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放牛娃出身的革命战士，在家从未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参加红军后，在部队才开始识字，而我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刘伯承。
记得那是1937年二、三月份，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匪激战，风卷大漠，血染祁连，西路军被困，军情危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我红三十一军、四军还有其他的红军部队组成援西军，开赴甘肃镇原接应西路军。
当时我在随营学校学习，随营学校和司令部都驻在镇原县城里。学员多是连、排级干部，大部分人都是贫苦出身的农家子弟，没几个人读过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补习文化。
一个星期天，别的学员都在外面活动，为完成教员布置的作业，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练毛笔字。那时候，我们没有自来水笔，只有毛笔，为了便于携带，就将长杆毛笔截短，一点宝贝墨块儿也用纸包好，行军时就放在装洋瓷杯子的布袋里，要用时再用粗瓷碗底当砚台碾墨。纸张金贵，一张纸通常是先用铅笔写，然后再写毛笔字，反复利用。毛笔我拿不好，像捏筷子一样，写字更是没姿势，斜杵着肩，扭着腰，歪着脖子，几乎趴在桌子上，像捉虫样一笔一画认真写字，哼哧哼哧喘着粗气。写字真比干活还累呀！
我没有注意有人轻轻走到我背后，一把将我捏着的毛笔突然提起，糊了我一手墨汁。一股无名火窜上头顶，我转身刚要发脾气，一看是刘伯承司令员，他手里正拿着那支半截毛笔站在面前，顿时蔫了。举起那只墨手敬了个礼：
“报告司令员，学员秦懋书正在练写字。”
“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你叫啥子？”
“秦懋书。”
“哦，小秦，你看你，这哪么像写字的样子嘛？撅着屁股，躬着背，笔拿得像握刻刀，那哪么得行！去洗手，我教你。”
我洗掉手上的墨汁，恭恭敬敬地向刘司令学写字。
“坐要端，身要正，头莫歪，臂悬起，笔拿直啰！”司令员纠正着我的姿势，甚至手把手教我如何运笔。他最后端来一碗水说：“现在我们困难，没得那么多纸让你练字。你每天用这毛笔蘸水在这木板板上练，一天要写完这一碗水，我要检查的。”
司令员给我布置了任务，我得执行，于是每天老老实实蘸水练字。
刘司令连着几天还真的来检查我写字。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刘伯承的教诲。
1939年至1942年期间，我先后在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和师干部轮训队工作，离师部不远，同刘伯承师长接触就多了。刘师长有次来随营学校讲课，我当时是队指导员，在向他汇报学员情况时，他问道：“你是九十三师交通队的，是叫秦啥子书吧？”
“秦懋书，就是在镇原时，你夺我的笔，教我写字的小秦。”
“对头。小秦，我记得你。我布置的任务，你现在还在执行吗？”
师长还记得让我蘸水练字的事。
我红着脸嗫嚅不言。上了抗日前线，有仗打，那写秃了的毛笔早丢了，更谈不上每天练字写光一碗清水，我真不知如何对师长说。
在师部轮训队工作时，由于师部和轮训队相距不远，与师长的接触就更多了。他不厌其烦地督促我学习文化，有几次还亲自找我个别谈话，鼓励我，讲工农干部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意义，其后又多次告诫我要加强学习，遇到问题，不耻下问，直到弄懂为止。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的许多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的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有许多人后来又派到抗日前线。刘师长又告诫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要向知识分子们认真学习文化。师长对我们讲话和上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时还用很形象的比喻。为了阐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讲课时说：“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大多数人参军多年，风风雨雨，南征北战，打了很多的胜仗，也吃过亏，上过当，就是说大家都有经验和教训。经验好比铜钱，我们一双手最多能拿几十。如果我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我们就能把成百上千的铜钱串起，这就是把经验系统化，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们的战术素养才能得以提高，‘钱’多了我们才能‘富’起来。我们工农出身的干部要使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水平提高，首先要解决文化知识问题。我们有一些干部文化水平差，上级的书面命令看不懂，百事依靠别人，那哪么得行？！问题有两个方面，光有钱，没得钱串子，那钱背不起，带不走，那不行；当然啰，光有钱串子，没得铜钱，一文不名，也不行。空道理解决不了问题嘛！”
