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红三十军作为先头部队占领了康北的战略要地——甘孜。陆续翻越大雪山的红军各部队，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界泰宁、北临草地的大片地区。为了巩固红军占领的道孚及炉霍地域，我红九十三师奉命南出道孚，与兄弟部队一道钳击盘踞泰宁的国民党李抱冰部。李抱冰的五十三师不敌红军的攻击，弃城南逃康定。红九十三师班师回营，进驻炉霍。
部队原来并不准备在康北立足，仅想筹集必要的粮食和物资后北上。红二、六军团转战川黔滇后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为了策应他们北进，整个红四方面军都在原地等待。我们师在炉霍一住就是几个月，这个期间，红四方面军整编了部队。从百丈关战役到翻越雪山，红军的兵力消耗很大，由原来的八万之众至此仅剩四万余人。部队的缩编充实了基层战斗部队。方面军总部下辖六个军：
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独立师。各师不设团，直辖营。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辖十三师、十五师。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辖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二十七师、教导师。各师不设团，直辖营。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八十八师、八十九师。每师各三个团。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委周纯全，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每师各三个团。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政委叶成焕，辖二七一团、二七四团、二七九团。团不设营，直辖连。
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辖九十四师、九十六师。
(我对原属红一方面军序列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的下辖建制不太了解)
直辖骑兵师：师长许世友。
还有王维舟为总指挥的抗日救国军及红军大学。
我交通三队由战前五十多人减少到三十人。此时师部的三个交通队合编为一个队，由原二队队长阙子清任队长，我任指导员。另外重新组建一个侦察连，我的另一个老乡江传正当了该连的连长，查玉升任指导员。
部队整编后，开展了军事训练，根据当时的情况着重训练打骑兵，打夜战、渡江河等。在整训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粮食。春荒时节，在这地广人稀的康北高原上粮食本来就少，有史以来的藏汉矛盾，加之敌人和反动头人的宣传，藏民们对红军还是不信任。他们将粮食藏起来，而我们几万人在那里必须吃饭，尽管用钱买，但还是吃了他们的粮食，拉走了他们的牛羊，本来就不富足的康北高原更显物资匮乏。我们红军和藏民的关系并不和睦。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总部派部队远行征粮。由于当地的物产贫乏，征集的食品有限，部队不得不严格实行分配制，每人每天只有三两粮食，不足部分就用野菜替代。当地有许多野菜，要填饱肚子，红军战士就用野菜果腹。一些人误食有毒的野菜不幸身亡，后来许多人宁愿饿肚子也不肯吃野菜。为了解决哪些野菜能食用的问题，朱德总司令特地去请教当地藏民，并和我们到荒野里挖那些能吃的野菜，办了个展览会，让大家都去看，要大家识别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不能吃，有些叫不上名字的野菜，就编上号码。我认识了二十多种野菜，感觉灰灰菜和荠菜是最可口的野菜。为了推广野菜，我们交通队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拿着这些野菜的样品，骑着马跑遍下属连队。
康北高原遍地青绿，春夏之交的草地给我们带来了生的希望，红军就是靠这些野菜，度过了缺粮的难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经受过长期残酷的野外生存极限的考验。
我师在炉霍一住就是几个月，我们听说贺龙、萧克①的红二、六军团要与我们会合，大家都非常高兴。记得叶政委从总部开会回来传达会议精神，他说徐向前总指挥在会上讲：“红军各部队都是一个大家庭的兄弟。一方面军是老大，红二、六军团是老二，我们四方面军是老四。上次我们跟大哥没搞好关系，这次一定要同二哥搞好，要不，我们老四就太不讲道理了。”
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我们在积极为慰劳“二哥”筹集物资。许多人都学会了用手捻毛线，学会了织毛活，我捐了一双亲手捻线织成的袜子，真心地盼望红二、六军团早日到来。
