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开进道孚时天刚擦黑，我师住进了一个大喇嘛寺。与镇里所有的房屋相比，只有这喇嘛寺才算得上是全镇最漂亮宏伟的建筑。金碧辉煌的屋顶和外墙，还有那寺院大面积占地的气势，更显出喇嘛寺的肃穆和神秘，寺庙很大，数不清有多少个房间。寺里有口大铁锅，直径大约有两米多，一人多深，可以烹煮整牛整羊，要搭梯子才能上去取食。一只大茶壶有一人多高，要人扛着把子才能倒茶。房柱上到处雕龙画凤，镶金嵌银，殿里雕刻或画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图案，牛头马面、青面獠牙的神怪有些瘆人，只有那佛主慈眉善眼，端坐在正殿。
据说寺里原有一万多喇嘛，他们听说红军要来早都跑光了，只剩下几个铁棒喇嘛留下护寺。
在我师开进道孚之前，已有兄弟部队先期抵达，红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与留下护寺的喇嘛达成谅解。我师在喇嘛寺里只住前庭大院和大院边的厢房，任何人不得进入后殿和藏经阁。记不清这喇嘛寺叫什么名字，可这个寺庙真大，光前庭大院住上三千人都不嫌拥挤。由于我身染风寒，重病在身，入寺后就被送到军部医院。
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躺了半夜，医生告诉我说医院没有药治重伤风，高烧不退已有好几天了，再这样下去会烧坏人的。
不久，副师长易良品和通司（藏汉翻译）来了，易副师长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伤病员很多，部队现在缺医少药，不得不送我们到藏民家里去养病养伤。我躺在担架上，易副师长和通司将我护送到一个藏民家。
在昏暗的酥油灯下，我朦朦胧胧看清是一对中年夫妇坐在我的身边，通司和他们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通司告诉我，那男的叫格桑，女的名字挺拗口，我已记不清她叫什么，他们还有个女儿叫尼玛。要是记不住名字也没关系，叫他们阿爸、阿妈、阿妹就可以了。我问：“我叫他们，他们能听懂吗？”
通司说：“能。”
于是我对他们每人都分别叫道：“阿爸”、“阿妈”、“阿妹”。
我看他们都答应了，灯光下映出全家人的笑脸。
我周身滚烫，满脸赤红，格桑阿爸和阿妈说着什么，他们用湿布搁在我的额头上让我降温，我就这么熬到了天亮。
太阳出来了。格桑阿爸出了门，阿妈和尼玛守在我身边。她们端来不知是什么东西让我喝，我闻到那气味不好，怎么也喝不下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格桑阿爸回来了。他从皮囊里掏出一些植物，放在石臼里捣烂，又加了些什么东西，一起放进火塘上的吊锅里熬煮，屋里弥漫着浓浓的中药气味。阿妈盛了些汤水，扶我坐起，要喂我喝。我盯着那碗，紧咬牙关，就是不张口。从我疑惑的目光中，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格桑阿爸端起碗，咕噜咕噜将汤药喝了下去，抹着嘴，嘿嘿笑着将碗底朝天翻了过来，证明这药没有毒，他喝完了。藏民原来是这样真诚豪爽呀，我接过阿妈递过来的碗，咕噜咕噜喝了个干净，也将碗底朝天翻了过来。他们一家三口人都高兴地笑了。
阿妈让我躺下,又在我身上盖了件大羊皮袍子。不一会儿，我周身出汗，每一个汗毛孔似乎都张开通畅，顿时感觉好多了。
就这样连续喝了两天的药，我的烧退了下去，精神也好多了，这才觉得肚子咕咕乱叫，真想吃东西。阿妈出去不知从哪里买来了大饼和牛羊肉，我虽吃了一些，但胃口不算太好。阿妈着急了，他们对我比划，我明白，这是在问我想吃什么。我想吃鱼，真想吃鱼呀。我也比划着，但好半天他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不明白我的意思，不明白我到底想吃什么。还是尼玛机灵，她从火塘边拾起一块浮炭递给我，我用浮炭在木地板上画了一条蹩脚的鱼。他们明白了，可他们谁也不说话。尼玛坐到了一边，阿妈和阿爸小声嘀咕了半天，我一句也听不懂。
