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亚洲，与轴心国德、意法西斯遥相呼应，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肆向东南亚、南亚进军。吕宋岛、婆罗洲、新加坡狼烟四起，太阳旗插遍南洋。日军长驱直入，一路可谓所向披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扩大侵略的需要，为了巩固在华的统治，变中国为其后方基地，日本侵略军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压力和经济掠夺，提出了“变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的新方针。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全面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从1942年2月开始，日军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空前残酷、毁灭性的“大扫荡”。
国民党政府虽正式对日宣战，但仍奉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政策，不断地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从而，更增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我一二九师的太岳、太行、冀南根据地不断被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这段时期，我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坚持长期抗战，为准备将来反攻，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军委提出的“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要求，进行了精简整编工作。一部分野战旅被分散，充实加强了各军区的力量，我太行军区的六个军分区也军政合一。地方抗日政府和军区紧密结合，号召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咬紧牙关，度过这段最为艰难困苦的战斗时期。
1942年4月，我就接到上级的命令，去太行一军分区任军分区供给部政委。此时正是日军对我太行南进行大“扫荡”时期。我们轮训队按师部命令突围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六月，我收拾好行装，告别轮训队的战友们，去了太行一军分区驻地——黄北坪。
在军分区的欢迎会上，秦基伟司令员将我介绍给军分区的各位领导。
秦基伟任军分区司令员，高扬任军分区政委（高扬原是地方干部，此时也兼任地委书记。一般情况下，军区及部队的事均由秦基伟负责）。军分区其他领导还有副司令员胡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峰①，政治部副主任杨克冰②、冷裕光等③。
军分区辖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
供给部部长刘清、政委秦懋书、副部长赵云龙。
欢迎会上，秦基伟司令员一手端着一只掉了瓷的搪瓷杯子，里面盛着野菜汤，另一只手拿着几个山药蛋致欢迎词：“伙计，你来了，冇得么事好招待的，今后我们要有肉吃就靠你和老刘了。”
这位秦氏本家、又年长我三岁的司令员，我们是同宗血脉，论排在秦家祠堂的辈分，要比我低两辈。此刻秦基伟又开起了玩笑：“各位同志，我还要向你们介绍，秦懋书政委是我的个爷。”
我马上更正：“司令员，在这里，你是我的‘爷’。”我俩哈哈大笑。
在场的同志听了我俩的对话都莫名其妙，后来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都开怀笑了。
秦基伟司令员送给我一匹纯色白马。他说，这马是匹走马，非常听话，走起来又快又稳。白马比起我带来的骡子好得多。这牲口给我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我十分珍惜司令员送我的这匹白马。
一军分区供给部单独驻在一个叫夜壶泉的小村庄，离军分区驻地黄北坪约有十多里路。供给部下辖几个部门：