刘师长的这些比喻让人印象深刻，当年听起来只觉得对，日子久了，就慢慢掂出它的分量，更能体会出它是多么寓意深长！
在师部轮训队，我的空余时间较多，学习也有了相当的长进。师长常来轮训队，一有时间就找干部、战士聊天。他愿意直接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对轮训队也要求甚严。他经常到队里听取我们的汇报，要求我们写工作报告并直接交给他。
记得有一次，他让刘昌义和我分别写工作报告，介绍我队的政治思想、文化学习、军事训练方面的情况。这下可难倒了我，刚学了点文化，许多字还认不全，这就要写报告，实在是难呀！整整三天，我将自己关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向杨法军秘书请教，捉虫般密密麻麻写满了几张纸，最后将这报告交给了刘师长。我毕恭毕敬地站在师长面前，见他右手拿着我的报告，左手拿着放大镜，迎着光艰难地看着。
师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唉，小秦哪，你怎么就这样欺负我个瞎子呢？”
我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师长，我怎么会呢？”
“你看你，这报告的字这么小，像豆豆虫一般，我个瞎子哪里看得见哟！你这是不想让我看咧！”我一阵难堪，满脸窘迫：“师长，我没想到，对不起……”
“这样吧，这报告的字太小，我看不见，你拿回去重抄一遍。字要写大些，再拿给我看，明天怎么样？”
“师长，我拿回去重抄，明天一定交给你。”
我又将自己关在房里，重抄那报告。我写的字不是大就是小，怎么也抄不好。刘昌义的秘书史子谦进来告诉我，刘昌义队长的报告是他帮助誊抄的，报告已交给了师长，师长很满意。
我赶紧将我的报告推到史秘书跟前说道：“帮个忙吧，我实在写不好，师长批评我的字写的太小，他看不见，要我重抄，字要写大些。你好事做到底，帮我重抄一份吧！”
史秘书答应了，坐下帮我誊抄那报告，我赶忙为他端茶、研墨。一个多时辰，一篇漂亮的中楷毛笔字誊抄的报告出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中午就拿着报告跑到师部去了。
进了屋，师长不在，只有邓小平政委一个人在屋子里摆象棋谱。邓政委问我有啥子事，我说师长让我重抄的报告已抄妥，现在送来了。
邓政委说：“师长昨夜睡得太晚，现在正在休息，你等一下吧。来来来，跟我下盘棋。”
我那棋原是跟尤太忠学的，尤太忠的棋技比我强不了多少，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嘛，我那臭棋怎敢同政委下。再说邓政委平时不大言笑，一脸严肃，除了因工作必须向他汇报外，我们一般干部都不敢同政委说话，就连平时嘻嘻哈哈的陈赓旅长也不敢随便同政委开玩笑。要跟政委下棋，我心里直发怵。
“坐下坐下，没得啥子事，就下盘棋嘛！”
“政委，我不行，我那棋不行。”
“来嘛，没下就说不行。不下，那哪么得行？下！”邓小平已摆好棋，看着我。
我硬着头皮坐下来，哆哆嗦嗦地下了第一枚棋子：“当头炮。”
政委看着我那紧张的样子，笑了起来：“当头炮是进攻棋，抖个啥子嘛？”
我那棋艺本来就不怎样，加之心情紧张，没几个回合就输了。也许是邓政委的棋瘾发了，没人与他下，就抓住我不放。
“再来，再来，莫慌嘛，慢慢下。”
不一会儿，我又败下阵来。我不自在地说：“我说我不行嘛，你非要我下，我的棋臭得很。”
这时师部机要科的杨国宇科长进屋来，算是给我解了围。
邓小平说：“你那棋嘛，不太臭哦。马蹩腿都不晓得，就算有点臭吧。杨科长，你和我杀一盘。”刘伯承师长这时也进了屋，我正好脱身将报告交给了他。刘师长接过报告翻了几页，露出笑容：“这很好嘛，小秦，以后就这样写。”
我告诉师长，这是秘书替我誊抄的。
师长鼓励我说：“看得出来，这字不是你写的。这次报告是自己写的就可以了，今后要把字练好。记住，重要的事情都要自己做，不要依赖别人。其实让你和刘昌义写报告，目的就是督促你们学习，要尽快掌握文化知识，做合格的指挥员。”
师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为了让我们努力学习，刘师长真是用心良苦呀。
刘师长没有别的嗜好，不吸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下棋，有空就看书，读书就是他最大的爱好。战事频繁，他利用战斗间隙，利用点滴时间，以他深厚的俄语功底翻译了苏军的野战条例，为八路军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即便这样，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有空时就大声读俄语。听着那与我们黄安话完全不同的俄语，我十分好奇。
一天，我们几个人见师长在读俄语，就凑过去看热闹。那俄语是听不懂的，只觉得俄语的弹舌音挺好玩。我便问师长：“师长，这俄语好不好学呀？你教我几句好不好？”
刘师长笑眯眯地说了一句：“Хорошо”
