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又进一步在华北不断挑起事端；日本企图进攻绥蒙，在北面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压力；蒋介石忙于应付“两广事件”，红军的压力相对减弱；张学良的东北军由于受命不抵抗日军的侵略，丢失东三省，受到全国民众的谴责，此时也抗战心切，无心与红军为敌。此时，中共中央重新制定了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站稳脚跟，打通新疆至苏联的通道，巩固内部，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
我红九十三师北出草地进入甘肃南部，由于有兄弟部队当前锋，我们向北的一路上,未遇到敌人大部队的堵截。红军饥饿难捱，疲惫不堪，我们拿出仅有的钱向老百姓购买食物。沿途遇到藏民，我们就向他们买大饼，藏民通常将大饼揣在藏袍里，那紧贴肉乎乎胸脯的大饼，带着体温伴着一股汗咸味，一个藏洋一个，饿极了的人顾不了那些，在我看来能填饱肚子的都是美味珍馐了。一路北进，沿途见到的汉族老百姓多了起来，虽然那地方口音很难懂，可毕竟是汉语，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同老百姓说话，老乡都捂着鼻子说：“你们是啥队伍，咋这么臭呀？”
是呀，几个月来，我们风里雨里，泥里水里，身上的汗湿了干，干了又湿，能活着就不错，哪有条件洗澡呀，身上的汗酸味加牛羊肉的膻臊气搅在一起都馊了，哪能不臭呢?
一路北进都比较顺利，只是在通过天险腊子口时，遇到零星敌人的冷枪袭扰。过了岷县，红军打下漳县后停顿下来。前敌指挥部设在漳县，部队原地待命。
9月上旬，我红九十三师奉令北上，同兄弟部队一道攻打通渭。其实我师抵达通渭外围时战斗就已打响，通渭守敌不多，待我师部进城时战斗已近尾声。
兄弟部队迅速穿过通渭向西北方向前进，而我师占据通渭打扫战场。
通渭是座小城，这次战斗消灭了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多营和一些地方部队，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而我们最需要的粮食和服装却不多，真有点遗憾。
在打扫战场时，我们缴获了敌人的三大箱钞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崭新的纸币，也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于是捆好箱子准备上缴。易良品副师长正为战利品中没有粮食和服装气恼，望着这些钞票说：“部队还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带着这些废纸有何用，都给我烧了。”
于是，我们砸了箱子点燃了火，让那些花花绿绿的票子在烈焰中燃烧成灰烬随风升腾。我随手抓了一把票子分给每人三张，说：“大家留着玩，没用就屙屎擦屁股。”
在通渭城呆了几天，部队进行休整。我们交通队几个人没事就去街上溜达。在街上遇到一个卖苹果的老乡，我掏出仅剩的那张钞票要买苹果。老乡说：“老总，这钱我找不开。”
我说:“不用找了，给我们每人一个苹果。”
“不要说每人一个，我这挑子苹果都给你们也用不了这张钱。”
我大气地说：“那就把这挑苹果都给我们，你走吧!”
没想到老乡趴在地上给我们磕了三个响头，拔腿就跑得没影了。后来问别人才知道，那张票子都够买条牛了。
我师驻防通渭，一天，师长给我们交通队下达任务，要求我们队组成一支小分队，化装去侦察秦安、天水方向的敌情。由侦察连指导员查玉升①和我带队，这支小分队主要由我队一排担任，另将师部侦察连的一个班配给了我们。政委在会上说：“你们这次侦察，就是要摸清敌情。我师还不知道要在通渭呆多久，你们还要设法搞些粮食，最好有服装，解决部队过冬问题。”
我们领受了任务，穿上缴获的国民党军装，查玉升配戴少校军衔，我戴了个上尉领花。虽说穿上国民党的军服，头上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心里别扭，不是滋味，可这军装毕竟比我们那破衣烂衫要整齐得多，骑在马上也真威风凛凛。我们一行三十多人离开了通渭，向东南方向的天水行进。
记得在一个好像叫郭家的小镇，我们穿镇而过。看见一个大院外挂着一块国民党的什么牌子，那上面的字我认不全。查玉升拉住马头折了回去说：“走，去瞧瞧。”
大院的门口有个像民团的哨兵在站岗，查玉升下了马径直朝大院走去。那哨兵横枪拦住查玉升问：“站住！干什么的？！”
查玉升上前搧了那哨兵两耳光，骂道：“瞎你娘的狗眼，你配跟老子说话？叫你们当家的出来。”说着迈步进了院子。
那哨兵挨了打，不敢吭气站到了旁边。这时从里面跑出来个圆脸，边拱手边笑着说：“不知长官驾到，有失远迎，请问长官是哪部分的？”
我大大咧咧地说：“我们是胡长官的前营卫队。”（其实这是瞎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胡宗南有没有这个部队称号）
那圆脸点头哈腰，说：“里面请，里面请。”
查玉升朝我使了个眼色就带人进了院子。
我会意地在院门口及镇的两边街口布置了警戒。待我回头进院时，看到查玉升同那圆脸正谈得火热。我不知那圆脸是个什么官，只见他左右张罗人，说是要备饭犒劳我们，正晌午果真开了四桌饭。我们这些穷当兵的哪见过什么宴席，那七碟八碗现在算不了什么，可在那时对我们来说真可谓是美味珍馐的大宴了。长期以来忍饥挨饿，这下可让我们开了荤，我们毫不客气胡吃海喝来了个一扫光。在席间，查玉升对那圆脸说：“我们在通渭把共匪围住了，我这就是要回天水向胡长官报告，前线的弟兄们粮食快断顿了，你老兄能不能在这里给我筹些粮食？”
