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撂下手头的工作，向宋主任告假，速返我七七二团驻地，满怀高兴等待着让我上前线的好消息。在团部，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原来是上级调我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消息很突然，说实在的，我心里很矛盾，又想去延安学习，又想留在部队打仗。去延安，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在那里，真想去看看我们的红色大本营；留部队，是因为抗战开始，才同日本鬼子打了几仗，就调我去工作队搞宣传，仗没打过瘾哩!
团长叶成焕对我说：“小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安心去延安吧，在那里好好学习，学好了就回来。”
参军以来，除了战斗负伤住院和在藏民家养病外，我还真没离开过部队，与部队难以割舍的感情使我心里堵得慌，我嗓子发颤地说：“团长，我舍不得离开你和大伙。我不知道这要去多久。”
叶团长像个老大哥似地拍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我看到他的眼睛也红了，眼眶里噙着泪水。
红军时代我就跟随他，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从川陕根据地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又开赴抗日前线。此刻，我心里还真难忍这离别之情。我朝他敬了个军礼，握手道别。可没想到这一离别，竟成永诀，这年4月，我三八六旅在长乐村与日军作战，战斗中叶成焕不幸牺牲。这年他才二十五岁。
我团的几位连、营干部到旅部集合，首长们都谈到组织上调我们去学习，是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机会难得。这次全旅共有几十人赴延安，陈赓旅长为我们送行。我们组成干部队，一路向西，在各地地方组织的护送下，我们穿过数道日军的封锁线，渡过黄河，到达了延安。
延安，此时已成为革命的圣地，全国各地的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为了抗日救国，为了追求进步，纷纷奔赴延安。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延安是美丽的。
我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第四期学员，分在一大队的第二队。一大队的队长是苏振华，政委胡耀邦，我们第二队的队长姓胡（现已记不清名字），指导员是我的老乡赵国威（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协理员，建国后任解放军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那时候，学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队，到达时间也有先有后。抗大学员没有按照干部的级别分班。我们这个班共有十多人，班长吴先恩（原红九军供给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我担任副班长。我班的班长和学员全是当年的红军干部，有贺炳炎（原红五师师长、1955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同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江腾蛟（原红二十八军译电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舒光烈（1947年中原突围时牺牲）、彭自守（王树声的勤务员）等人。
抗大为了摸清各学员的文化水平，因人施教，在开学前对学员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记得考试那天，在几间大房子里，学员可随意就坐，没有严格的考场纪律，大家都可以讨论或随意说话的。我心里没谱，早早进了考场，在那柳木长条桌边坐下了，等待考试开始。没在意，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嗨！小家伙，是你呀！”
抬头一看，是张琴秋，赶紧站起来敬个礼：“大姐，是我，我是小秦”
