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西北马匪加紧围剿我西路军，西路军浴血奋战，形势危急，中央决定组织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由我红三十一军及红四军组成，立即向西挺进。部队经长途行军抵达甘肃镇原，然而，获知的消息令人沮丧，西路军孤军奋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终因寡不敌众已全军覆没。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营救、接待西路军被俘和失散的人员。没有仗打，我们也得到了短期的休整。
离我师驻地不远有一个国民党的保安团。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两军也不打仗了，过去的敌军，现在成了友军。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见国民党军头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心里就不舒服。
记得有一天，国民党方面派出一个参观团，要到各部队视察。他们先去了国民党军的那个保安团，然后要来我红军部队。上级首长陪着这个参观团来到我师驻地，我们列队欢迎。参观团的领队是一个国军军官，挂着少将军衔，穿着黄呢子军服，戴着一双白手套，装腔作势地向我们挥手。我们整齐的队列前摆放着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武器装备。这个军官在一个战士面前停下来，该战士向他敬了礼。少将军官故意卖弄地夸赞道：“你们的队伍很整齐，苏俄人送给你们的武器装备真不少啊！”
战士一个立正，报告道：“这些武器不是苏俄人送给我们。”
“哦？！不是苏俄人送的，难道是你们自己造的？”
战士继续回答：“也不是。这些都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我们送来的。”
这个少将军官顿时满脸涨红，尴尬至极，草草结束了视察。
在参观团视察期间，为了显示有好，国民党那个保安团派人与我师联络，要同我们进行篮球比赛。他们来了不少人，我们师也有不少人观战。那时候红军和国民党军都身着灰军装，就是帽子和帽徽不一样，脱掉帽子谁也分不出谁来。
为了区分两队队员，我方提议大家都戴帽子，但因看着那青天白日的帽徽不顺眼，就要求对方将帽檐朝后反戴。对方队员挺听话，就照办了。双方队员在球场上酣战，不分上下，打成平手。双方的啦啦队也为自方队员加油，吼声震天。这时国民党保安团的上司拜访我师，以示友好，也前来球场观战。当看见他的士兵都反戴帽子时，不禁皱起了眉头，心中大为不快。中场休息时，他问他的部下为何反戴帽子（战时这样戴帽就表示投降）。部下说，为了区分。他说要区分，红军为何不反戴而非要我们反戴？最后他颇为伤感地对我师叶成焕政委说：你看我们这败军之像，打球都投降，真不是你们的对手，惭愧，惭愧!
叶政委哈哈笑着说：球场之争仅是游戏，不必介意，不必介意呀!
西安事变后，红军在西北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广大的民众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高举起抗日的大旗，为国为民而奋斗。
夏天来了，部队又开始了整训学习。半年没打仗，部队得到休整，战士们都恢复了体力，加上部队换了夏装，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
红军严明的纪律，和蔼可亲的态度，获得了老百姓的好感。特别是红军帮助老百姓收庄稼，赢得广泛的赞誉。每到一地我们都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有一天，妇女界来部队慰问，为了表示欢迎，我师直机关及交通队列队迎接。师首长和宋任穷①主任陪同十多位妇女代表缓缓向我们走来。妇女们都穿着无袖的旗袍，裸露着臂膀和小腿，夏季天热，单薄的旗袍紧裹着曲线匀称的躯体，这一群显山露水的女人在部队营区里走动，确实搅起了一阵风波。妇女代表团准备向部队赠送慰问品。
那天正好是我当值日官。见到首长们和妇女代表远远向我们走来，我忙集合队伍，喊了口令后向师首长及宋任穷主任报告。待报告完，妇女代表的负责人说：“你们怎么人都跑了呢？”
我回头一看，交通队和师直机关许多人都不知去向，剩下的一些人稀稀拉拉已不成队列。
宋任穷主任很不高兴地说：“马上把人给我找回来，问问为什么跑开。”
我在不远处将跑开的人带了回来，大家唧唧咕咕给我说了原因，我也不自在了。整队完毕，宋主任面向着队伍和我问：“为什么都跑了，怎么能这样不守纪律？嗯？”
大家都低着头，谁也不敢吱声。
宋主任又问我。我嗫嚅小声地回答道：“他们说那些女人都没穿裤子。”
“放狗屁！”宋主任自己先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妇女代表负责人听到这话后笑岔了气。她同身后的那些妇女一说，女人们笑得扭成了一团。
我们的战士十分难堪，不知如何是好。那妇女代表负责人忍住笑，偏头对妇女代表们说：“他们说我们没穿裤子，让他们看看吧!”