“这是么事话呀？”我听不懂。
“这就是‘好’，‘行’的意思。”刘师长回答，紧接着又重复说了几次。
我的嘴咕咕叽叽没出大声，心里默默记着，我很认真在学。
师长说：“学俄语要脑勤，嘴勤，得天天开口说。我先教你这句，学会了我再教新的。”
“师长，俄语好学。你教我的这句，我会了。”
“会了？说我听听。”
“哈，哈大个苕。”我一本正经地用我那黄安方言说着刚学的俄语。
满屋子人一下子笑翻了，刘伯承好不容易忍住笑：“用你的地方话学俄语不行，那不得行。学俄语要坚定信心，刻苦勤奋才行。你那个‘哈大个……啥子……苕’，哈哈哈哈。”
俄语不那么好学，我终究没能学会，可我一辈子记得我向师长学俄语的“高招”，创造了“哈大个苕”。
刘师长与邓小平政委关系密切，人们总是将他俩连起来称“刘邓首长”。
师长身为军事指挥员，也常常配合邓政委做了许多的政治工作，邓政委不在时，他经常向党内外干部做形势报告或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由于他有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又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他的讲话极有说服力，人们不得不心悦诚服。刘师长常说：“不懂得政治，就不能当军事指挥员，也不可能当好军事指挥员。”
记得有次师长在我们轮训队讲课，讨论时来到我们三队。那是“百团大战”后不久，我队有两个团级干部学员因在战斗中部队损失太大，情绪沮丧悲观。刘师长针对这情况教导我们：“打仗是要死人的。我们的部队经过战火的考验，培养了大批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战士，这些战士都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我们不能轻易死人。我们的干部要对战士负责，如果歼敌三千，自损八百，干部既要受歼敌三千的表彰，又要承担自损八百的责任。‘百团大战’从局部看，我们一些部队确实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从整个战役，整个华北战场来说，我们获得了胜利。八路军狠狠打击了日军，牵制了敌人，支援了正面战场上的友军，打破了投降派的幻想，使全国民众树立起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个战役的得失我们大家是算得出来的。我们师的战斗力暂时受到了损失，只要我们相信中央的决策，相信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我们的队伍就一定能够发展。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一五师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南昌起义后没得多少人；一二○师的前身是红二方面军，那是两把菜刀起家的；我们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鄂豫皖时期也就是一支撇把枪开始闹革命的。我们现在要比那时强得多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和光明，要坚信我们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刘师长深刻透彻的讲话，使我们学员为之折服和振奋。
刘伯承师长生活简朴，作风平易近人。他经常到基层部队和战士门聊天，询问战士的家乡情况，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记得我在师轮训队工作期间，刘师长下部队检查工作，路过我轮训队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们请师长住下，第二天再回师部，师长答应了。当夜我和刘昌义争着让师长在自己的房间就寝，师长最后说在我房里休息，还闹得刘昌义满肚子不高兴。
太行山的冬夜寒冷，房内的土炕烧得暖融融的，我和师长并头躺在炕上聊天。师长亲切地问我家乡的情况，家庭成员和参军后的情况。我从放牛娃一直谈到当红军，从鄂豫皖斗争谈到川陕根据地，又从长征谈到打鬼子。师长不停地询问，几乎了解了我的全部身世。我那时年轻瞌睡大，也不知什么时候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师长拍着炕沿把我叫醒继续聊。我迷迷糊糊听到师长喊：“小秦，小秦，唉，年轻人就是瞌睡大哟……”
也许从这晚上，师长更熟知了我。
记得有次，师长同我聊天问到我们轮训队的情况：“小秦呐，我看你和刘昌义在一起搁伙还不错哟。昌义那是个炮仗子脾气，一点就着的，好多人都和他搞不来，你是哪样弄的哦？”
我说：“师长，你是冇看见，我们有时候也干仗的。不过，我们很熟了，自打参加红军就在一起。要是原则问题我也不让的，要吵就吵，要打就打，过两个钟头就冇得事了。不是原则问题，我就让着他。哪里有那么多的原则问题呀？”
“嘿嘿，你的名堂不少，也不省油哦。”
我真的没有明白师长的意思：“师长，么事不省油啊？我们点灯用油很过细的哟！”
师长大笑：“哈哈哈哈，小秦呐小秦，和昌义搁伙有时候是要装糊涂，你行，你行的。”
