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敌人的“扫荡”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重点“扫荡”太行北部及冀中平原地区。日军在冀中实行了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那真是“村村飘白挽，处处是狼烟”。八路军冀中地区的主力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其他的根据地，一部分化整为零，仍坚持在当地同敌人打游击。冀中区委在残酷的环境中不得不作暂时的转移。
一日，一二九师李达参谋长给我们师属干部轮训队下达任务。李参谋长告诉我们，冀中区委书记黄敬①同志和区委一干人原本向一二九师师部所在的涉县转移，可转移途中同掩护部队失散。一二九师已派出几支部队寻找，目前仍然无消息。现在不得不调动我们师干部轮训队也参加寻找接应。李参谋长在地图上指出了大致的方位，说他们的位置大约在石家庄以南，应该迎着向北寻找。上级从师部直属队调了两个连，随同我队100多学员组成一个分队就出发了。
从涉县到石家庄南北有好几百里地，不知道他们是在平汉铁路的东面还是西面。那么大的范围要找到他们十几人，无疑是大海捞针。我们从涉县出发，经邯郸过武安，尽量避开日军的封锁线，一路向北寻找。在沙河县和邢台也通过我地下组织打探，毫无消息。在沙河的刘石岗附近遭遇小股日伪军打了一仗。我和刘昌义商量，我们俩白天兵分两路并排打探找线索，晚上在预定地点汇合，就这样连续几日，还是没有黄敬他们一行的音信。在内丘县，我们看见很多从冀中一带往南来的老乡，那都是躲避日军“扫荡”的老百姓。我们判断很有可能他们就混在逃难的乡亲们中了，于是我们两队又合在一起继续迎头向北。
那天中午，我们进入临城县的一个小镇，在镇边布置了岗哨，就准备休息。通信员张永宽带着随队的连长找到我，说是在另条街的饭铺里有几个人不像当地的老乡，让我过去看看。我和刘昌义过去一看，是几个穿长衫的生意人。于是同他们攀谈，他们滴水不漏谈的都是生意经，看得出还真是生意行家。可是我和刘昌义都觉得，他们看见我们穿着八路军军装虽然很警觉，但还是流露出一丝兴奋。我感觉有谱，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说是在寻找黄敬同志。那时，敌人有时也化装成八路军到我根据地收集情报或捕获我地方政权的同志。在斗争残酷环境复杂的情况下，他们的警觉是应该的。我和盘说出我们的番号、我们的出发地，以及寻找黄敬一行的目的。一个30岁左右模样像帐房先生的人站起来同我和刘昌义握手，说他就是黄敬。我们非常高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我们带着黄敬同志一行返回师部，一路上尽量避开平汉铁路和公路线。在邢台县遇上了三八五旅的一个团，原来他们也是受命寻找黄敬一行的。由于他们人多便于护卫，为了安全，我们将黄敬同志一行交给他们，先行返回师部，完成了任务。后来听说黄敬同志顺利到达了一二九师。
1941年后，日军更加紧了对晋察冀、冀中和太行敌后根据地的进攻，在华北连续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其占领区实行“清乡”；对我边沿区实行“蚕食”；对我根据地实行“扫荡”，并使三者结合起来，反复进行。日军为了进攻根据地，绞尽脑汁，派遣特战部队，化装深入根据地，妄想奇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并在不同的时期潜伏或安插特务，收集情报，在我内部进行破坏。记得有这么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
一二九师师部在根据地内数度搬迁，干部轮训队也随师部行动，驻地一般离师部不远，大约都在十多华里。记得有日，干部轮训队没有课程安排，大家休息。听说距我驻地约20里的深山里有座寺庙，规模不算很大，但香火旺盛。刘昌义约我还有另外几个干部学员一起去看看。那一带林木茂密，山清水秀，顺山谷有条山溪，流水淙淙，我们沿着山涧小道一路上行，别致的风景让我们留连往返。遇上沿途的香客，得知那寺庙还有七、八里地。在一个山涧的水潭里，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鱼。清苦的部队生活一下子激发了我们要改善伙食的热情。大家一商量决定不去寺庙了，就在这水潭里捉鱼。几个人脱了军装，都下到水潭嬉戏打闹，堵口抓鱼。山西老乡不吃鱼，那水潭里的鱼真是多，我们将裤脚扎紧装鱼，每人都兴致勃勃扛了满满一裤“袋”的鱼返回了驻地。寺庙没有看到，可我们收获不小。