办公室：六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财务科：四人，负责军分区机关、一个正规团和八个县大队及各县独立团的津贴和物资调配供给。被服科：下辖被服厂一百多人、鞋厂六十多人，负责全军分区的被服和军鞋的生产供应。
兵械科：下辖兵工厂八十多人，主要制造子弹、手榴弹和地雷，修理枪械。
运输队：约有一百四十多人，组成骡马、毛驴运输队，负责军分区部队及地方政府的物资给养运输任务。
警卫排：三十人，保障供给部的安全，执行警戒保卫任务。
我到一军分区时，正值日军进行“五一大扫荡”。日军对其占领区实行“清乡”，从政治、军事、文化上渗透控制；对我方游击区和接敌区则侧重“蚕食”；对抗日根据地主要进行反复“扫荡”。那时，我太行一军分区根据地尚不稳定，我军的实力不强。日军的严密封锁、清剿、“扫荡”给我根据地军民造成极大的困难。我一军分区所辖地域广泛，横跨晋、冀两省，包括山西的平定、昔阳、和顺，河北的井陉、元氏、赞皇、临城和内丘共八个县。其山西部分为太行山西麓，河北部分由晋冀交界的山地逐渐展沿成平原，无论是山地还是平原，这广袤地域都成了我抗日军民杀敌的好战场。
在我太行一分区，主力三十一团避开敌人的锋芒，跳到外线作战，广大军民根据实战经验开展了各种方式的游击战。在平原上，我们学冀中地区开展地道战，四通八达的地道家家相连，村村相连，地道甚至挖到了敌人的据点附近。利用可藏可打的地道，我们在这平原地区逐步站稳了脚跟。在山区，军民开展地雷战，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伤亡。山西和河北的煤矿和铁矿较多，我供给部的小兵工厂利用这些资源制造了大量的地雷。群众也自制了许多土地雷在山边、路旁、村外、河沟埋设，并作有暗号，那么多的地雷从未伤及我们自己人，而鬼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挨炸，那真叫“不见鬼子不挂弦”。由于有这些地雷，日军“扫荡”，一天就只能走几里地，从而大大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在配合地雷战的同时，我部队化整为零，同地方民兵三五成群利用地形一起展开“麻雀战”。敌人来时，我们这里一枪，那里一颗手榴弹，鬼子挨了打，连我们的人影也见不着，这样零敲碎打使敌人伤亡不小。我军分区军民用这些游击战法，消灭了不少的敌人。
当时的太行一带，每个县差不多都有三套政府班子：一套是我们共产党组建的抗日政府；第二套是国民党委任的县政府；第三套是日本侵略军设立的汉奸县政府。这三套政府各有各的背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共产党的抗日县政府是地下的，它领导着本县的民众进行抗日活动。国民党的县政府是虚设的，政府官员都逃到了后方，留下少数办事人员偷偷活动，有时连人影也见不着。日军设立的伪县政府表面上是公开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官员不敢露面。伪县政府的人，也不一定个个都愿当汉奸。所以，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这三个县政府之间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秦基伟司令员根据太行军区的指示，在我军分区成立了武工队，选派了许多干部、战士组成精干的武工队，每队一般是十多人。这些武工队深入敌后，在敌占区里隐秘活动，对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予以严惩，杀掉几个，威慑一大片，吓得伪县政府里的一些官员、伪维持会、伪联保主任、伪保长主动和我们联系，为我方提供情报，为他们自己留后路。
武工队对伪军发起了“良心大检查”的心理战，给伪军点“红点和黑点”。例如，某伪军官兵做了一次有利抗日的事，就在他的名字后面点上一个红点，若做了坏事，就点黑点，到时一起算账。武工队经常利用敌人的电话线，将电话打到敌伪据点里，指名道姓警告伪军。这一招挺灵，许多伪军官兵做事都非常小心。一个据点的伪军排长对自己的士兵说：“你们出去都给我小心点，不许败坏我的名声，要是八路军给我点上黑点，我就找你们算账！”
武工队常在晚上给伪军们上夜课，不少的皇协军偷偷离开据点来听课。此后，见了八路军或武工队他们也不打，为应付日军就朝天开枪，甚至给我们通风报信，掩护我们过铁路和封锁线。
武工队夜里活动，白天多半就在鬼子鼻子下面的维持会、伪联保主任、伪保长家养精蓄锐。武工队在敌占区的活动影响极大。
