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树藩还了礼，站在我对面，好一会儿没出声，最后嘿嘿笑道：“呵呵，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是你见到我第一次没吵着要分配呀。”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自从延安抗大学习回来，我一直在师部等待正式分配。起先只是随师部直属队工作，后来随大部队出太行在冀南沿晋冀鲁豫边境转了一大圈，回来后还处于“待命”状态，既不能回老部队，又没有安排新工作，这一阶段特别感到闲着无聊，老这样吊着，心中不免发毛，所以见到首长就吵着要分配。
蔡树藩主任扶了扶眼镜说：“最近安排了一批干部的工作，你可以去组织部问一下你的情况。”
“是！”我高兴地敬了个礼，拔腿向师部跑去，身后传来蔡主任他们的笑声。
组织部张南生部长和王科长找我谈话，说是看了我在延安抗大学习的鉴定很不错，现在组织上根据我的情况分配了工作。我这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师部的随营学校工作。一直想回部队上前线打鬼子，没想到让我去随营学校当管理干部，心里虽不高兴，可还得服从命令。我打起背包，赶往随营学校报到。
我到了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才知道红军时期我的老首长、原九十三师副师长易良品在那里当校长。易良品见到我，非常高兴。有老首长在这里，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去报到时，学校已经开学，学员大部分是部队的连、排级干部，许多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一二九师非常注重干部、战士的培养，在残酷艰难的战争环境里一直都在自办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基层干部。
学校政委袁鸿化找我谈话，并安排了我的具体工作。
说起袁鸿化，还真有点儿传奇色彩。那是1932年，我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西行三千里，进入四川，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军刚立足于川北的通、南、巴地区，西安方面的地下党组织就派员与红四方面军联络，地下党派出的四位联络人中，袁鸿化是负责人。地下党与红军隔绝多年，互不往来，当他们四人从陕南进入川北通、南、巴地区时，被红军发现并扣留，怀疑他们是国民党的奸细。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对外与四川军阀作战，对内仍实行“左”倾的政治路线，内部肃反运动正烈，许多忠诚的红军干部、战士稍有不慎，就惨遭杀戮。当时川北地区社会形势复杂，军阀、土匪多如牛毛，有些土匪甚至也冒红军之名招兵买马，真假难辨，袁鸿化等四人不摸底细，被红军扣留后也不敢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份。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政治路线领导下，多少还是带有鲁莽的军阀气息，对袁鸿化等四人分别审讯后，在没有弄清他们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就将其中三人枪杀了。最后又将袁鸿化绑赴刑场。袁鸿化在面对枪口的千钧一发之际，大喊了一声：“等一下，你们到底是不是红军？！”
得到回答：“是！”
“要是红军，你们就不能杀我！”袁鸿化大声喊道。
说与不说都是死，豁出去了，袁鸿化正气凛然：“我是共产党，是西安地下党派来的。我有重要的任务，要见你们的首长。”
就这样，袁鸿化逃过了这一劫，随后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历经沙场，在太行抗日前线担任了一二九师随营学校的政委。
随营学校分为三个营，一营营长皮定均；二营营长赵义山，我被分在二营五连任指导员兼军事教员。
那时，部队比较艰苦，干部没有薪水，只能发放津贴，而且少得可怜。太行地区都流通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冀南票，连级干部每月津贴为三元五角，我被任命为营级干部，每月津贴为四元五角。
同我共事的连长何化一是四川人，也经历过长征，何连长原在家读过几年书，这在当时来说已算是知识分子了。我们五连有四个排，约有一百二十人，学员多是连、排级干部。在这里主要是学习政治、历史、军事等。政治、历史等课程均由专职教员上课，而军事课就由我和何连长兼任教员了。我当了九年兵，大小仗打了不少，长期跟随师团首长，耳濡目染，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积累了不少的军事经验。我和何连长讲起班、排战术，包括连、排的进攻、防守、追击、伏击等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们的军事课是根据实地地形，现场解说，生动具体，学员们也可以与我们共同探讨，所以大家特别喜欢上军事课。我和何连长配合默契，五连在各方面也多次获优，我被增选为随营学校的党委委员。