说着，她率先搂起了旗袍的前摆，跟着其他妇女也都搂起了旗袍。这一下队伍像炸了锅的，“哄”地一下，许多人背转了身，我和一些人立刻捂住了眼睛。在她们的笑声中，好一会儿我才敢从指缝里往外偷看，原来她们都穿着短裤衩。不过，那白生生的双腿和裸露的胳臂也够让人心慌意乱的了。
我们这些当兵的，长年累月在部队，不与女人接触。过雪山草地连个人影子都见不到，即使到了驻地也多是乡村，妇女们都着长衣长裤，哪见过这些城镇的女人穿露臂露腿的旗袍呢。宋任穷主任忙向妇女们解释：我们红军战士都是农家子弟，没见过大世面，请代表们不要见怪。妇女代表们说：红军打起仗来是英雄好汉，平时同老百姓在一起是那样随和。这些战士真是淳朴可爱。自从那天出了这次笑话以后，妇女代表们还发动许多人来部队帮战士洗衣洗被褥，那真是军民一家亲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寇点燃了战火，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翌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国工农红军致电蒋介石，请缨为国效命，开赴抗日前线。
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动提出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主张。经过谈判，8月19日，蒋介石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下旬开始，我们部队在三原等待正式改编。为上前线抗日，全军上下加强了军事训练，开展了大练兵运动，并进行大比武式的演习。
记得我红三十一军在一个山坳里进行射击比赛，各师的连队均抽调射击好手参加。萧克军长、周纯全军政委还有各师的首长们都到了靶场，连队射手比赛完毕，首长们聚在一起也开始打靶。每位首长都带着自己的警卫员和交通队，陈赓②这时也在场。在鄂豫皖苏区时期，陈赓原是我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负伤离队后历经磨难又去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任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此时，听说马上要来我三十一军任职。
陈赓是个乐观、风趣的领导，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笑。这时陈赓逗着让萧克军长打靶。之后，他又同我师叶成焕政委调侃，夸自己的枪法如何了得。叶政委与他比试，果然陈赓的枪法略胜叶政委一筹。
叶政委不服气，将我推到前面说：“我师交通队的秦懋书是师里比武的神枪手，你可敢同他比试？”
我原来就知道陈赓，听说过许多有关他的轶事，但从没有与他接触，同陌生的首长在一起，我总有点不自在。没想到陈赓十分随和，很容易接近，与基层干部战士在一起没有一点官架子，他那满脸的笑容就像灿烂的阳光，总能化解对方的局促和不安，同时也感染着身边的人。
此时，陈赓对我说：“那好，我们先比步枪。”
说着操起步枪就瞄准。
我们比的是立姿射击，距靶有百十来公尺。陈赓出枪很快，三枪响过，报靶员报出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轮到我了，我的心怦怦乱跳，担心打不好，叶政委鼓励我，让我别紧张。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稳稳地击发了三枪。报靶员报出了两个十环和一个九环，我比陈赓还多一环哩!看到叶政委十分得意，陈赓嚷着：“不错不错，我们现在比短枪。小秦，你先来。”
我掏出驳壳枪要打靶标，叶政委拦住我说，还是让陈赓先打。
陈赓掏出枪，瞄了瞄靶标，又放下枪说：“小秦，比短枪我们不打靶标。你看到前面地上有个树蔸子吗？你要是三枪都打中了，就算你赢，我就不打了。”
我定睛一看，几十公尺开外的地上果然有个被挖出丢弃的枯树蔸，仅有小饭碗那么大。陈赓的随和让我刚才紧张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下来。我说：“可以呀，我三枪一定打中。”
“三枪打中不行，要枪枪中。”
“枪枪中就枪枪中，不信我们赌个什么。”我没有顾忌地说。
“行啊，小秦，你要是有一枪没打中，就算输，输了怎么办？”
我一下子窘迫无言，我有什么东西可赌呀？
陈赓笑嘻嘻地继续说：“你要是输了，你们叶政委的‘勃郎宁’就归我。”
原来他早就看中了叶政委的那支小手枪。
叶政委说：“行呀，要是小秦打中了，你输了呢？”
陈赓在自己身上上下摸了个遍，最后摘下手表说：“我输了，这个就归小秦。”
我一听是这样，就高兴得不行，活这么大我还没有带过手表哩!首长们打赌，我输了没有关系，赢了可就得块手表，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嚷道：“行啊，行啊，说定了，不能悔的哟!”
叶政委说：“你的手表和我的枪都放在石头上，谁输了也不得悔。”
说着，叶政委果真先将小手枪放在了石墩上。陈赓不太情愿地将手表也放在了手枪旁。
刚才在旁边观战的几位首长先是跟着起哄，这会儿眼睛都盯着了那枯树蔸子。这下看我的了，我屏住气抬起枪，瞄准那树蔸开了第一枪。只见那枯树蔸在地上打了个滚，接着我又连发了两枪，那树蔸连翻了两个斤斗蹦起老高。三枪都打中了，陈赓输了呀。
我高兴地大叫：“我赢了，我赢了。”抓起石墩上的手表就跑。
陈赓后悔了，瘸着腿就追我，在后面嚷着：“还没有说好呀，这不算，这不算。”
我边跑边看着手表，兴奋了好一会儿。叶政委拦住我说：“小秦，算了算了，这表是陈团长的宝贝，打仗少不了它。我们说着玩的，你别当真哩!”