很久以后我们得知，就是那座我们没有去成的寺庙发生着奇怪的事情。根据地保卫锄奸部门数次接到报案，一些上山还愿的妇女香客，离奇失踪。数次派人调查也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正巧部队有一科长肺部染病，需要静心疗养，组织上就联系到这寺庙，安排该科长前往。科长住下后，看见寺庙规模不大，由于寺庙坐落在深山里，白天香客不少，香火旺盛，到了下午香客都会下山返回，无人留宿寺庙。庙里也就是一中年主持和一小和尚。
庙中没有其他人，可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总有些奇怪的声音传出。庙中就两个和尚，可过不了多久，那中年主持就会下山买些粮菜上山。种种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科长的注意。科长让警卫员接触那小和尚，没想到那小和尚竟是个哑巴。该情况汇报到保卫部门引起了重视，经过侦察，发现这寺庙是日伪特工组织在我根据地建立之前，潜伏设置的一个秘密据点。那中年主持原本是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旅长，后投靠了日伪，按照特务组织的安排，杀害了原来寺庙的主持和其他和尚，并下毒手弄哑了幸存的小和尚留此作掩护。寺庙大雄宝殿后面千手观音菩萨下面就是地下暗道，下面的暗道密室里藏匿着二十几名匪徒，密室里设有电台。这密室还有地道通向寺庙外面。白天特务们在此隐蔽，晚上就外出潜入根据地要害部门进行破坏或收集情报。保卫锄奸部门一举破获了这个日伪隐秘据点，捣毁了敌人安插在根据地中心的窝点，逮捕了全部的特务，并意外地发现解救了十多位以前失踪的妇女。
原来在后殿东厢堂里，敌人安装一块活动的翻板，只要机会适当，那主持就会引着进香还愿的妇女进入该室，乘人不注意拉动翻板，进香妇女就会跌入密室，与外界失去联系。这些失踪的妇女落入魔窟，被那些匪徒禽兽糟蹋蹂躏。案件破获后，失踪的十多位妇女才重见天日。
解放后，这一案件作为原型被拍成了电影《古刹钟声》。
敌特破坏根据地的手段多变，对八路军也展开情报战。他们想方设法收集八路军干部的资料信息，一方面希望对个别意志薄弱者进行金钱收买策反；另方面希望掌握八路军高级干部的个人信息资料，准备实施暗杀。敌人的工作真是到了无孔不入。
有次我和刘昌义去师部开会，散会时被李达参谋长叫住，将我们带进一个房间。李参谋长说：“你俩看看，这里面会有你们吧？”
我和刘昌义一看，那桌上放着一大叠相片。我们翻看着，发现很多熟悉的面孔，这都是一二九师的干部。李参谋长翻出了两张照片笑着递给我们：“你们看看，这是不是你们两个狗东西？”
当我看见这张相片，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相片中的两个人面部不是十分清晰，但是能看清楚，那是我和刘昌义。我俩穿着缴获日军的马裤，打着绑腿，面对面站着说话。那相片的背后还写着“刘、秦”二字。刘昌义看着相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从小到大就没有照过像，原来只是听说过，根本就不懂如何照相，这相片是怎么来的呀？
李参谋长告诉我们，这是在战斗中缴获日军一只保密箱里的东西，有厚厚的一沓，这些相片中人基本都是一二九师团以上的干部。这些相片都是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偷偷拍照的。看来敌人已经渗透到我们内部，拍下这些相片就是想要掌握我师各级干部们的情况。所以我们内部一定要清查，同时李参谋长告诫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战争中除了勇敢地冲冲杀杀，头脑中还要清醒地挂着弦。敌人给我们上了一课，“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1942年春，日军开始对我八路军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5月，敌人完成第一阶段的“扫荡”后紧接着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扫荡”。重点是“扫荡”太行南部（邯长公路以南，浊漳河两岸），投入兵力约一万五千余人。目标就是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及在这一地区的机关和部队。敌人来势凶猛，部署严密，仍然使用所谓的“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战术，对根据地的“扫荡”空前残酷。