说起军事学习，在这里着重讲讲。抗战初期，八路军同日军作战双方相互并不了解。我们以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白军一样，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部队间的战斗口号就是“比赛抓俘虏”。战斗打响后没想到日军十分顽强，单兵作战技能训练有素，非同一般。野战动作、射击和拼刺刀都比我们强。我们就是在人数占优势的战斗中，也常常占不到便宜。我们不了解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一场战斗下来根本就抓不到俘虏，打扫战场时，鬼子伤兵都会同我们战士拼命，所以，我们开始吃过不少的亏。
随营学校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虽说都是干部，但在战斗中和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在同日军作战过程中也找出了自己的差距，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因此我们非常重视战后总结经验和教训。大的战略战役是首长们的事情，当时我军以游击战为主，少有大兵团作战，各部队基本都是以营为建制活动，所以我们就非常重视连、排的战术和单兵的作战能力。大家经常在一起商讨切磋，谈的最多的还是拼刺刀。我同日军的几次战斗也拼过刺刀，从中悟到了一些经验教训。
要说日军拼刺刀，那要从他们的特点和装备说起。鬼子在白刃格斗之前，一定是要将步枪的保险锁闭，这不是鬼子的仁义，而是另有原因。
鬼子使用的三八式步枪是枪身长，加上刺刀其长度可以保证在白刃战中占据一定优势。三八式步枪的特点是枪管长，初速高，射得远，打得准。可就因为这个，子弹击中目标后基本都是贯通伤，伤口平滑，杀伤力反倒不大。可是子弹头穿过第一个目标后，速度就减慢了，还会翻滚，弹道变形，要是碰上第二个目标，杀伤力反倒会大大增加。拼刺刀的时候双方混战，在人堆里开枪，打中的第二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人，误伤的比例也就非常大了。所以小鬼子的条例就是拼刺刀前关闭保险钮。
鬼子的预备刺杀姿势是一手握紧护木，虎口压住护木上方，另一手握枪托的弯脖儿处，枪托下垂靠在胯骨侧面，刺刀尖差不多和眉毛齐平。侧身面对对方，避免暴露整个身体。这样的姿势，枪身的斜面正好护住自己的脖子、胸脯、和肚子。前脚虚步后腿蹬地，攻击时刺刀向前一推就可以突刺，避让时弹跳后撤也很便利。这样的预备突刺姿势就使得枪口斜上朝天了，如果格斗中，要作射击准备，食指就得放在扳机上，这样问题就很多：一是双方的枪一碰撞，很容易走火；二是手不能全力握枪，拼杀中使不上劲儿；三是三八枪太长，若要开枪，调转枪口的瞬间自己可能露出破绽就被刺倒。这就是日军在刺杀前先关保险钮，拼刺中绝不开枪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他们条令的教条，更不是日军的仁义。
小鬼子体能技能训练有素，拼刺刀时动作确实很利索，他们胳膊夹紧向前一突，眼睛盯着前方，脑袋一埋，一个垫步，刺刀就出去了。枪、胳膊、肩、脑袋基本成一条线。防左防右阻挡对方刺刀时，握枪的手腕子一翻，幅度很小，力量却很大，不是将对方的枪刺拨开去，而是将对方的刺刀“铛”地磕开，紧接着就会来个突刺。鬼子的拼刺往往占上风，一人可以对付好几人。
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呢，武器装备不好，手里多半是“汉阳造”“奉天造”这样的步枪。这些步枪因为钢火不好，工艺不精，膛线很容易磨损，那子弹的射程不远，弹道不稳，弹头的穿透力也就不强。但是近距离射击，打中对方后，子弹反倒能留在对方的身体里，甚至还翻跟头，结果杀伤力更强。拼刺刀的时候，八路军战士多半拼刺技能不如鬼子，常常是几个人对付一个，性急时就扣扳机，所以白刃战场上时常能听到零零碎碎的枪响，不过枪响后，倒下的往往是鬼子。鬼子看不起八路军士兵在拼刺刀时开枪射击，有时候恨得牙痒。所以呀，那咱八路军为什么不占这个便宜？要是和鬼子讲那种“仁义”，才叫上当哩！拼不赢就搞他一枪！
再说拼刺刀，八路军战士多数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操枪的动作幅度很大，像抡大棒似的，胳膊挥动就闪出空挡，往往叫鬼子占了便宜。所以一般几个八路军战士对付一个鬼子都还有些吃劲儿。
从敌人那里学功夫，长记性，这是八路军的本事。我教学员们的刺杀技术就是从鬼子那里学来的。侧身向前，不给对方留下太多身体暴露面积。虎口压住护木上方，就是防止突刺时，被对方的枪刺防左动作将枪磕掉脱手。自己的防护动作不要大，避免露出破绽，用手腕的爆发力量将对方的枪刺拨开。突刺时双臂夹紧，前脚稳住而不是冲出去，以便灵活回撤。这些刺杀技能通过苦练，大家慢慢地娴熟起来。
单兵作战能力，尤其是刺杀动作交流传授，使学员们的战术动作大有长进。在抗大学习交流的这些单兵战术技能，使我在以后的战斗中受益匪浅。
随营学校驻在黎城东边的桃花庄，后又移驻杏树滩。学校离师部不远，师首长们经常来学校讲课。太行山山高谷深，山上树木不多，半人高的荒草漫山遍野，有限的耕地养育着辛劳的人们。老百姓只能在沟底坡面的薄田里栽种玉米、谷子，在贫瘠的土地里刨食度日，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八路军是人们的子弟兵，绝大多数人在家都是干农活的好把式。夏日到来，我们去地里帮老百姓割麦子，军民关系更加亲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口碑极佳。