这真是麻雀仔掉进糠窝窝里——空喜欢了一场。我委屈得不行：输了反悔，说了不算，这算什么首长。
叶成焕将手表要回去还给了陈赓，看着沮丧的我，许诺今后打仗缴获的手表一定给我一块（后来在战斗中我们缴获了日军的手表，上交后上级真的奖给了我一只。我想这一定是陈赓和叶成焕在兑现他们的诺言）。
陈赓戴上手表还是那副笑哈哈的模样，我算认识了陈赓。不久，陈赓成为了我们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的旅长。
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之后，即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的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
同国民党打了10年的仗，对方骂我们是“共匪”、“赤匪”，多年来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没有合法地位。如今要改吃皇粮了，许多人却不愿意了。我师二七九团团长高言成，留下纸条和手枪离队“干地方”去了。师经理处主任（既师供给部部长）郑行忠是个年龄较大参加过黄麻起义的老同志，我们叫他“木匠老汉”，此时也撂挑子离开不干了。师长和政委发现其“开小差”后非常生气，命令我去追，若带不回来可就地枪决。我带人骑马找寻，在大片的玉米地里没有了“木匠老汉”的踪影。解放后才得知，他逃回红安老家当了农民。
红四方面军将作为主体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主持召开了方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改编后的部队编制序列及各级干部名单。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红军要改编，编制级别大大降低，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绝大多数红军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许多高级将领“官降三级”，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副师长，军长当旅长，师长当团长，人人降级，我只能当排长了。
刘伯承耐心地做着大家的思想工作：“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大敌当前之时，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进行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个番号，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但仍是共产党的队伍，蒋介石是指挥不动我们的，这一点没有半点妥协，毛主席和蒋介石已经达成了协议。”“对于现在还没有想通的战士和干部，就要靠在座的同志们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在9月6日前必须把弯子转过来，这一点也毫不含糊。”
9月6日，我们部队在西安以北的三原县石桥镇举行阅兵典礼和改编誓师大会。
清晨，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早饭后，雨越下越大。城外广场上密匝匝全是部队，步兵持枪，骑兵上马，队伍威武雄壮。抗日誓师大会总指挥陈赓骑马指挥受阅部队，刘伯承、张浩、宋任穷、倪志亮、李达等首长们骑马阅兵。人们军帽上那颗红布五星，虽经风吹雨打，日晒夜露褪去了鲜艳的红色，但在密蒙的雨雾中，那红星在人们眼中闪现着一片红光。
阅兵后，刘伯承宣布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这支队伍，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倪志亮任参谋长，李达任参谋处长。接着宣誓，有人领读，一唱众和：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杀我同胞，灭我种族，亡我国家……为了同胞，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吼声震天，表达了我们这支八路军队伍拯救国家危亡，誓死抗日的决心。
雨愈下愈大，部队在雨雾中淋得透湿，每个人脸上都呈现着坚毅的神情。刘伯承师长讲话：
“同志们，我们红军改编了，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意志不会变。”
他拿出一顶军帽，部队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顶这样的军帽。
刘师长指着青天白日的帽徽接着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让我们告别红军帽吧！”
他摘下红军帽，将那顶新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雨淋在他的脸庞上，但人们可以看出，他那受伤的眼睛已涌出了泪水。刘师长命令道：“现在换帽子！”
除了雨声，广场上静悄悄的，人们一动不动。将红军改编成什么“国民革命军”，戴青天白日国民党帽徽，广大的红军干部、战士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一二九师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体改编的。这支部队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多少年来，眼见自己的许多亲人、战友惨遭国民党的杀戮，大家与国民党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会儿自己要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徽，这不是投降了吗？人们坠入了困惑、委屈、怨恨的复杂情绪中。
刘师长提高了嗓门：“我命令，换帽子！”
全师服从命令，一齐戴上了新军帽。
人们将换下的红军帽仔细地折起来放入挎包里。广场上没有丢下一顶红军帽。许多人泪流满面。雨在下，泪在流，泪雨纷飞，流在嘴里都是咸味呀!换帽以后，举行授旗仪式。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我们红九十三师成为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旅长陈赓，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我们交通队改编为团特务连。我在七七二团特务连一排任排长。
誓师大会以后，我们回到驻地。见房东大叔在挑水，我快步上前帮忙将桶里水往缸里倒。大叔白了我一眼，说道：“用不着你帮忙。就这样投降国民党？！你们真没骨气！”
我傻愣愣地站在院子里，我排的战士都听到了这话。困惑、委屈、怨恨，又一齐涌上心头，大家都哭了。
开饭了，伙食团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大米。白花花的大米饭，香喷喷的红烧肉，这要在平时早抢没了。可这会儿，没人去动一下。团长陪同师长来看望大家，战士们像孩子见了娘一样都哭了起来。刘伯承师长对我们说：“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别看现在我们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可我们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为了国家，为了抗日，我们告别了红军帽。帽子换了算什么，可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
红军时代已成过去。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又迎来新的时代。就是我们这些“白皮红心萝卜”担负起了抗日民族救亡的重任。
八路军一一五师于8月下旬已经先期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我一二九师、一二○师随即整装东进。从此，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投入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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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任穷（1909— ），湖南浏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委书记，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家第二、第三、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② 陈赓（1903—1961），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参加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团长、师长，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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