那圆脸听了这话脸上的堆笑僵硬了，皱着眉头说：“不怕你兄弟见笑。我们这小地方人也不多，粮也不多，哪供得上你们大队伍用粮呀。”
查玉升拉长了脸：“看来你老兄不愿帮忙了。”
“哪里哪里，长官别误会，不知你想筹多少？”圆脸忙赔笑道。
“有多少要多少。”
“那好，那好，我去办，我尽力而为。”他哭丧着脸，不住地点头，吩咐人马上去办。
过了一个多时辰，圆脸来说：“长官，我这地方太穷，除了几个大户有点粮外，其他的就筹不到粮了。”
查玉升用马鞭敲着腿说：“把那几个大户的粮食都给我集来，就算是我借的，到时候还你就是。”那圆脸屁颠屁颠地又去忙活，隔了好一会，他满头大汗进了屋：“长官，筹了四千多斤粮，我算是尽心了，现正在找牲口，弄齐了一起给你送去。不过长官是否留个条，我也好说话呀。”
查玉升说：“好吧，好吧，你写好，我签个名好了。”
圆脸果真叫人写条请查玉升签字。
他边点头边哈腰：“长官，我办点事也不容易，还烦您在胡长官面前替我多美言几句。”
我们忍不住都要笑出声来。
这是我们意外的收获，牲口已经备妥，三十多匹骡马分驮着近五千斤粮食。天已擦黑，圆脸相邀挽留，查玉升怕夜长梦多，露馅坏事，命令侦察连的那个班押送粮食先回通渭，我们大部分人向秦安方向开拔。
离开那小镇，我们在野外露营。天亮准备出发时，才发现我队的张恭信不在队列。我和查玉升非常着急。张恭信是河南商城人，自参加红军后，意志坚定，作战勇敢，我们相信他不会开小差，但就怕他落到敌人手里，暴露我们的行踪。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我命令全队分为几组，分散寻找。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在当地的老乡家找到了。原来张恭信晚上宿营的时候，自己也说不清在漆黑的夜里怎么就迷了路，离营地越来越远，怎么也找不到队伍，直到天亮也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偶遇一当地人，那人竟是张恭信的河南同乡，在老乡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我们。虚惊了一场，没有大碍，但耽误了一天的时间。小分队继续着侦察任务。
几经周折我们到达甘谷驿地域。这地方离秦安和天水都不远，几天下来，沿途我们已了解到许多的民情和敌情。
夜宿一骡马店，我们在大院里外发现有许多牲口，库房里还堆了不少的东西，不知是何物。我们问店主，店主说这是一个兰州的商人，办了货今夜在此留宿，明早就赶路回兰州了。客栈里的灯差不多都熄灭了，只有马厩里有人还在给牲口喂夜草。查玉升对大家说尽快休息，明天要起大早赶路，这一晚我们安静地睡了个好觉。
天不亮大家就起了床，院子里不知是什么人在为牲口上驮子，我们也为自己的牲口备鞍准备出发。我和查玉升走到那些牲口旁伸手一摸，几十匹牲口的驮子里竟是棉花、布匹甚至还有几台机器。查玉升同我交换了个眼色，我俩心中大喜，这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
查玉升说：“就搞他！”
天蒙蒙亮，那商人吆喝他的人上路。
查玉升向大家作了布置就过去打招呼：“掌柜的，这是要去哪里？”
那商人说是要去兰州。查玉升说我们去通渭，大家是一路的了。商人说：“听说通渭叫红军占了，我可不敢走通渭。”
“嗨，你还不知道，在通渭，共匪的那点人叫我们给围了，你跟我们走绝对错不了。”查玉升爽朗地说。
那商人正愁路上不安全，看见我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听我们这一说，还真愿意跟我们一块儿走。整个驮队和我们的人上了路向通渭走去。
沿途查玉升吩咐大家少说话以免露馅，他跟那商人天南地北地穷聊起来。
时过晌午，发现有一路人牵马缓行，戴礼帽，着长衫，除一口小皮箱外没有任何行李。我们感到蹊跷，于是拦住他询问，那人一口纯正的东北口音让我们怀疑他是国民党的探子。他神态自如地说自己是位商人，我们搜查了他的全身及随带物品，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查不出究竟我们只有扣留他，让他随我们走。凭直觉，我们认为他不是个商人。此人话不多，从他那遇事不慌心态沉稳的神情，还有从他那机警深邃的眸子里，我们断定这绝非是个等闲之辈。一路上我和查玉升询问过多次，可他滴水不漏应对自如，我们决定将他带回师部审查。
一路向西北方向行进，离通渭不远，那兰州商人说，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有红军。查玉升说，有红军怕什么，这里有我们哩。离通渭越来越近，我师部署在通渭外围的防御阵地已清晰可见。哨卡上有人大声喊：“站住！干什么的？！”
我知道这是二七四团的连哨卡，于是也大声回答：“傻子连长，是我秦懋书呀。”（那时候大家相互都叫绰号，大名反而没人称呼）
哨卡里走出一个人，我接着又喊：“傻子连长，张德魁，是我们回来了。”
我们正在对话，忽听身旁一阵马蹄乱响，原来那兰州商人感觉不对，他夺过一匹马的缰绳，跨上马就跑。我们大喊站住，可他不听。我抬手一枪，“砰”地一声，只见他滚下马来。我的心一沉：坏了，本想吓唬一下，怎么就把他打死了呢!