刘师长平时对部队要求严格，政治、军事、纪律等工作抓得很紧，作为一师之长，他有“慈不掌兵”之说，对中高级干部要求更为严格。他经常说：“战士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他，战士的错误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是有限的。可我们干部就不一样，一个干部的错误可以造成极大的影响，在战场上甚至可能造成极大的伤亡，我们一个干部的责任之大就在于此。”
师长是首长，对我们要求严格，当年已年近半百，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眼里，又是一位宽厚仁慈的长辈。
一个冬夜，我去师部办事，天色已晚，师长让我在师部留宿，在师长的外屋，我和师部的几个警卫员搭地铺躺下。屋内生了一盆炭火，师长未睡，不时替我们掖被子，又往火盆中添加木炭，屋里暖烘烘的，几个警卫员都进入了梦乡。换了新地方我睡不着，就眯着眼睛端详着刘师长和李达①参谋长。师长拿起我脱在铺头的棉鞋看了看，就进了里屋，不一会儿又出来了。他一手拿着我的鞋，一手拿着针线包，原来他看见了我的棉鞋破了。那是头几天晚上睡觉时我将棉鞋放在火边烘烤，离火太近，不小心将鞋头烧破了，这两天穿起来还露着脚趾头。
师长坐下，挑亮了油灯，要穿针引线为我补棉鞋。
“唉，眼睛不行了呀！”师长叹息道。
李达参谋长马上接过棉鞋：“我来，我来吧！”
师长将我的棉鞋递过去：“这个小秦呀，穿鞋像吃鞋一样，这，都张口了，会冻坏脚的。”
李达参谋长剃了个光头，架起了眼镜，他眯缝着眼睛，裹着棉大衣，盘腿坐在那里，像个老妈妈似的一针一线替我补棉鞋。
灯光伴着红红的炭火，师长在看书，参谋长在替我补鞋，这是一幅多么祥和的家庭图画呀。离家十多年了，早已忘却了家庭的温暖，那一刻，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口，我悄悄地拉上被子蒙住头，幸福地流着眼泪。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戎马疆场的多是男儿的事，战斗部队里清一色是男性。师部机关有不多的几个女兵，就显得与战斗部队不同了。
我在轮训队当教导员，常同刘昌义一起去师部公干。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我俩同师部一些部门的人都混得挺熟。师部财务室窗下有一排拴马桩，我和刘昌义的马总是拴在那里。几次抬头都看见窗内的那位女兵，后来知道她姓王，是师部的会计。王会计是个腼腆娴静的姑娘，不太大的眼睛总是羞涩地低垂着，长长的睫毛却透着妩媚，齐耳短发、黑红红的脸庞更显女军人的英姿。同样是粗布军装，穿在她身上就不一样，扎上腰带，打起绑腿，那身段显山露水，虽说不上漂亮，但也惹人注目。由于我们经常来，熟络了，见面打个招呼，她也大方了许多。
有次我将原缴获的日本望远镜送给了王会计，她非常高兴。王会计也经常将柿饼、黑枣、山核桃塞给我。一来二去，双方都觉得心里有了点什么。那时山西老乡不吃鱼和鸡，因此鱼和鸡也很便宜，师部买了一些物资，准备过年。我和刘昌义去师部开完会正准备返回，王会计叫住了我俩。她羞赧地递给我一只鸡和一条鱼说：“我的津贴不多，这是特意为你们买的。”
我极不自在地接过她递来的东西。
刘昌义哈哈笑着对王会计做着鬼脸说：“这不是给‘我们’买的，是给秦懋书一个人买的吧？”
王会计羞红了脸，头也不敢抬，转身跑进房，“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的心“扑通”乱跳，提着鸡和鱼不知如何是好。
刘昌义一路拿我开心，咧开嘴，哈哈笑着，露出他那被枪弹打豁的牙齿：“秦懋书，你俩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不用瞒我，想要娶媳妇，轮训队当不了这个家，这是要报政治部的。我看你还是先跟师长说说好。”
我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昌义，这事我怎么好开口对师长讲，你能不能帮帮忙，替我去说说？”
“是你娶媳妇，又不是我，还是你自己去吧。”刘昌义戏弄我说。
“帮帮忙，伙计，我不好说这事。”我恳求刘昌义帮忙。
刘昌义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去师长那里。
去师部办事，我俩决定向师长报告此事。见师长坐在小靠椅上看书，就向师长敬了个礼。师长将我俩让进屋，问道：“有啥子事？”
我俩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
“有啥子事，说嘛！”师长让我们坐下。
刘昌义吃吃地笑着。我红着脸，低着头，一声不吭。
“你们俩个搞啥子鬼?刘昌义你说呀！”
刘昌义憋不住了，咧开他那负伤的豁嘴，呵呵笑着，涎水顺着嘴角淌了下来：“秦懋书的事，让他自己说。”
我心里暗暗叫苦：关键时刻，昌义呀昌义，你这家伙不帮忙了。
“小秦，啥子事？你说。”
我的脸像血泼了般的红，嗫嚅地说道：“我，我想结婚。”
“结婚？找婆姨？哪家的婆姨？”
“师部的王××会计。”
“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师长霍地站起身，走了几步回身道：“小秦呀小秦，你伸手在胯裆里摸一下儿，看卵子长好了没有。你才杀裆（没穿开裆裤）几天，就想找婆姨。我说你，简直是乱弹琴!”