杏树滩是个不大的村子，坐落在两山之间的谷地里，两边的山颇高，平时一条几乎干涸的溪流从谷沟里流过。山洪暴发时，石头随洪水翻腾而下，洪水退后，河滩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卵石。河滩上长着许多的杏树，因此得名杏树滩。
秋日里，上午九时阳光才能照进村里，下午四时太阳过去，山沟里渐渐昏暗，气温也慢慢凉了下来，到了夜里竟有了寒气。我连学员陈世乾在部队是连长，也是我的黄安老乡。他在红军时期是红九十三师我那个交通队里的班长，所以他一直习惯称我是秦队长，而不叫指导员。看到我的铺盖单薄，他将他在响堂铺战斗中缴获日军的毛毯送给了我，在不久后的百团大战中，陈世乾不幸牺牲。那条毛毯在此后的战斗岁月里伴随我许多年。
在太行山区，日军仅占据了一些县城及重要的村镇和主要的交通线，大片的地区控制在我八路军手中。日军一出动“扫荡”，我军就同日军“推磨子”、转圈子，出其不意予以打击。日军一走，我军又在当地开展抗日斗争，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我随营学校也随形势的变化，变更我们的驻地。
一天早操后，我忽听有人喊我：“秦队长！”
只有在红军时期与我一起生活和战斗过的人才这样叫我。我寻声望去，晨曦中一队人马缓缓走来，我看清了来人。
“赵青彦。”我喊了起来。这是红军时期，我师部交通队招收的四川新兵。
“秦队长。”赵青彦跑过来，向我敬了个礼，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伙计，这两年到哪里去了？都没看见你呀!”我摇着他的手臂说道。
“红军改编后，我从三八六旅又调到师部供给部，这两年没见到你，真想你呀!”赵青彦说着眼圈都红了。
两年多没见了，后来我才知道，赵青彦这个当年参加红军的四川旺苍坝的小伙子，因能写会算，师部调他去供给部工作，他一直在为部队筹集粮食，运物资。太行前线战斗紧张，生活艰苦，这支运粮的队伍为部队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运粮队走远了，赵青彦紧了紧枪带，给我敬了个礼，就挥手告别了。他这一去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听人说，由于汉奸告密，运粮队在一次行动中遭到日军的袭击，损失惨重，许多人牺牲了，赵青彦从此也没了下落。
红军时期，这位比我年长两岁的赵青彦是我交通队最活跃的战士，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多么好的小伙子呀!每每想起他，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这年10月，随营学校易良品校长调离学校任新七旅旅长。11月，随营学校的本期学员也毕业了。上级来调令，让我去新的战斗岗位去报到。
原来上级调我去武（安）涉（县）中心县委工作，任武涉大队政治委员，据说武涉大队有大几百人枪，是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我满心高兴，上级终于想到了我，这下又可以带兵打仗了。赴任前，我接到通知，说是师首长要见我们上前线的干部，我赶到师部，才知道是刘伯承师长亲自找我谈话。
“师长，我来了！”我进屋就向刘伯承敬礼。
刘伯承笑眯眯地招呼我：“来来来，小秦，坐下，坐下。”
刘师长让警卫员给我倒了一杯水，说道：“听说你总是吵着要回部队上前线，这下你高兴啰。”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看了你在随营学校的鉴定，不错嘛。”
刘伯承手拿我的那张鉴定，接着说：“你很有办法，很会管理干部。工作嘛，应该发挥你的特长。看来我得给武涉大队另派政委了。”
我一直在乐滋滋地听师长表扬我，可听到师长的最后一句话就觉得不对劲了，端杯子的手一歪斜，撒了一裤子的水，那展在脸上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
“师长，你不让我去武涉大队了？你不让我上前线，我能干什么？”
“还是让你去搞教育，去师部轮训队当管理干部怎么样哦？”刘师长不紧不慢地说。
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刚想嚷“不”，看着师长那慈祥的笑容，我又极不自在地坐了下来，半天没有说话。
“我晓得你小秦，你个炮仗子脾气就是坐不住，总想到前面去冲去杀。我们八路军的干部不光要会打仗，还要有政治头脑，有军事谋略，这些都要有文化。没得文化的军队啷个打得赢仗嘛。调你去干部轮训队不光是管理别人，你自己还要加强学习。去那里就是团级干部啰，眼光要放远点儿，不能光靠自己单打独冲，以后要领导部队，就要多读书，提高文化，光会写自己的名字那哪么得行嘛。”
虽然不想去轮训队，可师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我表示服从分配。后来在轮训队，乃至多年后，师长要我加强学习的这席话，我总牢牢记在心间，一生获益匪浅。
当时师部驻在辽县（今为左权县）的桐峪，我离开师部后直接去了干部轮训队，轮训队当时驻在桐峪和隘峪口之间的上武村。在那里，我开始了轮训队的战斗生活。
干部轮训队汇集了我一二九师的各级干部，张贤约任队长，吴钊统任政委。轮训队下辖三个队，一队学员全是副旅级以上的干部，由张贤约兼任队长；二、三队学员也都是营、团级干部，二队队长张振祥、教导员吴海堂，三队队长刘昌义、我任教导员。我到职后按正团级发放津贴，同时还发了一匹枣红马，安排了马夫和通信员。
