜东西太多了，我们真想把延安看个够。
延安的春天是美丽的，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杨柳，延河水又恢复了生机，向东南哗哗流淌。党校学员们边学习、整风，边参加劳动。虽然上交的任务全免了，学员们仍自觉地参加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
我和刘朋分了一块地，我俩不知种什么，就学别人种上了西红柿。西红柿长得特别好，成熟了，我俩采摘后送到管理员那里准备作价上交（学员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价，换取现金归己）。管理员不收，说是由于许多人都种西红柿，上交得太多，伙食团都堆不下了。望着满地的西红柿，刘朋和我自己吃不了几个，深感无奈，只有让保育院的娃娃们摘着玩。遗憾的是，许多西红柿还是烂在了地里。
大生产运动给延安带来了生机，党校学员们不论是哪级干部都自觉参加劳动。有一次，我看见汪乃贵①旅长在拾马粪，他背着个畚箕，没有粪捞子，就用手拾。我说：“汪旅长，你捡粪怎么用手，不用粪捞子？”
他告诉我，现在拾粪的人多了，马粪都不易拾到了，再等着做粪捞子，哪里还拾得到呢？！
我见过汪旅长种的地，那土豆长得真喜人。
延安的岁月留给我太多的东西，它值得我终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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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乃贵（1905—1991），安徽金寨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商城独立五团连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副营长、营长，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副团长、团长，红十师、红九十师、红八十九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副团长、副旅长，东进纵队支队长兼冀南军区一军分区司令员，新编十旅副旅长，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司令员，第十三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鄂西北军区第三旅旅长兼三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五旅旅长，赣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贵阳警备司令员，公安部队师长，贵州省公安总队总队长，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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