我窘迫得无地自容，真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师长手叉着腰说：“要结婚，我定的规矩是‘八五二八团’：参军满八年；入党满五年；年龄满二十八岁；团级干部。你哪年当兵的？”
“1930年。”
“唔，是老兵了，哪年入党的？”
“1933年。”
“也够了。嗬，是团级干部，这也没得错。多大年龄？”
“二十五（我报了虚岁）。”
“乱弹琴，还不到年龄，着啥子急嘛，再给我等几年，还怕找不到婆姨？”
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听着师长数落，真难为情呀!
从此，我躲着王会计，每次去师部，拴马的地方离她的门老远老远。
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和学习有三年多的时间，我时常受到师长的关怀和教诲，也不时领受师长的批评。我仰慕师长的雄才大略，博学多才，我更感激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师长无数次的关爱，在我心目中他是我永远的老师和尊敬的家长。
1943年，我离开太行一分区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刘师长那时也在延安，我时常去看望他。后来我随三五九旅南下，在中原军区工作，自1944年11月离开延安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敬爱的刘伯承师长。
80年代初，我出差北京开会，特地探望装甲兵林彬②副司令员。老战友相见格外亲热，话今叙旧，我俩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从红军时期谈到抗日战争，回忆太行的烽火岁月，我们谈到最多的就是敬爱的刘伯承师长。离开首长多年，十分想念，我对林彬说：“宗存，帮我联络一下，我们一同去拜望刘师长吧。”（多年来，一二九师的将士们都习惯地称刘帅为师长）
林彬沉默了好久，最后为难地说：“算了吧，懋书，刘师长年事已高，近年来身体也不好，眼睛几近失明。原一二九师的一些同志去探望他，他就激动，这对他身体不好。前不久，我们几位同志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们离开，满眼泪水，一激动病就犯了，医生也劝阻。我们后悔，真不该呀！”
我听了这话心里十分难受，多年的心愿不能了却，与敬爱的师长同在北京却不能相见，不免叹息万分。几年后刘伯承师长与世长辞，他也带走了我们这些跟随他南征北战的老战士的思念与挂牵，我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刘师长而终身遗憾。
在战争时期跟随刘伯承师长的日子不算长，可师长对我的关怀与教诲让我一生受益，我们的刘帅——一个真正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光辉形象一直矗立在我心中，他是我永远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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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达（1905—1993），原名李德三，陕西眉县人。1925年入平凉第二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西北军排长、连长。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第三团团长，红六军团参谋长，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处长，参谋长，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国家体育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② 林彬（1916—1995），原名熊宗存，安徽金寨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排长、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方面军总卫生部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十八兵站三分站教导员，绥德兵站办事处政治委员，军委经济建设部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五师四十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挺进支队司令员，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副旅长、旅长，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坦克学校校长，装甲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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