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出于长远战略考虑，决定将一批较有文化并经过实战锻炼的干部，调往延安受训储存。当时的太行各部队领导几乎都是分为两套班子，一套去延安受训，一套留在太行坚持斗争。
9月下旬，我正在司令部开会，秦基伟司令员递给我一份电报。电报是一二九师政治部拍发的，内容是调我回延安学习，说实在的，我很矛盾。在太行几年了，在一军分区工作整一年，真想回延安学习，去看看我们的红色大本营，可又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同志们。
秦基伟此时对我说：“伙计，你不去吧，我给师政治部去个电报说说。”
郭峰政委也劝我留下来。原来几天以前，师政治部也来了电报，通知我一军分区的另几位同志去延安学习，其中就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杨克冰大姐，还有郭峰政委。军分区一下子走了好几位干部，秦司令确实舍不得哩!我考虑再三，既然上级电报调令已到，就应该服从，我谢过司令员和政委对我的挽留，决定不日去延安。
巍巍太行沉浸在夕阳的余晖里，供给部驻地夜壶泉的那股从碗口粗的泉眼里涌出的泉水，仍在日夜不停地汩汩流淌。要离开太行根据地了，我眷念着战友们，眷念着太行的乡亲们，眷念着这块我们与鬼子拼杀、用汗水和鲜血浇灌的土地。真的要走了，我和刘清部长在村外的山道上久久漫步，后面还跟着“艄公”和“特勒”。
要走了，我同一些不在身边的战友一一打电话道别，此刻也想到了刘伯承师长。在他身边工作了好几年，来一军分区后虽不常见面，但总有机会通电话，此时就要离开太行，远行延安了，一定要去电话道个别呀。电话要通了，师长那亲切浓重的四川话又在我耳边响起，他告诉我去了延安一定要努力学习，并告知我不必来师部集中了（一二九师还有一些同志去延安，师部原定大家都将在师部集合出发），因中央来电调太行警备旅（既原冀中警备旅）也去陕甘宁边区，我可以随警备旅一起走。最后还告诉我，他也要去延安。我听到这消息真是高兴极了。
10月初，我策马去山西昔阳，在高乐镇找到太行警备旅。
警备旅来太行一军分区一年了，全旅的物资给养都是我供给部供应，我和几位旅首长都十分熟悉。王长江旅长和旷伏兆政委热情接待了我，并安排我同该旅的警卫连一道行军。非常凑巧，警卫连连长涂兴凯是原红四方面军九十三师我交通队一班的通信员，当年长征，我们两个伤病员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才得以翻过那千年大雪山。他见到我这个当年的队长非常高兴，两人有说不完的话。由于征程遥远，涂兴凯还让一位饲养员专门来照顾我的那匹马。
警备旅有三千余人，此行陕甘宁边区路途遥远，将横贯山西全境，其中将要穿越日军四道封锁线。大部队长途行军恐难以做到不留一丝踪迹，为了保证全旅顺利通过敌封锁线，部队作了几天的准备，决定如遇敌阻拦，将用武力打过去。
部队出发，一路向西。沿途遇小股敌人，为避免麻烦，不暴露行踪，能不打则不打。有许多地段，通过我们在伪军中的内线做工作，伪军们睁只眼闭只眼，等部队过去后就朝天放空枪。有几个据点没有我们的人，当地群众主动为我军带路，从敌人防守结合部穿过去。在夜间通过时，敌人摸不清我部队的底细，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也不敢放枪，我部队从据点旁通过如走大路。部队不久就抵达太谷附近。
从太谷到交城近二百华里，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日军在此设有四道封锁线：两条南北向的公路，还有同蒲铁路和一条汾河。敌人在交通线上建立了许多据点，修筑了大量的炮楼和碉堡。日军在公路的两边挖了很深的壕沟，铁路线上还有铁甲车来回巡逻，这给我们部队的行动增加了很大的困难。部队轻装前进，避开巡逻的铁甲车，越过同蒲路，蹚过汾河，即进入交城和文水交界的地方。这时我们遭遇日军一个联队的堵截，警备旅边打边走，十四个小时竟跑了二百里路。我们进入吕梁山，日军还在尾随追击。在横尖附近，我们部队一个回马枪给日军以突然袭击，鬼子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拖着几十具尸体逃走了。我们翻越吕梁山，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与一二○师取得联系，走了几天到达临县。很久以后才知道，警备旅在晋西北留了下来，中央军委将太行警备旅划归八路军一二O师管辖。
到了根据地就像到家一样，临县县委的同志请我们吃饭。那是羊肉莜麦花卷。在太行根据地我们吃糠、吃树叶，实在太艰苦，到这里能吃到这样的好东西，大家兴高采烈，敞开肚子吃了个大饱。可哪里知道莜麦那东西吃多了会涨肚子，许多人吃撑了，直喊肚子疼，路不能走，连马都不能骑，部队不得不在临县休整。两天后，我们在兔坂以西渡过了黄河，经佳县的乌龙埠最后抵达米脂，进入了陕甘宁边区。