我军分区的抗日军民就是这样在当时几种不同政权背景的情况下，展开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942年秋天，日军对我太行山区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大扫荡”。日军“扫荡”通常从平汉铁路向西行动，在他们占领的平原地区大肆建立据点，修筑碉堡，开沟挖壑，封锁交通，阻拦我抗日军民的活动。
敌人开挖的封锁沟给我抗日军民的行动造成不便，其修建的据点碉堡对我们造成威胁。那时我八路军的武器质量低劣，大部分都是轻武器，这些轻武器攻击碉堡难以奏效，而敌人碉堡里的火力控制范围较广，常造成我抗日军民的伤亡。一次，我抗日政府的两位干部穿越封锁线时遭敌人碉堡里的机枪扫射，不幸中弹牺牲。八路军早就想消灭炮楼里的鬼子，可敌人平时住在炮楼里不出来。这些小鬼子欺负我八路军没有炮，奈何他不得。敌人的嚣张气焰惹火了秦基伟，他下决心要端掉几座碉堡，给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我军分区主力三十一团在一次战斗中缴获敌人两门野炮。司令员大喜，可惜这两门炮没有炮弹。秦基伟给我供给部下命令：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借也好，买也好，抢也好，五天之内必须弄到炮弹！
我同刘清部长商量，如何完成任务。刘清部长是湖南人，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司令员让我们搞炮弹，去借、去买？国民党军跑得连人影也见不到，借和买，根本不可能。去抢、去夺？我供给部只有一个警卫排，硬打恐怕也弄不来炮弹。剩下的就只有偷了，偷？！这是个好办法。我们派出了侦察员，又通过我们在伪军中的内线，探得情报，日军占领的赞皇县城内的军火库中就有炮弹。我和副部长赵云龙，还有警卫排的几个战士，化装成庄稼人。八路军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放牛的，种田的，脱了军装就是老百姓。我们一起的有两位河北籍的战士，乡土口音可以让敌人看不出破绽。我又在驻地附近找了七八个十来岁的孩子，让他们扮成要饭的叫花子，随我们一起混进了赞皇县城。
在城里，我们两位战士挑着炒得油光亮亮的板栗，在军火库门前晃来晃去地叫卖。香喷喷的糖炒栗子果然吸引了敌哨兵，鬼子连啃带拿嚼着板栗，放松了警惕。那群孩子乘机从后院翻进了军火库，竟偷出了七八箱炮弹。趁天黑戒严前出城不用检查之机，我们顺利地混出了赞皇县城。一路小跑，几十里路一下子就过去了。回到驻地一清点，竟有二十多发炮弹。秦基伟见了炮弹，乐得手舞足蹈，嘴都合不拢。他高兴地夸赞我们演了一出新“草船借箭”。
没几天，我们供给部得知，部队用我们偷来的炮弹打掉了鸭鸽营据点的三个碉堡，小鬼子从此收敛多了。
1942年至1943年间，华北各地遭受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先是连续的旱灾，后来又是虫灾，随之而来的是霍乱、疟疾等疾病的流行，加之日军的反复“扫荡”和封锁，那真是天灾人祸!太行根据地的人口锐减，面积缩小，财经状况恶化。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
日军更加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所到之处狼烟四起，村庄仅剩下瓦砾废墟，牲口和粮食被掠掳殆尽。在敌人的疯狂“扫荡”中，太行军民进行着反“扫荡”的顽强斗争。敌人一出动，部队和群众就迅速转移，部队掩护群众并寻机打击敌人。我们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深藏粮食，牵走牲口，掩埋水井，撤离村庄，在山里同敌人捉迷藏，让敌人抓不着人，抢不着粮，找不着牲口，喝不上水。随着斗争的加剧，日军的“扫荡”更加疯狂，对根据地的封锁更加严密。我们的生活物资日益匮乏，粮食更加紧缺，一线战斗部队人均每天定量为一斤小米，实际上只有七两；我后勤机关人员每天只有半斤。这段时间也停发了菜金、办公等费用。我们供给部的任务就是怎样搞到粮食和被服，让部队不饿肚子，不挨冻，保证部队的战斗力。
当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时，冀中形势亦更为严峻，冀中军区吕正操部的王长江旅长、旷伏兆政委所率的冀中警备旅，转移到我太行一分区。我供给部原供应我分区的部队和各县独立团的粮食与物资已经够困难了，现在又增加一个旅的供应，对我们来说确实是难上加难。部队开始还有小米、玉米、黑豆等粮食，后来就吃南瓜、红薯、山药蛋，最后只有吃野菜和树皮了。
我刚到一军分区时，供给部还养了上千只羊。由于粮食短缺，这些羊陆续分到部队宰杀充饥了。最后剩下一只种公羊，供给部要宰杀时，我说：“别杀了，最后一只留下做种吧!”