轮训队使长期分散在各部队工作的老战友、老乡又聚在了一起。我的老乡，一队学员余伦胜当时是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他没事就溜到我这里找烟抽。余伦胜的烟瘾极大，战斗部队生活艰苦，没有香烟，他熬不住，只能抽槐树叶子，可那滋味实在不好。后来知道我这里有纸烟(这烟还是在随营学校时别人送给我，积攒下来的)，余伦胜就像猫闻到了鱼腥一样，一天不来我这里就浑身不自在，别看他在部队时是旅级干部(司令员)，其实那时他也很年轻。在轮训队，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闹起来就跟孩子一样，说起余伦胜，他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将在后面叙说。
我队学员中，还有许多原部队的战友。记得团级干部里就有何子成、七七二团副团长阙子清，营级干部还有王维国等。
刘昌义队长和我是黄安老乡，我俩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刘昌义比我还强点，在家曾读过两年的私塾。因此上级给我俩各配了秘书，平时帮我俩学文化，整理文件，同时他们也是我队的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我的秘书叫杨法军（解放后曾任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司令员），刘昌义的秘书是史子谦。我和刘昌义在队里管理日常事务，同时自己也抓紧学习文化，所以许多一般的事情都交给了我俩的通信员处理。我的通信员叫张永宽，河南人，当年十九岁，正式场合我是首长，他是战士，可在平时就没大没小了，我叫他“河南侉子”，他叫我“湖北蛮子”。张永宽聪明伶俐，参军前在家读过两年书，师部来的文件，还有学习资料都是张永宽帮助我整理。小伙子最能干的是同刘昌义的通信员去河里逮鱼，山西人不吃鱼，河里的鱼没人逮也就出奇地多，他俩每次下河都不会空手回来。因为有了他俩，我们的伙食也时常得以改善。
我的秘书杨法军教我学文化，很耐心。我不忍心什么事都拖住他，就问道：“小杨，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不认得的字一问它就晓得？”
“有哇，就是字典嘛。”杨法军答道。
“字典是个么家伙？”我哪里懂得什么叫“字典”呢。
“字典就是一本书，我那里就有。”
“你还有这宝贝呀，那好那好，你给我用一用。”我高兴得不得了。
杨法军将他的字典给了我，他说：“不过，你有字典，不懂国音还是不会读的。我教你国音，学会了，你就可以自己认字了。”
杨法军教我汉语注音，我整天都在念：“波、坡、摸、佛、啊、鹅、衣、乌、鱼……”
为了便于记忆，我将这些字母写在桌子上，一有机会见了就读。
一天上午，见到桌子上的“ㄛ(即现在的汉语拼音字母O)”，我一子“踌”住了，就是想不起来应该读什么音。刘昌义叫我去下象棋，我不去，发誓一定要自己想起来，否则就罚自己不吃饭。开中饭了，还是没有想起来，我没有去吃。一下午除了到队里转了一趟，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晚上开饭了，还是没有想起来，这饭还是不能吃。通信员张永宽将饭端了来，我看都不看，让他端走，张永宽急了：
“你病了？”他摸摸我的额头。
“没有。”我偏了偏头，甩开他的手。
“你哪里不舒服？”
“莫搅我，出去，出去！”我烦着哩！
张永宽看看我，出去了。不一会儿，又进了屋，急性子的他憋不住了，急得满屋乱转，自言自语道：“又没病，又没不舒服，又不说话，又不吃饭，这咋搞？”
他越闹我越想不起来，心里正烦哩。他对我大声嚷道：“你两顿饭没吃了，肚子饿不饿？”
我同他对嚷起来：“饿！咋不饿！”
“‘饿？’－‘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回是我兴奋得手舞足蹈，满屋子乱转。“饿”在我黄安方言中正是“哦”，“哦”就是“ㄛ”呀。张永宽疑惑地抓住我，盯着我，又摸摸我的额头：“你没病吧？你咋的啦？”
我高兴地喊道：“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吃饭，吃饭！”
不忘刘伯承师长给我极大的鞭策和鼓舞，在轮训队的这段时间，我刻苦认真地学习文化，还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我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队管理干部除了刘昌义和我外，还有几位军事教员。其中有两位是日本人反战同盟人员，原是被我军俘虏，经教育转变思想参加了八路军。还有两位是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有一位原是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因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解甲弃戎上五台山当了和尚，后来又投奔了八路军，刘伯承师长将他暂时安排在我队，不久他去了三八五旅任作战科长；还有一位叫杜永波，原是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日军攻陷南京以后，他对国民党军的无能深感失望，投奔了八路军。在轮训队，他们几位主要教授单兵战术动作及连、排、营的战术组织与配合。由于他们原来都与我军为敌过，现在虽然已经参加了八路军，但还不是共产党员，同我们在一起时，总显得有些怯生生的。开始，我思想有些狭隘，多少也还是心存芥蒂，认为这些我军的手下败将怎么配当我军的教员，所以同他们的关系总不那么融洽。