当时，一二九师师部驻扎在清漳河畔的赤岸，主力部队都在外围作战，身边仅有新一旅的一个团。日军数倍与我，敌强我弱，形势十分严峻。敌人开始“扫荡”势必出现在根据地腹地兵多，边地兵少，敌占区空虚和补给线延长的局面。太行地区地形复杂，群众条件好，我们熟悉地形。师部首长决定：师部机关和附近的部队一定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突围转移。李达参谋长命令干部轮训队不随师部行动，单独分散转移。并指出：轮训队不是战斗部队，尽量避免同日军直接战斗，应向东北方向迎敌而上，从日军的缝隙中穿插出去，保存干部实力，抵达安全区域。
我干部轮训队当时驻扎在南庄。刘昌义任队长，我任教导员。在敌“扫荡”前，轮训队已经结业，大部分干部都已返回原部队参加战斗，原三个轮训队剩下部分学员合并为一个轮训队。此时全队有100多人，跟随我队行动的还有一个战斗排。全队除原有的短枪外，还配备了长枪。轮训队学员基本都是战斗部队抽调来学习的营团级干部，几乎清一色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这些人身经百战，既有指挥能力又有实战经验。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按照命令完成转移任务。我和刘昌义还有一位副旅级干部学员研究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转移方案，布置任务开始转移。
炮声隆隆，枪声不断，敌人数路“扫荡”部队进入我根据地腹地。敌进我进，我们迎着敌军时而在山谷溪流中行军，时而登上山脊前进，选择林木草丛茂密的地方小憩，几次路遇“扫荡”的日军，都成功避开。夜行昼伏，我们已到达武安县的阳邑附近。
在这一带，感觉敌情不算严重，部队准备宿营休息。天黑后，通信员找到我说，傍晚时，他发现一处屋梁上停歇着一群鸽子，乘天黑后捕捉了几只准备打牙祭，发现其中一只与众不同。我接过通信员手中的鸽子一看，这鸽子体型比一般的鸽子壮硕，脚上还有一金属脚箍。掏出脚箍里的一张薄纸，那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日文，原来这是只日军传递情报的信鸽。小日本真是鬼，为防泄密，他们保持无线电静默，以古老的方式用信鸽传递情报。我赶紧找来我队的日本反战同盟的宫本教官。他翻译说，日军进山的某某部队，遵命提前结束扫荡计划，将回撤据点接收受新任务。
我们立即派人化妆返回寻找师部，要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上级。
此后我们得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挽救颓势，日军不得不从华北占领区抽调部队增援太平洋战场。提前结束太行地区的扫荡计划，抽调兵力回撤的原因正是如此。
次日，在一个村庄，我们遇上了地方武装的区小队。他们说，正有一支敌人“扫荡”部队向这个村走来，大约有100多人，全是日军，没有伪军跟随。我们估计是敌人的一个中队。刘昌义和我商议，我们原有100多人，再加上区小队就有200余人，占有优势，打它一家伙。我说李达参谋长命令尽量避免同敌人直接战斗，保存建制和实力。刘昌义说，我们这一打可以吸引牵制敌人，减轻师部那边的压力。遥望身后，炮声日夜不停，我们为师部机关和首长的安全捏着一把汗。我知道，刘昌义是多日没仗打，手痒了。我们判断，这很可能就是鸽子传递的情报中所说的提前结束扫荡计划，撤下来的日军，而这一个中队的鬼子就是回撤探路的先头部队。
比较了我们和敌人的人员装备，我也想干它一场。叫来区小队长一问，这村庄是敌我反复争夺的游击区，村里老乡都已转移到山里。村头的上房顶部有三个街垒工事，村里有几处地道，平时为使我方战斗有利，很多老乡将自家的院落都修成相通的。真没想到区小队这么熟悉地形，这下可是帮了大忙。与敌人相比，我们人员和武器都不差，地形地貌对我十分有利，而敌人全是日军，没有伪军的协助，地形不熟，那就是聋子瞎子，又没有准备，那就等着挨揍。我和刘昌义一拍即合，打！狠揍这些狗日的！
根据敌人以往的习惯，鬼子进村一般都是2-3人为一组分散进入各家各户搜索。我们制定方案，5人和1名区小队的战士为一组在房间和院落里对付鬼子。尽量不开枪，避免招来更多的敌人。刘昌义和我向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日军离我们大约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在村头和主要路口埋上了地雷，各就各位进入战斗位置。