这只在屠刀下被我留下一条命的公羊是羊群中的头羊，平时大家都叫它“骚羖子”，我说，它是羊群中的头羊，是个掌舵的，叫“骚羖子”不好听，就改个名叫“艄公”吧。“艄公”似乎知道是我救了它一命，从此十分依恋我，无论我去哪里它都跟着，谁要对我不善，它就瞪起眼睛，犟着脖子随时准备用犄角顶撞对方。
我到供给部之前，部队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只日军军犬，战士们将这只年龄不大的狼狗送给了秦基伟司令员。随着战事频繁，秦基伟也无暇顾及它，就将它交给我饲养。这条具有德国血统的日本狼犬，腿长腰细个头大，黄黑相间的毛油光亮亮，禀性凶残。秦基伟把这个法西斯畜生起名叫“希特勒”，我简化了，就叫他“特勒”。刚来乍到，供给部优待“俘虏”，给它的伙食标准订得较高，每天的伙食相当于我们四个战士的标准。这家伙通人性，不久就和我混得稔熟。见到穿八路军军装的人，它摇头摆尾十分亲热。有人穿了件缴获的日军黄呢子大衣，它就怒目而视，“呜呜”地低吼着，不牵住它就会攻击对方。为这事，“特勒”不知惹了多少祸，挨了多少打。所以许多人见了它都躲得远远的。我怕它惹祸咬人，走哪都带着它。“艄公”和“特勒”成天在一起，晚上都守在我的床边，这两个家伙竟成了好朋友。
随着日军“扫荡”加剧，根据地的物资越来越短缺。“特勒”原来每天还有肉吃，后来就啃骨头，吃些动物内脏，再后来和我们一样吃粗粮、南瓜、山药蛋。“艄公”还好，食草动物每天可以自己上山打食，野菜、树皮、草根、藤蔓总能混个肚儿圆。可是“特勒”这个食肉畜生就惨了，每天有肉吃的好日子没有了，从四个战士的伙食标准降到和我们一样吃玉米碴子拌南瓜、窝头和野菜汤。它不干了，宁可饿着也不吃。我生气了，抓住它那为防狼咬带铁刺的项圈，照着它的长嘴甩了几个耳光，骂道：“你个法西斯畜生，这时候我都吃这个，你还想吃么事？！”
“特勒”乜斜着眼睛，用嘴角的犬齿叼着窝头，狺狺地呜咽着，委屈地躲在角落里，眼里潮呼呼地嚼着本不是它吃的东西。唉！这食肉动物也怪可怜的，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1943年，这是太行地区连续遭灾的第三年。旱灾、蝗灾、瘟疫接连不断。日军不停地“扫荡”、封锁，到处修建碉堡炮楼，不仅修公路、挖封锁沟，毁占了大量的农田，而且大量地派工并强抓劳工，使许多的土地无人耕种。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更使得根据地人民没吃没喝，天灾加人祸，灾难更为惨重。
此时部队的生活十分艰难，没有粮食，没有蔬菜，部队除了吃南瓜、山药蛋，就是吃自己上山挖的野菜。附近的野菜要留给老百姓，我们就走更远的山路去挖，最后野菜也不多了。不知是谁想的办法，将玉米芯碾碎了拌小米壳和野菜煮着吃，可吃了这玩意后拉不下大便，人们在大便时就用手抠。作为供给部的政委，看着部队这个样子，我心里十分难受，深感自己失职，可又没有办法。
面对这恶劣的斗争环境，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为扭转局面，度过难关，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整训主力，加强军区建设，发展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尽管环境异常艰苦，战斗又十分频繁，我们太行一军分区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响应号召，一面握枪战斗杀敌，一面挥锄开荒种地，从司令员到战士都投入到大生产中。
秦基伟司令员动员部队利用鬼子“扫荡”回撤的间隙，在山上挖鱼鳞坑种南瓜。太行山山高石头多，土质贫瘠，坡地上的一点薄土老百姓都种上了玉米。部队只有在山上从石缝里抠出一点土，慢慢积在石凹里才能种点什么。这东一个坑、西一个坑，像鱼鳞一样，所以叫鱼鳞坑。
秦司令在一次会上说：“……现在困难，我们缺衣少食，可大家想想，长征苦不苦？就那样，我们都过来了。对我们来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我们想办法，一定能度过目前的难关。”