我找了刘伯承师长，要求为我队调换军事教员，刘师长狠狠地批评我说：“小秦哪，你这个思想要不得，怎么就是你抗日？你革命？别人就不能抗日？就不能革命？你参加革命早，抗日坚决，可人家也抗日，也革命哪。抗日不分早晚，革命不分先后嘛！我们应该团结广大的民众和各阶层人士，实行统一战线，哪怕原来是我们的敌人，只要他现在转变了，抗日了，他就是我们的朋友。他加入了八路军，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你好好想想吧!”
师长批评的对，我认真作了检查，回去后，主动与他们沟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在实际工作中我才发现他们确有许多的长处。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宫本教官讲单兵战术，的确不错，尤其是拼刺刀，几个人都对付不了他，我向他还真学了两手。
后来，我同宫本相处得很好，他有什么都对我说。有次聊天，他说：“八路的，这个，大大的好。”他竖起了大拇指。“可是八路拼刺刀的，这个，不好。”他又伸出小指头。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拼刺刀就拼刺刀，八路军拼不赢就扣扳机开枪打人，不正规。
我们听后大笑。宫本对此耿耿于怀。看来八路军中拼不赢刺刀就开枪的不光是我们，还大有人在哩！
杜永波是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的，他的军事理论及团体战术组织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这使我在以后的军事指挥中受益匪浅。思想问题解决了，我不但同他们改善了关系，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太行山的冬天非常寒冷，战争年代生活艰苦，我们和学员们只能用木炭生火取暖。有时木炭没有了，我们就自己上山打柴，扭草把子生火驱寒。长期烤火烟熏火燎，许多人火气上升，两眼红肿，口舌生疮，但没人叫苦，人们都在努力学习。
当时物资匮乏，轮训队的教材大都是自己编写的，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刘伯承师长翻译苏军的条例和文章。我们的军事教材是《一二九师抗战两周年的战术报告》，这本油光纸的小册子虽然印刷制作粗糙，但它是刘伯承师长根据我师在华北抗战两年来的许多战例，收集整理大量资料并执笔撰写的一部有实践有理论有创见的军事著作。
刘师长非常重视轮训队。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轮训队，也就写不出《一二九师抗战两周年的战术报告》。”
他还说：“《战术报告》都是我师各部队亲历的战例。我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可是战术素养和理论十分差。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把经验加以条理化，上升到理论，用它来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指导我们今后打更多更好的仗。”
刘师长多次来轮训队讲课，他把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思想结合许多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战斗，深入浅出地作报告，学员们容易接受，也非常爱听。由于刘师长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有独创的军事战略战术理论，再加上他的文学造诣及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是他那幽默诙谐有时还略带粗野的四川方言，每一次报告都让我们听得入迷，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刘师长在军事理论上有独创性，阐述通俗易懂。一次讲课时，他伸出一只张开的手说：“我们在下决心打仗之前要弄清五个基础，这就是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这五项法门。弄不清楚就要打败仗。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刘师长专门讲述了我军现时的战略战术，他说：日军的装备好，火力强，战斗素质高。我们武器差，许多人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我们打仗就不能硬碰硬，否则不但打不赢敌人，反而会吃老亏。我们要发扬我军之长，击敌之短，以游击战为主，零敲碎打地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直到夺取最后的胜利。