7月份，听说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我们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会合了，我虽然没有见到红二、六军团的红军兄弟，但两军胜利会合的消息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来我们知道，任弼时、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增强了朱德、刘伯承等同志抵制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力量。
最初，张国焘对红二、六军团这支部队的到来垂涎欲滴，很想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张想拉拢红二、六军团与他一起拒绝北上，拉拢二、六军团的干部推行他的路线。贺龙、任弼时对张国焘的那套不买账，同张国焘进行了很有策略的斗争，不争不吵，就是要人要枪要子弹。也许张国焘想转圜自己尴尬的局面，或是慑于刚直不阿的贺老总的威名，他同意了将红三十二军交给刚成立的二方面军指挥。
7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
张国焘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大家都认识到南下的路线错了。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是偷来的喇叭，不敢吹，历经挫折的他面对失败的事实和共产国际的压力，已经蔫头耷脑，不得不宣布撤销他的“第二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这样就有了我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
两个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北上。左纵队辖红二方面军，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红四军第十师、十一师，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甘孜地区出发，经阿坝东出草地向包座、班佑前进；中纵队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红九军、红四军第十二师、还有我们第九十三师组成，由徐向前率领，从炉霍地区出发，经毛尔盖北出草地向包座前进；右纵队由红五军、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以及藏民独立师组成，由董振堂率领，从崇化、丹巴地区出发，经毛尔盖北出草地向包座前进。三路纵队共同北上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同中央会合。
过草地，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三次了，前两次过草地艰难困苦的情景，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沉重的记忆，一想到那没有人烟，没有兽迹，时刻能吞噬人的烂草地，就不寒而栗。不说恶劣的自然气候与环境给我们造成了多少艰难险阻，单说那草地上食物奇缺就让人难以生存。为了过草地，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部队还是设法筹集了粮食。每人二十斤青稞、半斤盐，随身携带。部队严令规定，人人必须按定量吃，违者枪毙。那时人都饿极了，还真是有人违令多吃而被枪毙的。
我师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了毛尔盖的草地边缘地区。
记得一天宿营，我头枕干粮袋睡觉。天蒙蒙亮时，迷迷糊糊之中我感觉有人拽我的“枕头”。那时人都饿极了，立即意识到有人偷拿别人的干粮!我一下子惊醒，伸手去夺我的干粮袋，谁知抓住了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吱哇”一声，把我吓了一大跳。起身扭头一看，只见十来个不高的黑影子呼呼啦啦跑向树林。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连忙拔枪射击，枪声将大家都惊醒了。阙子清队长赶来了，师长也来了，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开枪。我指向树林说有人抢我的粮食。凭借朦胧的晨光，大家定睛一看，哪是什么人呀，原来是一群猴子，这些家伙在树枝上吱吱哇哇抓耳挠腮不肯离去。师长说我随意开枪，浪费子弹违反纪律，把我一顿好熊。我委屈极了，这才发现干粮袋被猴子撕咬破了，青稞撒了一地，一粒一粒细心地捧装起来已不足半袋。我十分沮丧，看来过草地又要饿肚子了。
同志们知道我的粮食丢了，大家一人一小把将自己的青稞递给了我。阙子清不知在哪里弄了半只干羊肉，煮熟后用酥油炸干，碾成粉子后匀给了我半袋。我望着这鼓胀起来的干粮袋，心里泛起阵阵暖流，没有同志们的援助，没有战友们比山高、比海深的团结友爱之情，这次我肯定走不出草地。