兰州商人坠地打了几个滚，没起身就趴在地上边磕头边大喊：“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原来那一枪没伤着他，仅把他的礼帽打了个洞，他是吓得摔下马来的。我终于放心了，说：“叫你站住你要跑，没打死你就算你命大。你跟我们走不会吃亏的。”
就这样我们押着几十驮子的货物进了通渭。
见到我们回来，师长、政委大喜。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在郭家小镇搞的近五千斤粟米和包谷，早已由侦察连的那个班押运回来。我们在甘谷驿弄到的近百驮货物都是白竹布、棉花、那机器我们不认识，别人告诉我那是做衣服用的缝纫机。部队要换装，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听说部队给了兰州商人不少钱，留下货物打发他回家，他逢人就说红军的好话，说红军是买卖公平的仁义之师。
回头再说那自称是商人的东北人，我们将他关进一间小房，不停地审讯，可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商人，其他什么也不说。阙子清急了，大喊道：“他肯定是国民党的探子，再不说就毙了他。”
我和查玉升也附和着说：“我看他不是商人，一定是军人。他看到了我们的部署，放他不行，杀了算了。”
可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师首长也没有回来，我们奈何他不得，只得进一步试探并吓唬他。查玉升叫来两个战士，吩咐后将那商人押到院子里靠墙站着，说是要枪毙他。而面对死亡，他也不慌张。阙子清无可奈何地喊了声：“举枪！”
两个战士将子弹推上枪膛，举起了枪。
只听那人大喊：“慢点儿！我想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
我说：“我们是红军！”
“真是红军？”
“真的就是真的，哪能有假。”
“你们不能杀我！”
“为么事？！”
“我受少帅之命来找你们……”
“什么少帅？！”我根本不懂谁是少帅。
“就是张学良少帅，我是东北军……”
“好哇，果然叫我说中了。我早说过，你是军人而不是商人。张学良、国民党、东北军都不是好东西，老子不杀你杀哪个？”听到他承认自己是东北军。我以为是我们的假枪毙起了作用。
当时我们基层的干部战士并不了解全国的局势，也不清楚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工作，更不明白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是什么关系。想当然认为东北军也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我们的敌人。
“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说！”阙子清吼问道。
“我不能跟你讲，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查玉升觉得这事蹊跷，不能莽撞，决定先将他关押起来，等师首长来处理。
叶成焕政委和宋辅南主任处理完兰州商人的事后，立即赶到了我们交通队。我们向师首长报告了情况并将那人押了上来。
叶成焕对那人说：“我是师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你有什么事说吧。”
那人说：“我是东北军的，是张少帅的副官。有封少帅的亲笔信，我必须面呈你们的徐向前总指挥。”
“信在何处？”
“请把我的马牵来。”
我们将他的马牵了来，他向我们要了把刺刀，割开了他的马鞍子，从鞍垫的夹缝中取出一封信递给了政委。政委看过信封上的字说：“我替你将此信转达。”
那人说：“不行，这封信我必须亲自面呈徐向前总指挥。少帅说过，人在信在。”
政委答应了：“那好，我马上派人送你去见徐总指挥。”
该副官指着我说：“这个小‘上尉’的枪法了得，就让他送我去吧。”
政治部主任给我布置了任务。我带了一个班骑马连夜出发，陪这位自称姓李的副官向漳县奔驰而去。
在途中，我问他为什么一路上就不说这事儿，他说：“一路上你们都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我躲还来不及，怎么能说？”
“那到了通渭为什么还不说呢？”
“到通渭后，我虽然感觉你们像红军，可你们军容不整，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从服装上也看不出你们是什么队伍，我不能确定，哪里敢说呢。这封信是我军的高度机密，人在信在，我可不敢贸然处之。”
我军走出草地后，部队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服装五花八门，穿什么的都有，李副官把我们当成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或是土匪流寇，难怪不敢吐露真言。当时的我，作为红军的基层干部，对时局并不了解，在甘南，东北军和我们交过手，我们把东北军当敌人，根本就不知道东北军在抗日救国方面和我们红军是一致的，更不知道东北军同我党我军保持着秘密联系。我将李副官护送到漳县，并面交徐向前总指挥，完成了任务。