刘伯承把游击战概括为三种，这就是袭击、伏击和急袭。他在轮训队讲课时说：“袭击，就是敌人住着，我们找着去打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对防御之敌的进攻战斗。伏击，就是我们利用有利的时间、天气并选择有利的地形，埋伏好，等敌人来了再打他。当然啰，不能傻等，有时要有点‘勾头’。大家见过钓鱼嘛，钩上没得鱼饵，鱼儿怎么会吃钩呢？这就是诱伏，这种伏击战斗会发展成为正规战斗。急袭，就是碰着的时候打，拦打敌人之首，杀他的锐气，能击就击，不能击就游。追打敌人之尾，捞一把就走，不要恋战，叫敌人挨打，敌人又打不着我们。还有一种战术叫吸打敌援，这就是游击牵住敌人，集优势兵力威胁它，吸引另一部敌人来增援，在敌增援部队的必经的道路上伏击它。实际这就是袭击和伏击的混合运用。我们不是用这些办法打了许多胜仗吗？像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香城固这些都是我们游击战的典范。”
他还说：“我们游击战的特点就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何谓秘密？就是我军的兵力、布置、目的和行动，都要十分隐秘，封锁消息，让敌人毫无知觉。何谓迅速？就是一举一动要快，出击迅猛，能在几分钟内消灭敌人，让敌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等重武器来不及发挥作用，即使敌人援兵赶到，我军也已解决战斗。何谓坚决？就是一到战场，就站稳脚跟，用手榴弹、刺刀果敢勇猛冲锋，把敌人压下去，就是我们的胜利；如我不坚决，则敌将硬起来，反击溃于我。何谓干脆？就是打起来不拖泥带水，快刀斩乱麻，不啰嗦。蔫皮儿的庄稼，摆的是挨打的样儿，那不得行！”
在异常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为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刘师长主张抽调战斗部队的干部参加轮训，加强学习。一二九师培养了大批的政治军事干部，乃至多年以后，我军许多英勇善战智勇双全的百战将星都出自这支部队。
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更加复杂，日军在华北增加了大量的兵力。为了分割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在冀南平原地带陆续修建了大量的公路，在太行、太岳计划修筑铁路，在平汉线西侧也开始大量修建据点和公路。日军企图用这些交通线快速调动部队，切割和封锁我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达到囚困窒息各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就在八路军全力抗击日军的紧要关头，与我一二九师相邻的部分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麻烦。他们的方针由“政治防共”转到“军事反共”，摩擦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军事挑衅。这些反共顽军主要是鹿钟麟、石友三、张荫梧和朱怀冰等部。这年1月，我一二九师刚刚收复黎城、涉县，主要力量正在破击白晋线、平汉线、津浦线。
这些反共顽军企图把八路军逼到正太线、仓石线以北，迫使八路军在这一狭窄地区腹背受敌。我军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日，无数次与这些反共专家会谈，让其放弃反共主张，停止摩擦。这些顽军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认为共产党顾全大局的退让是软弱可欺，从而变本加厉扩大摩擦和挑衅。
面对复杂危急的形势，刘伯承师长指出：“我早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些反共专家们，你不教训他，他就不晓得自己姓啥子。日军扫荡，顽军挑衅，我们要前门打虎，后门拒狼。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要打破狼的一面（指顽军），求得专力打虎（指日军），这就成了当前的任务。”
我们一二九师决定给这些搞摩擦的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春节前，我军歼灭了进犯我抗日根据地的阎锡山一个整编旅，击毙其旅长和副旅长；2月份消灭了进犯我区的阎锡山整编第二师金宪章部的大部；3月又歼灭了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的近万人。这些战斗狠狠打击了顽军的嚣张气焰，顽军顿时老实多了。经过这几次战斗，基本上实现了刘师长在短期内“打破狼的一面”的任务，抗日军民得以“专力打虎”，抗击日军。
1940年春节后，日军在华北地区为对我进行分区“扫荡”，大肆修建铁路、公路、碉堡。刘伯承形象地称这是敌人的“囚笼”战略。他说：“作一个比喻，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抗日军民装进去，凌迟处死。”
