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吉领导延集党支部，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在积极发展党员、销售散发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的同时，还开办了农民夜校，组织了农民协会，使广大农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显著扩大了党的影响。
1925年8月，延安吉参加了山东地委在潍县二十里铺召开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已任山东地委组织委员的延伯真告诉他，组织上决定调他到青岛支部工作。在任青岛支部委员期间，延安吉的主要工作是宣传革命、组织工运，也参加了处决出卖青岛党负责人李慰农的叛徒郭福祥的锄奸活动。1926年秋，组织上送延安吉等22人到黄埔军校学习，由延安吉领队。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延安吉在黄埔军校被捕，押入广州监狱。在狱中共产党秘密建立的特委的领导下，延安吉等人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民党“感化院”派去的50多人不但没有“感化”延安吉他们，很多人反而被延安吉他们所感化，有的甚至暗地里帮共产党办事。在党组织和同乡李瑶阶（时任国民党师长）、同族侄子延瑞祺（时任国民党西安中山大学校长）等多方营救下，延安吉于1930年冬获释出狱。
出狱后的延安吉，先后前往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却一直没有和党接上关系。经人介绍，他前往东北，想要与那里的党取得联系，途中却被张学良进关沿途抓兵的队伍抓住，又进了山海关。恰巧延安吉被分派到的旅部指导连有个教官是山东老乡，有一次应他要求延安吉替他上课，团长听了延安吉的授课连声叫好，想把延安吉留在团部任个名誉上的副官，被延安吉极力推辞了。队伍在安国县休整时，这位团长有一夜赌钱赢了几千元，一时高兴，就给延安吉几百元钱做路费让他回家看看。延安吉没要这些钱，但马上动身从河北回了家，到家时已是1931年仲秋时节。
延安吉回到延集后，在村里的小学当起教员。恰巧广饶县县委书记兼延集支部书记延春城的儿子延宪孟是他的学生。延春城通过儿子将延安吉叫到家里，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还干不干共产党？”延安吉说：“还干！”延春城说：“那好，我给你报上名去，准许你重新入党。”之后，延春城又陆续告诉了延安吉，自他走后延集党团组织的发展情况。
此间，因为叛徒延殿宾（延宾廷）的告密，国民党几次抓捕延安吉，都被他躲过。第一次，到延集抓捕延安吉的是12个便衣特务，在村里打听延安吉的行踪时，被他的一个学生听到，跑到学校告诉了他，他便赶紧从学校跑出来躲藏。第二次来的是一个连的队伍，把延安吉家两边的胡同都堵死了，他急忙越过南墙从前街上跑了。第三次来的人更多，在村里各处都布上了岗哨，还找到一张延安吉的照片，在村里到处盘查。因为前两次险遭毒手，他早已躲在村外一个瓜棚里秘密居住，所以这次也得以幸免。
在家实在待不住了，延安吉便于1932年远赴东北。走时，组织上恢复延安吉党籍的报告还没有批下来。
延安吉到东北的第二年，通过广饶老乡成介范（成肇基）与东北抚松县地下党的负责人张藯华（张亚卿、张亚青）接上关系。张藯华得知，延安吉在山东时担任过共产党的书记，便直接让他领导一个支部，以经营“丰顺栈”旅店为掩护，做交通和情报工作，直接和东北抗联第2军6师师长金日成联系。1936年8月，在抗联2军攻打抚松县城的战斗中，延安吉暴露了身份，事后无法在抚松继续工作，调任金日成的秘书。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专有记载：“他（张藯华）带来的3个年轻人中，有个叫延秘书的人，原来是教员，他在我们进入白头山地区进行活动的时候，在密营的树干上写了很多标语，如今还留存在密营里。”
后来，抗联2军6师收编了义勇军山林队编成的9团。由于这支新建的部队缺少政工干部，延安吉被调到9团同时兼任两个连队的指导员。再后来，他被调到后方，在金光手下编《晨光》报。1941年金光叛变，他不得不带着没打散的几个人向苏联境内撤退，途中被敌人逮捕。在执行枪决中，他居然大难不死，受了重伤，被压在死人堆里。等敌人下了山后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下山，在一户人家里养好了伤，后流落到吉林市当铁路工人维持生计，再次与组织失去联系。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延安吉在吉林重新参军，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当时因为国共军事地域分割的原因，我军要通过朝鲜邻邦运送作战物资和部队，派出与金日成首相有联系的人到朝鲜进行洽谈，延安吉因曾是金日成的秘书参与了这一洽谈。在平壤，延安吉等人见到了金日成，金日成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1949年，延安吉受金日成委托，专程到抚松看望张藯华的遗属，并将其12岁的女儿张金禄带到沈阳抚养，供其读书住校。此时，延安吉在沈阳空军司令部后勤部任职，每到节假日，都要把张金禄接到自己的住处——空军部队招待所。1962年3年困难时期，延安吉又承担了抚养张藯华7岁孙子张琪的义务。这时，延安吉已经从沈阳空军司令部转业到长春，在吉林省实验中学任总务主任，直至退休。
作为历史上的革命功臣，广饶县人民没有忘记延安吉。1983年下半年，广饶县委和政府，从东北接回了已82岁的延安吉老人，供养他在故乡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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