司令员总和我们一样忍饥挨饿，我真是过意不去。好不容易积了点小米派人送到司令部，可过了两天有人告诉我，秦基伟将那袋小米全送给了伤病员。秦基伟一直穿着和战士一样的军装，他最好的衣服是几年前缴获的一件皮坎肩。下雪了，我让供给部被服厂缝了件棉衣送过去，可他硬让人退了回来。在开会时他对我说：“伙计，谢谢你用心良苦，可你不能让我搞特殊化吧。战士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这样我就晓得战士们饿不饿。战士们穿什么，我就穿什么，我要是比战士们穿得多，战士的冷暖我就不知道。”
司令员的那番话真挚、朴实，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这最困难的时期，太行人民给了自己的子弟兵最大的支持与奉献。淳朴的太行人民用乳汁和血汗哺育和供养着我们，军民情谊真是鱼水难分。我们太行一军分区所辖的几个县横跨晋、冀两省，仅军分区的机关及部队就有近万人（包括冀中警备旅），地方政府筹集军粮，群众从自己的嘴里省下粮食上缴政府，从没人说一个“不”字。战士们穿的“踢死狗”山杠子布鞋底，都是太行的大婶大娘和媳妇们一针一线纳出来的。日军多次“扫荡”，我们部队坚壁清野的粮食和装备，群众都知道埋藏地点，部队转移了，乡亲们宁愿自己饿肚子也没人去动一粒粮食。我军分区管辖数县的电话线都在山里布设，为了避免日军发现破坏，群众主动帮助掩埋藏匿和维护，甚至冒生命危险引走敌人，保护我们部队电话线路畅通。供给部驻地的村庄——夜壶泉，这个上百户人家的山村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就连地主、富农在我党“减租减息”政策的感召下，也真心拥护抗日。
我的房东大娘是个抗日军属。儿子参加八路军在我们一二九师冀南军区当兵。老伴参加了我军运输队，常年在外。儿媳是村妇救会主任，大娘带着一个闺女在家。为部队做军鞋，大娘平时针线不离手，密密地锥，紧紧地纳，上交了多少军鞋底她自己也记不清。
一次鬼子又来“扫荡”，部队已掩护乡亲们离开村庄向山里转移。我带警卫排走在最后。忽然房东闺女跑来告诉我，她娘还在村里。眼看敌人就要进村了，原来大娘还在帮邻居埋藏粮食。刘部长急了，要带警卫排回村。我说这事交给我了，挥手带了一个班返回村里。途中正遇大娘和那乡亲，此时我已看见了敌人。原来先进村的是伪军，日军随后刚到村边，伪军胆小，进村后行动较慢。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开着枪，哇哇地向我们扑来。我们几个人边打边撤，掩护大娘和乡亲出村。可怜大娘的小脚走不快，子弹“噗噗”地打在我们周围。我急了，命令我的警卫员：“张永宽，你背上大娘快走，我来掩护。”
情况危急，不容争辩，张永宽背起大娘就跑。我们丢了几颗手榴弹，“轰轰”的爆炸震住了伪军。我们乘机也撤出了村庄，同张永宽汇合，这才发现大娘已负伤。鲜血顺着手臂流下来，好在没有伤着骨头，大娘还紧紧攥着那只尚未纳完的鞋底，鞋底被鲜血染得通红通红。我和战士们的心像被刀子扎着一样的痛。
这就是太行的乡亲，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有这样的人民，我们八路军就无往而不胜。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我们与天斗，与地斗（同久旱不下雨的老天抗争，向干旱严重的土地要粮食），与日本鬼子斗，在敌人“扫荡”的日子里，同日军藏藏打打，我们一军分区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垮，也没有被日本鬼子打垮，反而站稳了脚跟，坚守着我们的根据地。我供给部为了保障全军分区及警备旅的供应，想方设法弄来了部分粮食，伴着野菜及其他最简单的物资，使全军分区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为了缩短运送物资的时间，让短缺有限的物资发挥有效的作用，我带领一个小组，在军分区所辖的八个县内，翻山越岭，寻找到最便捷最安全的山路，并绘制了地图。这些隐秘的山路，就成了全军分区物资供应的生命线。
秦基伟司令员对我们供给部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军分区参谋长王远芬④是位年龄较大的老同志，这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在这艰苦的环境中身体被拖垮了，患有严重的肺病，不能正常坚持工作。一次，在军区分区会议上，他拉着我的手说：“秦政委，你们供给部跑遍了军分区八个县，我还没跑完啰!绘制地图本是我们司令部的事，是我参谋长的事呀。我这身体不行，实在是惭愧呀!”