针对敌人的政策，为粉碎日军的“囚笼”网，我一二九师展开了以破坏交通为主要任务的破击战。刘伯承称破击战就是以破坏日军修筑的铁路、公路和沿线碉堡据点，消灭敌人而发起的针锋相对的战役。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一二九师集中了三八五旅、晋冀豫边纵一团和三团、特务团、挺进支队等部队，展开了对白晋铁路①的大破击战。此战役歼敌一个警备大队，破毁铁路一百多里，炸毁铁路桥梁五十余座，破坏和缴获敌铁路器材若干。白晋破击战役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军民，坚定了我对敌开展交通斗争的信心。与此同时，刘伯承将此次战役的许多战例带到我们干部轮训队，让干部学员讨论归纳，最后总结出宝贵经验。刘伯承在榆社召开营以上的干部会，会上详尽深刻地作了此次破击战的战术总结，并将此经验介绍到我军华北各战区。粉碎敌寇“囚笼”战略的破击战，在华北抗日战场上遍地开花，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0年秋天，我八路军集中了在华北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对侵占华北的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役，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从正太路的破击战开始，以反“扫荡”结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战斗，我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块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将敌人的铁路、公路、据点连接而成的“囚笼”打得支离破碎，残毁不堪，日军的“囚笼”战略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日军不甘心于“百团大战”中的失败，恼羞成怒，以百倍的疯狂加紧“治安强化运动”。他们暂时放弃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对我八路军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的“总力战”，集中兵力向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敌人继续推行他们的“囚笼”政策，但在战术上由过去的短促“扫荡”改为长期反复“扫荡”，由分散“扫荡”改为集中优势兵力“扫荡”，由分区进攻改成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改为步步为营，由无组织的烧杀抢掠改成有组织的“三光政策”，斗争非常残酷。
从“百团大战”至“五一大扫荡”，近两年的时间里，日军采用了所谓的“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分进合击”、“辗转抉剔”等战术，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规模巨大的“扫荡”。刘伯承师长审时度势，提出许多对付日军新战术的游击理论，并将这些游击理论交给我干部轮训队讨论，讨论的最后结果就拿到战场实践。
在战争实践中，刘伯承师长经常来我们干部轮训队讲课，根据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形象生动地阐述他的观点。在讲解抗日力量时，他说：“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力量有三个因素，我们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这是第一因素，游击队是第二因素，广大民众是第三因素。这三个因素互相配合作战是非常必要的，这三个因素就像一个人的拳头一样，八路军就是拳头的骨，游击队是拳头的筋，广大民众就是拳头的肉，这就形成一个有机力量。这三者的动作协调一致，就可以狠狠打击敌人，三者缺一不可，这也可以说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
事实证明，抗日游击战争也是人民的革命战争，有了游击队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八路军清楚敌人的一举一动，敌人来了，我们可以运动到敌人猝不及防的另一边袭击。而敌人没有民众的支持，就像瞎子、聋子一样，一扑一个空。这就是为什么敌人越战越弱，而我们越战越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不光在战场上打击敌人，同时还做了大量的敌工工作，在敌人的内部攻心、渗透，使许多伪军只要日本人不在场就不主动向我们开枪。我们的“内线”随时向我们报告日军的动向。八路军的行动游刃自如。
记得1942年3月间，师部派出几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个军分区检查工作。师部队训科的刘贤润科长和我在一个工作组，刘任组长，我是副组长。刘贤润，这位湖北麻城的汉子，开朗、乐观，到哪里都能听到他的笑声。
我们一行十多人去太行六军分区检查完工作后，回师部路过敌人据点，距那炮楼约二百多公尺时，刘贤润的那匹骡子突然尥起蹶子，挣脱了缰绳，径直向敌人的据点跑去。人们十分惊讶，刘贤润的警卫员举枪要打死那骡子，我怕暴露目标，拦住了警卫员。刘贤润哈哈笑道：“这个裸日的叛变投敌，跟那狗日的张国焘一样，不用拦，随他去。”
我们迅速离开了那里，回到师部。没两天，那骡子被送了回来。原来骡子跑到敌人那里，伪军知道这是八路军的牲口，谁也不敢动，就让我们的“内线”给送了回来。由此可见，八路军对伪军的影响之深。