鬼子进了村，果然也是三三两两地入户搜查。“挑帘战”此时派上了用场。华北农村的庄户人家，每家都习惯用布帘挂在里屋门框上挡灰土。鬼子入户后常常用刺刀轻挑布帘进屋，此时鬼子的动作不是刺杀姿势，胸前就挪出了空挡。我们的战士乘鬼子刺刀挑帘的时机，一个突刺就可以干掉鬼子。我这个组的学员手握步枪，那布帘刚被挑起就出枪，只听“噗”的一声，刺刀捅出去，门口的鬼子就栽倒了。我也听到隔壁左右院子里的砖瓦响动，那是鬼子在倒霉。突然一声清脆的三八大盖枪响，整个村子都响起了枪声，这是鬼子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我估摸此时鬼子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三分之一，于是冲出了院子。刚出院子就发现鬼子的一个尉官蹲在老槐树下指挥一个背报话机的鬼子在呼叫。那尉官也发现了我们，转身就闪进了旁边的一个院子。那个报话兵背对着我还在叽哩哇啦呼叫，不知是谁给了他一枪，鬼子一个狗吃屎爬在地上就不动了。我上前用驳壳枪打了一梭子，将那报话机打得稀烂。
战斗还在继续，整个村子到处都响着枪声。
我听见刘昌义在大喊：“挡住那几个鬼子，莫让他给老子跑了！”跟着，村边的地雷就炸响了。
在这村庄院落里，日军的长枪打起巷战就没有我们的短枪来得利索，双方往往同时发现对方，可我们的短枪先响，倒下的就是鬼子。我们这100多人学员队伍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非常强。短兵相接，日军携带的掷弹筒一发炮弹都没有来得及打。黄昏时分，枪声渐渐停息。我和刘昌义汇合打扫战场，清点人数。此战共消灭日军120余人，仅跑掉了10多个鬼子。为了避免日军报复，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撤离了村庄，向西北方向的青岩寨和峻极关疾行。
经过数日曲折往返路线的行军，我们避开了日军的“扫荡”部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突出重围的我们挂牵着一二九师师部机关和首长们，不知道他们能否安全转移。
六月中旬，我们干部轮训队到达了内丘、临城和赞皇的交界处，遇上了一分区的部队。从他们那里得知，师部机关和首长历经艰险，已突出重围，转危为安。五月反“扫荡”胜利了！敌人动用了那么大的气力，虽然还在山沟里鸣枪打炮，“合围”、“抉剔”，可他们什么也没有捞着，只能站在太行山下，仰头望峰兴叹。
八路军就是这座山！中华民族就是这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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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敬（1912-1958），本名俞启威，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北京。1931年考入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物理系。“九·一八”事变后，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一二.九”爱国学生示威游行活动。1937年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北平到天津、济南、太原等地。后任中共晋察冀区委员会书记。1938年春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参与组织领导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创建工作和反“围攻”、反“扫荡”斗争。1942年秋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平原军区政委。1946年冬到阜平，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区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等职。1948年夏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部长。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军管会副主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1952年8月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2月10日在广州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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