我与警备旅分手后，即到中央处理委员会报到。在这里，我见到了原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此时他任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兼任处理委员会主任。处理委员会专门接待和考察从敌后调回的干部，并安排和分配这些干部去延安或陕甘宁边区工作或学习。我们从华北来的同志都要在这里报到。
王从吾同志先接待了我，后将我带到徐向前那里，徐向前主任主要负责团级以上干部的考察与分配。见到老首长，我不知有多高兴，几年不见了，徐总指挥还是那样精瘦，不过气色还不错。当他见到我这个原红九十三师的干部时，也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询问了许多太行的情况。
徐向前主任让我先在米脂住下，等一些同志到齐后再同往延安。就这样，上级发了些米面作为我的伙食，并将我安排到米脂城中一居民家休息。
我牵着马，驮着粮食和行装，随处理委员会的那位同志一道去了老乡家。这家姓杜，主人是位中年妇女，家里有两个女儿，还有她的小姑子。大女儿十九岁，小姑子十八岁，小女儿才十六岁，三个年轻女子都是县女子中学的学生，三个女孩儿个个面目姣好，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这家似乎没有男人，我还真有些拘束。
我将中年妇女叫大姐。杜大姐对我很热情，张罗着给我安排住宿，在东厢房给我铺好了炕。三个年轻的女学生围着我问长问短，我这才知道，米脂这地方几乎成了我各抗日根据地通往延安的中转站，绝大部分华北和山东来的同志都在米脂等待分配去延安，米脂城中的大多数居民家，都住着这些干部。
房东一家对我照顾得很周到，杜大姐时常去院里为我的马饮水上料。不过我好几次看到大姐抚着马愣神，独自一人郁郁寡欢，唉声叹气。猜想大姐可能有心事，我曾问过大姐。她说她父母都不在了，惟有个弟弟，可几年前在战争中失散了，至今没有下落。他也是个军官，不过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抗战初期，在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两党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的军队都一致抗日。日本鬼子的铁蹄踏遍半个中国，残酷的战争使得中国的万千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中失散的亲人太多了，对这事我也只能替大姐惋惜。
没两天，徐向前主任派人通知我去他那儿一趟。我去后，徐主任让我坐下，并说派我一个任务。我以为是分配我去延安的事，马上就答应了。徐主任笑着说：“去延安还没那么快。米脂县女子中学要求我八路军去作抗日形势报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睁圆眼睛张着嘴，愣了半天神才紧张地说：“总指挥（我们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习惯这样称呼徐向前），我哪里会作什么报告，没文化，又不会讲个话。这不行，真的不行!”
“你试都没试，怎么就知道不行？这个任务派给你了，你必须去！”
“我去讲么事呢？真的不会讲呀。”
“你就讲你们在敌后是怎样打鬼子的。讲你们怎样战斗，怎样生活。这都是你亲身经历的事，把这些告诉别人就是作报告。”
“那，那我就去试试。”我敬了礼，准备离开。
徐总指挥叫住了我：“等等，明天学校会派人去接你，你准备一下。回去换套好点的军装，要注意军容风纪。”
“总指挥，我只有这套军装了。”我有点为难。
敌后太行的战斗生活十分艰苦，物资匮乏，我们每人也就一套军装。冬装棉，夏拆单，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来陕甘宁边区，这地方人生地不熟，借都没地方借，我哪有军装可换呢?
“供给部政委也就这么套破军装。前方的同志们苦呀!不容易，不容易!”徐向前眼圈都红了，似乎是对我说，更是对他自己说。他转身让警卫员将他的一套军装拿来递给了我，我还想推辞。
“拿着，明天给我精神些！”徐主任将军装塞给了我。
第二天一大早，县女子中学的校长亲自来接我。我穿上徐向前那套洗得发白的军装似乎有点大，但扎上皮带，人显得很精神。
一进学校，全体女学生起立，热烈鼓掌。
校长主持报告会，讲台上铺着红台布，还放了一盆花。当校长说请前线太行山来的秦政委讲话时，场上掌声雷动。我走上讲台，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心里怦怦乱跳，在部队接触女性机会很少，面对这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我心里真有点发怵。我从未在这么多人前讲过话，更没有在这么多女人面前做过什么报告。台下的女学生个个漂亮，这都是米脂的姑娘呀!在部队早就流传着一首民谣：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
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陕北出美女，果真名不虚传呀!