在这困难时期，我们供给部的刘清部长呕心沥血为供给部做了大量的工作，繁忙的事务性工作几乎耗去了他大部分的精力。参加革命前，在湖南老家他是位银匠，有一手打制首饰的好手艺，由于银匠职业老是要低头弯腰锤打首饰，他那高大的身躯已有些佝偻。那年他有四十岁了，因无暇顾及自己的婚事，仍孑然一身。那时军中男女比例差异较大，男多女少，要找合适的对象可不容易，还没对象的我决定为刘清部长当回红娘。我想到我供给部下属被服厂的生产小组长张银素。这是位活泼开朗的十九岁的姑娘，平时没事她常来供给部，和我们几位都熟，也许是年龄相仿（我大不了她几岁），她有事没事就来供给部，找我也就更多些。
有一天我找她来，很认真地同她谈话，告诉她，组织上在考虑她个人的事，但也想听听她的意见（战争年代，组织上为干部考虑对象及婚姻问题是很正常的事）。张银素听到这话，羞赧地低着头，满脸绯红，双手撑着板凳沿，悠荡着双脚说没什么意见，一切听组织的。当我告知，我是为刘部长做媒时，她扬起脸，惊恐地瞪着我，脸一下子煞白，摔了凳子跑出了门。原来她觉得刘部长的年龄比自己大了太多。经过多次做工作，张银素终于同意了。刘部长没意见，可这婚姻还要组织上批准。为这事，我找到分区政治部，冷裕光副主任称张银素不是党员，这事不好办（那时组织上要求团级干部的配偶一定是中共党员）。我找到主任杨克冰大姐，大姐倒是赞成这门亲事，但也因这个问题她不好做主。我直接找到秦基伟司令员，秦基伟说：“哪来那么多条条框框，刘部长年龄大了，这事不能拖，只要他俩没意见，我批准了。吃喜酒一定叫我。”
就这样，红娘还真叫我当成了。我又张罗着他们的婚礼，结婚那天，秦基伟等军分区领导都来了。几支红烛照亮简洁干净的房间，粗劣的包谷酒，几斤炒花生，一钵山核桃透着喜庆。我让人弄来的猪肉做了好几大碗冰糖红烧肉，满屋飘香。新娘子还是穿着那洗得发白的军装，一头短发扎了一个发结，嫣红的脸蛋透着妩媚。刘清部长似乎挺直了腰板，乐得合不拢嘴。秦基伟司令员的祝酒词热情洋溢，婚礼简朴而热闹。多少年后，我知道他们仍是一对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恩爱夫妻。
在太行一分区那段生活艰难、战事紧张的日子里，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正值日军“扫荡”，我供给部刚转移到一个新地点，秦基伟司令员来我供给部下属的被服厂检查工作。随行有参谋和警卫员，还有一个警卫班。在老乡的房间里，秦基伟正同我和刘清部长研究全分区物资补给线路问题，桌上摊着我们绘制的物资补给线路图，秦司令员俯在桌上，专心制定我们去和顺的线路。正在这时，门“哐啷”一声被推开，急冲冲闯进一个人来。
进门来的是文化教员苏某某（现在已记不起他的名字），苏教员原是东北的进步学生，赴延安后分配来到华北前线，在我供给部下属的被服厂任文化教员。刚来华北前线不久的苏教员没有战斗经历。他满脸是汗,神情慌乱地报告：“报告，前、前面坡上发现敌人。”
我忙问：“有多少？”
“一个人（营ｙíｎｇ)。”
“一个营？是伪军？”我反问道。日军一般是以联队、大队、中队为建制。如果说是营，就应该是伪军了。
“是！后面落好远还有。”
“你没看错？”
“没错！真是一个人（营ｙíｎｇ），还扛着枪。”
一直在埋头看图的秦基伟直起身来。
这时，我已感到情况严重，一个营的伪军有三百来人，后面还有，一定是日军，通常鬼子“扫荡”就是这种阵势，伪军在前，日军在后。按这架势，日军少说也有一个中队。敌人来了五百人，而我们的战斗力量太少，警卫排才十来人（有一个班出去执行任务尚未返回），司令员带来的一个警卫班，再加上我们能战斗的也就是三十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况且，我们被服厂人员和设备已来不及转移，村里还有上百号老乡。想到这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慌么事！敌人离我们还有多远？”秦司令问道。
“二里地吧！”苏教员稍镇定了点。
“你要是谎报军情，我枪毙了你！”我瞪着眼睛对苏教员吼道。
“我不敢，真的没、没、没错。”苏教员又结巴了。
秦司令将抽得只剩小半截的喇叭筒烟摔在地上，从枪套里抽出手枪，对我下达命令：“赶快组织，掩护被服厂人员和老乡转移。”
我嚷道：“司令员，你先走，这里有我！”
“我往哪里走？！老子一个人都能顶它一阵子！”
就在这时，门外又进来一个人，这是我们派出去的前卫警戒岗哨。他告诉我们：“是老何来了。”老何是我们在伪军中的内线。
“就老何一个人？”刘部长问。
“就他一人。几天前，下边炮楼抢老乡的牲口，这次都送回来了。”
我扭头问苏教员：“你谎报军情呀！一个人（润rùn)，你说是一个营？”
“我没瞎说，真是一个人(营yíng)。”
秦基伟将手枪插进枪套：“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说个么事一个‘营’，这要是在战场上误了事，非枪毙你不可。”
苏教员狼狈地站到了一边。由于地方语言的差异，闹了个大误会。说真的，秦基伟和我的那口黄安话听起来也不怎么样。别人也说过我们：“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什么一个‘润’。”