张琴秋在我旁边坐下了。自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张大姐，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张琴秋历经磨难。长征结束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她率妇女独立师随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分散突围中不幸被俘，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西安事变后，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国民党方面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营救出狱，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
大姐是个文化人，坐在她旁边参加考试我心里有底了。有人走了进来，房间好多人和来人打招呼，我抬眼一看，是陈赓旅长。前不久他送我们到延安，这会儿他也来了哦！陈赓不停地和认识的人打招呼，看见我就走过来拍拍我的脑袋：“哈哈，小秦，你也在这里啊？！”，接着又和张琴秋相互问好说话，在我的前排坐了下来。
开始发考卷了，每人几张油印的糙纸试卷，都是些文化和常识题目。张琴秋很认真地在答题，字写得很快。我没有念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是在部队的随营学校里学的，很多试题我都看不懂呢！没写几个字，就东张西望。考场上很多人和我一样，不会做题目，有的交头接耳，有的用铅笔敲着桌面，还有的在呼呼睡觉。记得有道题是：“唐、宋、元、明、清，五朝中分别是哪几个外族和本族执政？” 我哪里懂这个？就问身边的张大姐。
张琴秋轻声告诉我：“唐、宋、明三朝是本族，就是汉族。元、清两朝是外族，也叫少数民族。”我似懂非懂地哼哧哼哧用力写字。前面的陈赓根本就没有答卷，同周围的人说着话。我问道：“旅长，你的考试卷这么快就做完了啊？”
陈赓嘻嘻哈哈道：“我做完了，你看。”
张琴秋一看那试卷，就笑了：“陈赓啊，你就没个正经。”
我费劲地一个一个字读出来：“考要进抗大，不考也要进抗大！陈赓”后面签名的两个字比鸽子蛋还要大。
这就是我记得的入学考试。
我们队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参加革命都有七八年了。这些经过长征考验的老战士，参加革命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少有几人读过书，在部队刚能识几个字，大家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努力刻苦学习的热情高涨。我们所学的课程有：政治、社会发展史、世界和中国历史、经济地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还学习军事及党建理论。对于我来说，更主要的是学好文化课。
“抗大”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住在延安城内的旧房子里，破旧阴冷的房屋没有取暖条件，初春的延安天气很冷，大家多是跺脚捂手哈气搓耳朵来抵御寒冷。我们睡在木板搭成的通铺上，稀薄的被褥挡不住寒气，夜里常常冻醒，好在我有从前线带来那件缴获日军的呢子大衣，我和吴先恩常挤在一起，蜷缩在那件呢子大衣下，度过延安的寒夜。
说起这件黄呢子大衣，没多久它就有了新主人。
一天，我在延安城内街上行走。忽听街对面有人在喊：“小秦，那是不是小秦呀？”我闻声一看，是我们原红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①见到老首长，我分外高兴，跑过去敬了个礼。詹才芳双手扶着我的肩膀转了个圈：“哎呀呀，小秦呐，好久不见，你好跩②呀。”
两个黄安老乡聚在一起好不亲热呀。我问道：“政委，你怎么也在延安呀？”
詹才芳说：“唉，一言难尽，走走，到我那里坐坐。”
在詹才芳的住地，不知他的警卫员从哪里弄了点羊肉，给我们下了面条吃。詹才芳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在延安所发生的事。
红军三个方面军长征结束，会合于陕甘宁，中央在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时，由于将斗争扩大化，波及面太宽，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心情不舒畅，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十多人，在激愤中觉得在延安呆不下去了，秘密约定准备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事情败露，就成了“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反革命事件”，参加者全部被逮捕。后来毛主席亲自处理这一事件，矛盾才得以缓解，这个问题也得到妥善解决。
詹才芳是直接参与者，被逮捕后关押了一段时间，原来的职务全都免了。这会儿，他在“抗大”任协理员。
他特别关心前线的情况，对我们七七二团打七亘村大加赞赏，说着说着就盯着我那件黄呢子大衣问：
“伙计，你这是哪里弄来的呀？”
“这是缴日本人的。”
“这东西好哦，这东西好，唉，我没机会呀!”