踏入草地，我们又见到上两次过草地的景象，早上天气还好，中午时分烈日当空，高原的太阳十分炽烈，人们的脸都晒起了皮，可一到下午，不是风就是雨，半夜还能下起大雪。尽管如此，这次过草地大家有了经验，陷入泥潭牺牲的人大为减少。最困难的就算是粮食了，走了近半个月，每人配备的干粮已所剩无几。经过长期的征战和饥饿、伤病的煎熬，人们的体质十分虚弱。我师行军队伍的首尾竟拉开了一天的路程。此时，我们交通队随师长在前面行进，政委在部队的尾部断后。全师没有电台，就靠我们交通队通信联络。师长命令交通队派人与政委联络，阙子清让我去。由于在道孚养病时，有格桑阿爸的糌粑和牛羊肉滋补身体，穿上阿爸送给我的羊皮筒能抵御寒风，此时我是交通队中身体状况最好的一个了。我领命带上另一个战士向队伍行进相反的方向走去，去找政委。那天下午，狂风呼啸，我俩顺风走还轻松，部队顶风行进就非常困难。沿途看见各团的队伍已不成队列，三三两两，五六成群，大家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前进。
途中，我见到我原来在二一九团时的老班长——老张，这位在鄂豫皖根据地时从国民党军队投诚参加红军的老兵，我始终不知他的大名。由于他身高体壮，别人就叫他的绰号“老壮”，我总叫他老班长。打百丈关时我见到他，那时他是连长，部队在炉霍缩编，他现在成了排长。过去膀大腰圆的身躯如今瘦骨嶙峋，他那菜色的脸更显得苍白。破布巾子军装罩在身上松松垮垮，一条牛皮带束腰几乎绕了快两圈，皮带头被刀割齐了，原来他们已断顿两天，每天就靠切皮带加野菜煮汤果腹。我还是叫他老班长，其实那年他才三十出头。他带领他们连队的四个战士随团行军，枪挎在脖子上，背上还背着一个伤员，他们五人坐在那里休息。我同老班长说了几句话，看见他们断粮，就要匀些青稞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要，说我去部队后面找政委比他们还要多走路，不能要我的粮食。我拗不过他。看到他在寒风里瑟瑟发抖，我心里挺难受，脱下身上的羊皮筒披在了他身上，就起身赶路了。走了不多远，我回头看见老班长将羊皮筒套在那伤员的身上。
在队伍的最后面，我俩找到了叶成焕政委，政委和供给部的一些同志组成收容队，在队伍的后面收容伤病员和体弱掉队者。在草地的行军中，他们是最难最苦的了，由于走在最后，沿途的野菜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他们要到更远的地方挖野菜，他们就要走更多的路。我看见政委正用刺刀刮着前面部队吃完丢弃的羊骨架，那上面哪里还有肉呀，刮下来的骨末就这样抹在嘴里。甚至还有这样的事：前面部队的人屙的屎里有些还没消化的青稞粒，后面的人用水淘淘就那么咽下去。也许这都是人类求生的本能，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顽强的信念：为革命而活着。
看着红九十三师的这支收容队，包括伤病员和掉队的大约有五六十人，我发现论体质和精力我是最好的了。政委对我说：“你现在能不能回到队伍前面找师长？”
我说：“能！”
“那好，”政委说，“你告诉师长，我在后面很好，叫他放心。我一定能跟上队伍，把这些人带出草地。”
看见政委清瘦苍白的脸，再看看这支歪歪倒倒的队伍，我禁不住流泪了。这还能叫“很好”？
“听清了吗？”
“是！知道了！”我行了个礼，转身向队伍的前方走去。
我带着那战士顺着队伍行进的方向朝前赶，一路上超过许多三三两两的人群。前面不远处有个小土丘，我看见张班长他们一行在那里休息，于是喊着朝他们走了过去。几个人都似乎睡着了，三个人躺着，张班长和另一个战士前后坐着，那战士还搂着张班长的脖子。走近一看，五个人没有一点气息，身体都僵硬了。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大声喊着老班长，这是被活活饿死的呀！几乎与天相连的莽莽草地死一般的寂静，空旷的原野回荡着我俩的哭叫声，这哭声在昊昊苍穹里显得那么孱弱无力。我发觉我送给老班长的羊皮筒被折好放在他的身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班长还想着将这羊皮筒留给活着的人。在这茫茫草地上，找不到任何工具来掘坑掩埋这些牺牲的战友，何况我俩也没有力气来掩埋他们。我俩只有痛苦加无奈地离他们而去，就这样将这些亲爱的战友，留在这川西的大草地上了。
我俩用了三天的时间赶上师部，向师长报告了后面的情况。
红九十三师就是这样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靠一把把野菜第三次走出了草地。
在我的一生中，达到生存极限的三次过草地的岁月，给我留下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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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克（1908—2008），湖南嘉禾县人。早年从军，入国民革命军补充第五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独立五师师长，红八军军长，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国家农垦部副部长，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政治委员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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