在太行一军分区战斗和生活的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与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郭峰、供给部长刘清，还有许多战友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许多往事让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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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峰（1915—2005），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8月，由中共北方局选调到东北军做地下党工作，化名高翔。同年10月， “西安事变”期间，他在东北军53军军部及所属第119师做地下党工作，并在119师教导营任教官。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东北军53军工委领导成员，负责基层党的工作。任冀西游击队第四大队政治指导员。冀西游击队总队政训部主任。129师第11旅旅政治部主任。太行一分区副政委、政委，太行一地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吉黑边区纵队副政委、吉江省委委员兼吉江行署主任。辽吉省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辽吉省委民运部部长、秘书长、省委常委。东北全境解放，郭峰同志任辽北省委副书记、书记。省军区政委。1952年7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东北局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和“审查”，被下放到省“五·七”干校劳动，停止工作长达10年之久。1978年恢复工作，任辽宁省财贸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1979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2005年4月7日在沈阳逝世，享年90岁。
② 杨克冰（1909—2009），女，奉天（今辽宁）海城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女部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太行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４２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海城中心县委书记、辽南省委民运部副部长、东北妇女联合会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书记，辽宁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
③ 冷裕光（1915—2000），又名冷玉光，湖北大悟县人。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团务委员会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为晋冀鲁豫代表团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 中共七大候补代表。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第二十五旅政治委员、第九纵队党委委员。中共豫陕鄂区第五地方委员会书记，豫西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委员。湖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第五十一军第二一一师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中南建工局副局长，西北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西安市国防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湖北省监察厅厅长、党组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校长、党校书记。1980年当选为湖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④ 王远芬(1907～1962)，安徽六安人，1928参加农会和赤卫队，1930年参加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第一、二、三、四次鄂豫皖苏区和川陕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任红十一师三十二团特务连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侦察参谋。三八五旅独立团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任太行军区一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太行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参谋长。新中国建立后，任河南省军区参谋长和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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