“政委，你要喜欢就拿去。”
“这怎么可以，莫这样，莫这样。”詹才芳推托着。但我知道他真的喜欢这件大衣。
“莫客气，政委，我回太行还有，你就不方便了。”我将大衣推到詹才芳怀里。
他收下了，转身在抽屉里翻出了三支铅笔和一个小本子送给了我，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延安已是相当好的礼物了。呢子大衣有了新主人，我也非常珍爱詹政委送给我的铅笔和小本子。
1938年的延安，红红火火欣欣向荣，成了全国领导抗战的革命圣地，无数的热血青年像朝圣般地涌向延安。我们抗大第四期开学前后，每天要接纳很多外来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来者不拒，随到随编队。新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中学生；有知名的文艺文化界人士；有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的子女；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青年。
一天傍晚，校领导胡耀邦带来四位女青年，说学校现在来不及安排住宿，先在我们这里挤两天。我和彭自守住一小窑洞，赶紧将炕腾了出来，并添火烧了热炕。当晚，我俩把热炕让给了四位女青年，自己将苞米秸秆铺在地上盖上军毯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一看，那四位女青年用棉被盖在腿上，在炕上坐了一夜。我俩问她们为什么整夜不睡觉。其中一位说，在外面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这么个小窑洞地上就躺着两大男人，男女同室，她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哪里敢脱衣睡觉？我俩闻之哈哈大笑。经过交谈，得知我和彭自守的年龄比她们小，这下放松了下来，并称呼我俩为弟弟。我们也得知她们是南洋的华侨，为了祖国的抗日奔赴延安。其中一位姓胡，我就称她胡小姐，她说回祖国到延安就是来学习的，来抗日的，不能称小姐，让我们叫她姐姐。她们得知我俩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时十分激动。在国外就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走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没想到眼前就是两位红军战士。连着数天，她们缠着我俩讲述长征的事情。看见我们穿着黄呢子大衣，盖着军用毛毯，很好奇，问这是不是苏俄援助的？我俩都笑了，回答道，哪来的苏俄援助？我们身上没有半毛钱的苏俄物品，这些都是在前线同日军打仗，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她们很惊讶，原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真在前方抗日呀！没有想到你俩这样年轻，参加了长征，还在前线同日军作战，了不起啊！没几日，大家熟络了，胡姐拉我俩上街，硬要请我们吃东西。到了街上小摊边，胡姐一摸口袋竟忘了带钱，非常尴尬。我掏出仅有的津贴，请大家一人吃了一碗饸饹。付账后，那摊主找零多找了钱，走出老远我才发现，执意要返回去还给人家。胡姐一把拉住我说，算了算了，这又不是你硬要的，多给的钱也不多，值不当跑那么远去还钱。我说不行啊，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从红军到八路军都是这样，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钱一定要还回去。胡姐陪同我返回，亲眼见我将钱还给摊主，十分感慨，共产党的军队是这样的啊！
那段时间，从全国各地来抗大的不少都是进步青年，甚至还有国民党军界政界人士的亲眷。我记得就有胡宗南的侄女，于学忠的儿子、女儿、女婿、还有小老婆都来到了延安。胡姐她们和我一行人同新来的青年交流，她谈了来延安后的见闻和感受，特意讲了遇到我们后发生的那些小事情，并把我们介绍给新来的学生们，交流会掌声不断十分热烈。那时候，延安的政治热情那么浓厚高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
延安抗大的生活，是一段令人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当时的延安城外，延水河畔、黄土高坡、清凉山下，那么多的青年男女聚在一起不谈恋爱，而谈抗战、谈革命、谈理想，整个陕北洋溢着青春活力。第四期学员包括来自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社会各界人士及学生青年，听说有4000人之多。由于人数太多，不得不采取分散办学的方式，八个大队分散在陕北各地。抗大现有校舍根本容纳不下新学员，学员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生活和学习条件是简陋艰苦的，这些海外华侨的千金小姐照样握锄劳动，满手打起了血泡也不叫苦。她们说这是对她们人生的一种磨练。抗战期间，生活艰难，物资匮乏，全国民众抗日热情高昂，有物的捐物，有钱的捐钱，延安也是如此。我听说胡姐在抗大就捐献了一斤多数量的黄金。听别人叫胡姐为“万金油姑娘”，后来才知道，她是南洋巨商胡文虎③的女儿。可见当时的延安和共产党办的抗大有多么大的魅力。
“抗大”的同学们学习非常努力，每日半天上课，半天自学。
毛泽东、朱德、罗瑞卿等领导人经常来“抗大”讲课。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不少光辉著作，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政治、思想、军事、党建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学员在一个大院里盘腿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认真记录他讲话的内容。瘦弱的毛泽东烟瘾很大，身上罩着松垮垮的布衣，两个口袋里装着除去烟盒的烟卷，边讲课边伸手从衣袋里摸出烟卷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那时，他的身体不太好，咳嗽时常打断他的讲演。他的讲演十分引人入胜，那用力挥动的手臂，表达了他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情感。他不时用手向后拢着他的长发，气度非凡。在我们眼里，毛泽东是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了不得哩!