为了打通西(安)兰(州)大道，实现我军的战略目的，我师奉命北出通渭，在静宁地区以南牵制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大部队全在漳县、礼县、成县一带，我师单独在甘南的北部与胡宗南的部队周旋，孤军奋战，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1985年，总后勤部副政委白相国②及夫人杨阳同志来武汉，我和老伴谢建华陪二位去探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③同志。几位老战友相见非常高兴，大家叙旧话今，谈起了许多战争年代的轶事。韩东山，这位当年最先率部在夹金山下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红二十五师师长，此时兴致勃勃：“相国，小杨，你们可知道秦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我感到诧异，忙问：“韩司令，这话从何说起呀？”
韩东山说：“你忘了？我们三十一军两个师出了草地在甘南，那时我在九十一师当副师长，军长命令我临时带二七四团牵制胡宗南的一个师，敌人比我们多好几倍，要不是你带人掩护我们，我一个团就完了呀!”
我也想起了这件事，接着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都记不清了，还提它做么事。”
谢建华问：“韩司令，我怎么没有听秦忠讲过这事呀？”
“哎，建华呀，这事秦忠可以忘，我可忘不了呀。”老将军眯缝着眼睛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之中，他娓娓道出的故事，把我们都带入了那久远的年代。
韩司令的回忆让我也想起了几十年前的这件往事：
我九十三师北出通渭后，两个团分别出击牵制胡宗南部队。一天，师长命令我交通队将二七四团速带回来。那时候，我师没有电台，通信联络全靠我们交通队。我带一排共二十来人准备出发，师长说，韩东山和二七四团的方位大约在东北方向八十里处。
我带领我们一排骑马驰骋而去，到达二七四团应在的位置，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整个下午都过去了，空旷的黄土荒原上找不见一个人影。太阳快落下地平线，灰蒙蒙的黄昏里只有秋风吹着干枯的蒿草发出嘶嘶的啸叫。我心急火燎不知如何是好。
“指导员，你看！”身旁的胡家燕喊了起来。
我们顺眼望去，北面偏西的位置浓重的尘土飘荡着，像是燃烧的烟尘。战士们高兴地说：“可找到他们了，我们赶快去接应他们吧。”
我感觉不太对头，对大家说：“那不像二七四团，我们的部队没有那么多的人。这尘土浓厚，而且速度不算太快，这是一支步兵部队，少说也有二三千人。这是敌人，一定是敌人！”
胡家燕说：“指导员，你再看那边。”
顺着他的手指，我们发现还有一股尘烟。西边的太阳已落下地平线，在晚霞的映照下尘烟非常明显，这尘烟显然没有北面的那股大。
“这才是二七四团！”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原来我们骑马跑过了头，现在我们同二七四团，还有敌人大部队几乎成三角形。敌人距离二七四团大约有七八里地，正急速地掠起滚滚的尘烟，气势汹汹地向二七四团扑去。二七四团出草地后经过几次战斗，减员严重，此时也不过几百人。敌众我寡，二七四团危在旦夕。
一定要把敌人引开!我急中生智，让十多个战士下马用刺刀赶快割草，解下绑腿将蒿草捆好拴在马尾巴上。命令这些战士骑马拖草在原地轮圈跑，把尘土搅得越大越好，将敌人引过来。战士们遵命打马，拼命地在原地转圈跑了起来，顿时扬起浓浓的尘烟。我带领另几个战士策马向二七四团奔去。
我的调虎离山计真的起了作用，敌人放弃追逐二七四团，转头向东南方向我们交通队扑去。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几个人找到二七四团。韩东山此时已身负重伤，浑身染血，被人抬着。二七四团与敌人拼杀了两天，他们打得太苦了，几百号人近一半是彩号，敌人要是扑过来，那后果真不堪设想。趁着夜色，我让人将韩东山驮在我的马上，我牵马带着队伍向师部疾行，将二七四团安全带回了师部。我们队那十几个战士吸引敌人，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趁黑夜脱离险境，顺利返回了部队。
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如烟。老将军的暮年虽没有了当年叱咤风云的英姿，但他那历经沧桑的脸庞仍透出军人的虎虎英气。1986年，韩东山司令员逝世了。回忆记叙的这段往事，仅作为我对老将军的思念，缅怀纪念他。让我们的后人永远记住先辈们为革命事业抛洒热血的那段历史。
1936年9月下旬，三个方面军即将会合，人们都翘首以盼，期待着这一胜利的时刻。我红九十三师驻扎的通渭，实际离红一方面军控制的界石铺已经不远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我师接到上级命令，撤离通渭向漳县集结，紧接着又向西行，涉过洮河向临潭进发。这时指战员无不感到奇怪，说是北上抗日，为何往西行走？越往西，汉人越少。我们渐渐又见到一些藏式木楼，看到沿途山坡的石头上刻满了藏传佛教的玛尼刚经文，藏民插挂着的经幡随处可见。那经幡随风飘荡，不由让我们又想起半年前在藏区的时光。此时人心浮动，人们都在猜测是不是又要回藏区？是不是又要过草地？说起草地人们就不寒而栗，那草地真是过怕了呀。这时人们思想混乱，说怪话的人颇多，部队在最艰难的时候都没有人脱队，可这时开小差的现象却时有发生。柴洪儒师长焦急地说：“不能再往西走了，这样下去部队没法带了。”