我思想开了小差，半天没说话，满脸通红愣在那里。校长给我倒了杯水，再次带头鼓掌。掌声让我清醒，将我那信马由缰的思绪带了回来。我振作精神，开始了我的“报告”。
我从刚上抗日前线时，王近山副团长率领我们打七亘村之仗讲起，将我所亲历和知道的战斗都滔滔道了出来。黄崖底、神头岭、香城固、一场战斗就是一个故事。我完全忘记了刚才的羞涩和恐慌，讲了许多身边的人物，有首长，也有战士，陈赓、叶成焕、丁思林、刘昌义、尤太忠、田厚义、杜永波、张益州……这些娓娓道出的故事真实生动、人物有血有肉，感染着听报告的女学生们。
台下随着我的叙述，时而沉默时而欢腾。我讲了八路军，也讲了太行的人民群众；讲了我们吃糠咽菜的艰苦生活，也讲了太行军民的鱼水深情。台下又随着我的叙述时而唏嘘叹息，时而掌声雷动。我也不知怎么了，一口气竟讲了两个多小时，我哪里会做什么报告呀，这都是讲部队和我身边的事。
报告会结束了，女学生们都跑上前来争着与我握手。在人群中，我看到了我房东家的三个女孩儿，她们在向同学们炫耀，作报告的秦政委就住在她们家。
回到房东家，女孩们争着告诉杜大姐，说我今天在她们学校作了抗战的形势报告，可精彩了。报告中好像有个人的名字和舅舅差不多。
大姐拉着我问个究竟，我如坠入雾里。
原来，杜大姐的那位弟弟早年在南京国民党军事院校里读书，是位军官，自从日军攻占南京后就没有了消息。我作报告时讲的杜永波与她弟弟同名。我告诉杜大姐，我在轮训队工作时的军事教官杜永波就是陕西米脂人，我又讲了许多有关杜教官的细节。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杜大姐听着听着，泪如雨下，一把将我抱住，说道：“他就是我的亲弟弟呀，好多年了没有他的音信，他在哪儿呀？”
不知是悲还是喜，一家人哭成了一团。
我详细地告诉了杜大姐，杜永波离开轮训队后调到三八六旅任作战科长，在太岳根据地工作，一切都好。只是隐瞒了杜永波在战斗中负伤，眼睛失明的情况。失散多年的姐弟有了音信这是件喜事，我不能扫杜大姐的兴。
杜大姐有了弟弟的消息，并得知弟弟参加了八路军，真是喜上眉梢，心情开朗多了，像换了个人一样，成天乐呵呵的。11月的米脂天降大雪，我住的东厢房相当寒冷，大姐让我到她房里，我和她全家人围坐在热炕上，搭上一条大被暖脚聊天，真像一家人。
11月15日，徐向前主任来信让我去处理委员会。在那里，徐主任首先表扬我，说那天去县女子中学作报告，学校反映好极了。校长不住称赞，说八路军真不简单，那些女孩子们群情激动，都要求参加八路军哩!
随后，徐向前告诉我，我被分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第二天就走。另外，还有十多个同志一起去延安，由我带队，并将介绍信交给了我，嘱咐我到延安先找中央组织部。
我回到杜大姐家向她全家人道别，她们都依依不舍。我又托人将徐向前主任的军装捎带回去，因为那时候部队艰苦，即便是首长也不会有多套衣服，我怎能带走徐主任的军装呢。
从米脂到延安经过绥德、清涧、延川，我带队走了几天，到达了延安。
那天是星期六，我们一行人找到中央组织部时，天已黑了。组织部院门外有岗哨，我们说要进院报到并出示了介绍信，可门岗怎么也不让我们进去，说是星期六已经放假休息，里面没人工作。眼见天已晚了，阴霾的天空似乎要下雪，大家都还饿着肚子，延安这地方人生地不熟，这一夜怎么过呀!我们这群人都是华北前线来的军人，此刻个个像吃了枪药似的火爆了起来，十多人与哨兵争吵，动静越来越大。这时，院内走出一人，穿着便装，戴顶单帽，问哨兵吵什么。
我见他是位首长，就敬礼报告说，我们都是从敌后来延安的，徐向前主任让我们找中央组织部，到了组织部却不让我们进去，天这么冷，今晚在哪里过夜呢?