然而，我后来得知，就在这年的夏季日军对我太行根据地的大“扫荡”中，刘贤润科长为掩护我一二九师师部突围，率领骑兵连与日军周旋，不幸牺牲在河北赞皇的黄北坪附近。
轮训队虽然没有战斗任务，但许多事情都得自己动手解决，日军频繁“扫荡”，形势紧张，可轮训队几百号人要吃饭，粮食就要到几百里外去驮。
1942年秋季的一天，我领受任务，带队去武安运粮食。师参谋长李达告诉我：武安那一带是我八路军的游击区，日伪军也经常去那里，那一带是双重(两面)政权（即我抗日政权和日伪政权并存），这些粮食是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上缴的公粮。为了将这些粮食安全地交给八路军，各村的粮食只能在较短的时间集中。我运粮队既要规避敌人平时有规律的巡逻队，又要准备应对突发的敌情。运粮队去早了不行，去晚了也不行，所以，师部给我规定了详细的运粮路线和行动时间。我队和二队一百多学员组成了这支运粮队，三百多匹牲口都是学员们自己的坐骑，学员和随身的警卫员都携带短枪，运粮队没有其他的警卫部队掩护。我们按师部规定的时间出发了。
从涉县河南店到武安尽是大山。山路不好走，队伍行进慢，好歹按规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并与地方政府的同志接上了头。将粮食装上驮后天已全黑了下来，一切顺利。按师部的命令，我决定第二天凌晨四时出发返回，夜里我布置了岗哨就去睡了。心里有事怎么也睡不踏实，半夜醒来，迷迷瞪瞪睁不开眼，天还黢黑黢黑的，借着朦胧的月光看看表，也未看清楚，以为到了点，就吆喝大家起床出发。
天色黑蒙蒙的，队伍整顿好踏上了返程。山路崎岖，人牵着牲口成单列前进，队伍拉得老长。东方天边刚刚泛白时，我们才走了七八里地。我借着天光一看表，才四点半钟，原来我看错了表，将师部规定的返程出发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我头上沁出了一层细汗，搞错了时间，要是在返回的路上遭遇情况可就麻烦了，回去肯定会挨批评。
我正准备下令放慢速度时，忽听得身后传来密集的枪炮声，正是我们刚离开的村庄，伴着迫击炮炮弹轰隆隆的爆炸声和三八大盖的枪声，天边卷起了浓烟，火光冲天，那是敌人在烧村庄。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脖颈后的汗往下淌，将后背都打湿了一大片，我急忙下令加快速度，迅速离开此地。看来，鬼子是有目的而来的，我们的运粮行动肯定走漏了风声，敌人是来偷袭的，真险呀！幸亏我们提前了一个小时出发，敌人扑了个空，如若遭遇敌人，我们几十支短枪恐难以抵挡（一部分学员没有带枪），后果不堪设想。我催促队伍快走，牲口的蹄掌踏着山路“得儿得儿”地响，我的心也“怦怦”乱跳。翻过了一道山梁，火光看不见了，天已大亮，我们一刻也不敢歇气，拼命赶路，终于将全部的粮食安全运回了师部。
师首长们都在等候我们运粮队，见我们回来，迎上前来。邓小平政委握着每个人的手连连说：“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
从这阵势来看，首长一定知道我们差一点遭遇敌人。见到刘伯承师长，我上前敬礼，忐忑不安地报告：“师长，我们回来了。是我错了，我把表看错了……”
师长笑眯眯地把我敬礼的手按下来，说道：“小秦呀，你错得好呀，你这一错鬼子就扑了个空。大家都在为你们担心哩！”
后来才知道，敌人队伍出动，直扑我们运粮点的同时，师首长也得知了情报，立刻命令附近的部队接应我们。哪知我们提前出发与接应我们的部队错过了。敌人扑了个空，我的“错”也成了“对”。这是战争中的侥幸，现在想起来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事后，刘昌义对我说：“懋书，你那是个么裸表，表盘的数码都看不清，不如趁早甩了它。”
我说：“不怪表，是我看错了。”
“甩它甩它，我的这块给你。”
刘昌义将他的一块大表盘的日本表送给了我，这块手表一直伴随着我，直到解放战争开始，我中原部队突围时我还用着它。
从随营学校到轮训队，这两年里我没有机会去前线打仗。虽然是搞教育，当管理干部，可在这段时间里，我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加强了文化学习，在刘邓首长的关怀和指导下学习了许多军事理论，特别是游击战理论，通过学员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讨论，受益匪浅。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一生中获取知识最多的时期。我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娃，在革命军队里锻炼成长为一个中级指挥员，在首长和战友的关怀帮助下，我学到的知识真是一生受用。革命军队就是一座大熔炉，他锻炼人，造就人；八路军就是一所大学校，他培养了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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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晋铁路，指纵贯晋东南的白壁至晋城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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