叶成焕政委心情沉重地说：“完了，完了，再往西走，部队就完了哇!”
好在没走几天，上级传来命令说，前面道路难行，部队全部返回。后来才知道，西行的命令是张国焘下的。张国焘仍抱着他的观点不放，他不愿同党中央会合，他要闹独立，举着“打通国际线路，争取苏联援助”的旗号，准备在新疆建立他自己的独立王国。河西走廊走不通，他准备向南绕行青海到新疆。可这次是连老天都不助他，黄河西岸已是大雪封山，无路可走。此时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已认识到张国焘倒行逆施的错误，不再支持他，张国焘的话不再那么灵了，他自己也感到空前的孤立。在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的努力劝说下，张国焘面对目前的现实，只得同意按党中央的命令北进。
9月底，我红九十三师北返通渭进占马营，不日又继续北上，在会宁地区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合。两个方面军分离了整整一年，这一年里我们红四方面军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啊!
10月上旬，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地区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长征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可对我来说则是漫长的磨难，在我的一生中，它给我留下最难以忘却的记忆。难忘啊，那血与火的战斗；那雪山草地的苦难；那融融温暖的战友之情；那冻饿牺牲的战友的英名。这一切通通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铭刻在我的心里。
───────────
① 查玉升（1914—1998），安徽六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红四军排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交通队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营长、团长。1941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及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师长，参加了淮海、渡江、广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战役系，后任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② 白相国（1918—1991），原名白蕖香，山东蓬莱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指导员，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教导员，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三十七团政治处主任，抗大十分校二大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副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第四十五团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警卫团副政治委员，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第四十一军一二三师政治委员，军副政委、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国家外贸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③ 韩东山（1905—1986），湖北大悟县人。1928年1月参加革命，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军营长、团长、师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团长、副旅长，东进纵队副司令员。1942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新四军五师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旅长，河南军区司令员，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十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江汉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浏览：268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