毛泽东讲课形象生动，一些理论的东西，他结合身边的事一讲，学员们都懂了，大家非常喜欢听他的课。他讲反对自由主义，列举了当前许多的现状，批评了我们党和军队中一些人的自由主义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讲述当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抗日游击战争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细腻地剖析了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各派以及中国民众的思想，指出抗日游击战发展的正确道路。他用哲学思维深刻地分析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等等，使我们这些学员获益匪浅。
毛泽东多次来“抗大”讲课，他那湖南方言有些难懂，但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娓娓动听，宛如一股轻烟徐徐飘荡。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军人，经过系统地学习，慢慢地领悟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真谛。
当时党内外有些人犯急躁病，恨不能三两天的功夫就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毛泽东根据这些“速胜论”的思想，特地在“抗大”给我们讲《论持久战》。毛泽东谈到：“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么，这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人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些精辟的分析，以科学的预见和透彻的说服力，成为对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历史发展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华北等地的以游击战为基础的持久战，拉开了抗日持久战的序幕，毛泽东为全党、全军乃至全国、全民族提出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战理论。
毛泽东在讲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时，以他深邃精辟的语言，描述了我八路军在抗日前线的战斗。他提到：八路军主要是装备较差的步兵，而作战对象则是装备精良、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装备技术劣势的军队与装备技术现代化的敌人进行战斗，必须采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利用近战夜战的特点，以步兵迅速的行动，攻其不备；以隐蔽的设伏、突袭敌军；集中优势的兵力，用猛烈的火力袭击敌人，发起连续的冲锋、拼杀，阻断敌人；用包围迂回的机动战术，围点打援，连续突破敌人的纵深，迅速歼灭敌人。
抗日战争也是全民的战争，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敌人不熟悉地形，不了解民情，我们要让他变成聋子瞎子，让敌人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的这些讲演，使我们联想到我们旅在华北的七亘村、黄崖底战斗，以及近期又打了几个诸如神头岭、响堂铺的漂亮仗，我们心里敬佩毛泽东不仅是个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家。
“抗大”贯彻执行了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了毛泽东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抗大和谐的民主氛围十分浓厚，学员和教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相互讨论问题是抗大的鲜明特色。学校的教育大纲都是教员和学员之间认真讨论研究，反复征求学员们的意见最后再作决定。教员的教案也是先征求学员们的意见后再实施。
抗大的军事教程和训练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军事理论方面，教员根据外军的经验以及我们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作为军事理论教材来讲述。教学中遇到实际的战术问题，也常常倾听我们这些经历过百战的红军干部讲述亲身的体会，这种由理论联系实际写出的教案最后成为了我军独有的军事理论教材。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以亲身经历的战斗，在军事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抗大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法，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成功典范。
我们“抗大”学员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爱笑爱闹是年轻人的天性。一天，陈赓旅长来了，同志们高兴万分，大家拉着旅长的手说个没完，问了许多太行前线的事。陈赓旅长性情活泼开朗，幽默风趣，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愿意同他在一起。
课间休息，学员们都在操场上活动，我和陈赓旅长边走边聊，来到球场边。几个学员在打篮球，一些人在场边呐喊助威。陈赓指着站立在场边的一人问我：“认识他吗？”
我说：“晓得，他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不过，我和他不熟。”
陈赓拉着我的手嘿嘿笑着走到陈昌奉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昌奉，这是小秦，秦懋书，你不认识吧！小秦是我们旅的摔跤冠军，怎么样？比试一下吧？”
陈昌奉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他个子不高，看样子就不是我的对手。不来不来!”