这人批评了哨兵，并自我介绍说：“我是陈云。你们先随我来，别着急，我给你们安排。”
陈云是中央的组织部长哩!我们相互望了望，吐了吐舌头，相互推攘着随陈部长进了院。
陈部长看过我们的介绍信，派人先安顿我们在中共中央招待所住下，过两天就去中央党校。
在中央招待所住了好几天，一二九师几位旅团级干部陆续到来，汪乃贵、文建武、吴钊统和我分在一个桌上进餐。延安的伙食真不错，每桌四菜一汤，不是红烧肉，就是冰糖炖猪蹄、焖羊肉、爆猪肝，新鲜蔬菜鲜亮亮的，比起太行前线吃南瓜、咽山药蛋、啃树皮、嚼野草根不知强到哪里去了，这真是在天堂呀!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当时他们接到中央通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们即从太行前线来到延安，见到彭老总和师长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过去仅见过彭老总两次，一次在红军过草地前，我去三军团送信见过他；另一次是在太行，当时他正同战士们一道替老乡修水堰，高挽裤腿站在水中，黑汗水流地扛着石头。我对彭老总并不熟悉，可全军指战员都知道彭老总秉性耿直，一身正气。
我们太行来的一行人都住在中央招待所，吃晚饭时，彭老总同我们打招呼，看到满桌的菜甚是高兴，他笑哈哈地说：“真走运呀，招待所会餐让我们赶上了，我们借了口福哟!”
一连两天，餐餐如此，彭德怀纳闷了，这延安怎么天天顿顿都会餐？于是叫来管理处长询问。管理处徐处长告知：延安和敌后不同，延安这里规定干部和战士伙食、待遇是有区别的，战士吃大灶，不同级别的干部也有中灶、小灶之分。住在招待所里的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所以吃小灶。彭德怀听着介绍眉头越皱越紧，不等徐处长把话说完，他“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嚷道：“太行的战士吃什么，你知道吗？吃南瓜！啃树皮！延安这小灶吃得下去么？”
在太行根据地环境艰苦，没粮吃，干部战士同甘共苦，彭老总同我们一样吃南瓜、啃树皮呀!
说着说着，彭老总将旁边的空饭桌一脚踹出好远。拿着一只空碗、一双筷子瓮声瓮气地说：“我吃大灶，带我去！”
我们吃得正香，见状都放下了碗筷，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谁说了声：“走，跟彭总司令吃大灶去。”人们都拿着碗筷走出了餐厅，留下了好多桌已上好的饭菜。
这就是我们的彭老总！
为等待中央党校的通知，我们在中央招待所一住就是好几天。
一天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召集从太行来的干部座谈敌我形势，在座的二十多人像聊天样地谈着。从不远处传来阵阵音乐声，悠扬的乐曲在夜空中飘荡，这在太行可是没有的。有些干部想去看热闹，坐不住了。刘师长让我去看看外面在干什么，我循声找去，原来在王家坪的桃园里，许多人正在那里跳交际舞。我从没见过跳交际舞，也不懂人们那是在干什么，只见桃园的许多桃树上挂着马灯，灯上套着红纸绿纸，在朦胧的灯影里，人们成双成对地在树林里晃来晃去。我还看见有人在吹笛子、拉胡琴，还有“歪脖拉”（我们当时对小提琴的称呼），也没搞清楚这是干什么，只觉得挺热闹，就赶紧跑回去告诉刘师长。在半路上，见到彭老总和师长带着刚才开会的干部，朝这边走来。我上前报告说，前面桃园里正在演戏。彭老总笑哈哈地说：“走，我们去看看热闹。”
那时的延安汇集了许多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到来也带来了许多新鲜事物，交际舞就是其中之一。
在夜色朦胧的桃林里，风吹彩灯摇曳，男男女女成双成对地和着音乐搂在一起走来走去。我们这些从太行出来的“土包子”哪里见过，个个都目瞪口呆，好一会儿缓不过神来。彭老总看着看着怒目圆睁，跺脚开口大骂起来：“好你个猪丫的！狗丫的!前线的战士啃树皮，吃草根，在和敌人拼命，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了撑不过，一个男人抱一个女人，这算什么东西！”
当跳舞的人得知这发脾气的人，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时，吓得全都跑光了。
刘伯承师长曾留学苏联，对交际舞可见得多了，于是赶紧给彭老总解释，这事才算完。
我与彭老总接触不多，他铮铮铁骨，豪爽耿直，眼里揉不进沙子。我们这些从战争走过来的人，无不敬佩他的卓越战功和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诚。他的革命精神、嘉言懿行，震古烁今，垂范后世。
从敌后回延安，不长的时间却见到许多新鲜的事物，延安同敌后根据地有许多地方真的不一样呀!不几日，我到中央党校报到，开始了我的中央党校的学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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