陈赓刚要张口，我急忙拉住他说：“旅长，我怎么会是摔跤冠军？莫瞎哄别人了。”
陈赓朝我挤了挤眼睛没说话。他瘸着那条受伤的腿，在陈昌奉身边踱了几步，突然伸脚使了个绊子，将陈昌奉撂倒在地上。接着哈哈笑着说：“你还说人家不是你的对手，看看，小秦轻轻一下，你就倒了。你打不赢我们旅的摔跤冠军，不信试试。”
陈昌奉跌痛了屁股，一下子被陈赓的激将法弄毛了，脱了上衣，穿着件坎肩，就要和我比试。我哪里会什么摔跤呢，急忙说：“莫，莫这样，陈旅长瞎开玩笑，我不会摔跤。”
“小秦，上呀，怕什么。”陈赓幸灾乐祸地嚷着。
陈昌奉拉开了架势，我被逼得上了场，许多人围上来看热闹，人们喊着闹着。我脱了上衣和陈昌奉扭在一起，人们围着圈，喊声震天。我原在老部队里，经常和阙子清、尤太忠和查玉升几人疯闹着“打抱狗”（鄂东俚语，指两人抱着摔跤打架），那哪里能叫什么摔跤呢？陈昌奉比我高出半个头，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他就占了上风，一下子将我摔倒了。陈赓叫嚷着：再来一盘!第二跤，我又输了，屁股摔得生疼，我被摔急了，嚷着：“三打两胜”，又冲了上去。没几下子，陈昌奉把我扛在了肩上，他得意地哈哈大笑。我被他倒搂着，脚朝上头朝下，只要他一撒手，这一跤我准输。慌乱中，我抓住了陈昌奉的裤腰，那是麻绳当的裤腰带，情急之中，我顺手一拉这麻绳，“嘣”地一声，他的裤带开了，大腰裤子一下子垮了下来。陈昌奉一急，放下我就去提裤子，可裤子垮到脚踝上，他仅穿了条裤头站在那里。周围的人“哄”地一声笑开了。我落地后顺势将他一推，他被裤子绊住了脚，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后，重重地跌在地上。人们又笑又闹，吵翻了天。
陈赓哈哈大笑着说：“怎么样？昌奉，说你摔不赢吧，你不信。”
陈昌奉从地上爬起来忿忿不平地说：“什么狗屁冠军，摔不赢就摔不赢，解人家的裤子算什么本事！”
我满脸通红站在那里，讷讷地说：“就算我输了，还不行？”
陈昌奉嘲笑我说：“你哪里能输呢？你不是叫秦懋书吗？秦懋书就是秦‘冇输’，你永远都‘冇输’。”
此后，许多人见了我就逗我：“你输了没有？”
众人齐喊：“（冇）懋——（输）书！”
延安“抗大”的生活充满了许多乐趣。我在那里开始了系统的文化学习，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后来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延安城内的许多房屋被毁，“抗大”奉命搬迁到瓦窑堡，我们在那里继续学习。
“抗大”是一所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革命大学校，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年轻人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的东西。“抗大”九个月的学习，对我的一生有着深刻的重要的影响，以往只会服从命令听指挥、英勇作战拼命工作的我，思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真正认识到我党我军的宗旨，认识到自己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作用。
延安，此时已成为全中国的革命圣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成千上万的进步人士奔赴延安，形成一股革命的浪潮，这浪潮席卷着中国大地，这浪潮将冲击淹没日本帝国主义。……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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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才芳（1907—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4年参加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排长、连长、营长，红三十团政治委员，红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九军、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大队长，晋察冀军区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第四
野战军四十六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军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② “跩”（zhǔai)，湖北黄安方言，得意或神气的意思。
③ 胡文虎(1882～1954年)，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他从继承父亲在仰光的一家中药店开始，后来在制药方面崭露头角，以虎标万金油等成药致富，号称“万金油大王”。他没有受过高深教育，也不以知识分子自命，却独资创办了十多家中、英文报纸，一度享有“报业巨子”的称号。他发家后，自倡“以大众之财，还诸大众”的宏论，热心于兴办慈善事业和赞助文化教育事业，因而也是有名的“大慈善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出钱出力，从各方面声援祖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胡文虎除捐助大批药品、物资外，又出钱组织华侨救护队，直接回国参加抢救伤兵工作。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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