太阳落山时分，格桑阿爸又出去了。直到黑夜降临，格桑阿爸提着一条鱼进了门，全家忙活起来了。他们笨拙地把鱼拾掇好，放进了吊锅里。火塘里的火噼噼啵啵地燃烧，久违了的鱼汤香味从锅里飘溢出来，让人馋涎欲滴，我终于喝上鱼汤了。看着我啃一口大饼，喝一口汤那美滋滋的样子，格桑一家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后来我才知道，藏族人民是不吃鱼的。他们把鱼看作神，人怎么能吃神呢？为了我，为了一个不曾相识的红军战士，他们破了戒规。他们把心中的神宰烹了奉献给我，把我从病魔死神手里拉了回来，还我原气，让我有了神的力量。格桑全家为我所做的一切，藏族人民的深情厚意，我将永远铭记。
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几天后，我已能起来活动了。
我环视这藏式木楼，原来这木楼分三层：底层是牛羊圈；二楼是人住的地方，用一根粗圆木砍出锯齿状，作为上下楼的独脚梯，斜靠在二楼，供人上下；顶楼是个阁楼，通常贮放粮食及杂物。藏民家的摆设，一般都很简单，除了几口木箱没有什么家什。屋子一个角落是一口火塘，烤火做饭都靠它。火塘上的吊罐就是煮食物的锅。藏民睡觉也很简单，没有床，在地板上铺好牛羊皮毛毡子，合衣躺下，盖上大羊皮筒就行了。他们不用枕头，用手撑头就可睡觉。格桑家底层圈有几只牛羊，顶楼也贮有粮食，可以看出，格桑家是属于中等水平的人家，不是奴隶娃子。
格桑全家对我很客气。格桑阿爸是个典型的康巴汉子，高原的阳光将那方脸晒得紫红紫红。他头戴皮筒帽子，宽大的藏袍裹在身上，一根绦带缠腰，腰带上斜插着一把漂亮的藏刀。平时什么东西都揣在藏袍里，怀里能装下他的整个世界。吃饭的时候，阿爸从皮袍里掏出一只铜碗，朝碗里吐上唾沫，再用衣角擦拭，这碗就算干净了。他用茶水拌上青稞面，和上点酥油，就是糌粑。他捏好一个长形的面团后，递给我，又抽出藏刀，将那烤得半生不熟的羊肉割一块递过来。他把我当成最尊贵的客人。虽然不习惯，但我还是就着酥油茶，吃着他递过来的食物，我知道应该尊重他们的习俗。
阿妈是个老实厚道的藏族妇女。她总是低着头弯着腰，我不知道她究竟有多大的年纪。额头和眼角满是皱纹，那是高原寒风在她的脸上刻下的岁月痕迹。由于阿妈总是弯着腰，宽大藏袍的前襟几乎拖到了地面，腰间扎着由许多颜色的布块拼接成三条竖条状的围裙，后来我知道那叫“班颠”。她平时不怎么说话。藏族男性是一家之主，家中的一切都是格桑说了算。从她那双粗糙乌黑的手和那对慈祥的眼睛，我看到一个勤劳善良的藏族母亲。
没有几天，我和格桑的全家非常熟络了，大家都很随便。从比划中知道尼玛那年十六岁。她成天缠着我又闹又笑，像只快乐的喜鹊。尼玛乌黑长长的头发编成许多小辫子，再合成一根大辫子。满头披挂着的银、铜首饰，耳朵上还戴了个大耳珠。尼玛鸭蛋型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笑起来弯成两个月牙，一对酒窝甜甜的很好看。藏民们没有洗脸的习惯，尼玛的脸总是乌油油的，高原的太阳将她的两个颧骨晒成绛驼色，但那棕黄色的脸上还是洋溢着少女本有的红润。
尼玛很活跃，她常带我去附近的几个藏民家串门，大家坐在一起晒太阳，喝酥油茶。藏民们对外面的世界知道甚少，他们把我看成走南闯北的大人物，语言不通，他们找来通司与我聊天。因此，我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藏语，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风俗。我得知，屋后山坡上用石块垒成的基座是插旗杆用的，用绳子拉住旗杆，绳子上就可以挂经幡。藏民信佛，各种经幡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意思：白色代表天空，黄色代表土地，绿色代表风，蓝色代表水，红色代表火。藏民们把自己的祈盼和愿望虔诚地挂在了绳子上。藏民豪爽直率，他们把我当朋友，送给我一些羚羊角、藏红花，还送给我一块“卡垫”（这是用手工制作的纯羊毛毯子）。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换上他们的“曲巴”（服装），就同他们没有两样。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二十多天过去了。
川康的糌粑和牛羊肉使我恢复了元气，脸色也逐渐红润起来。在格桑全家精心伺候下，我完全康复了。尼玛整天还是缠着我嘻笑疯闹，从通司那里，她知道我叫“秦懋书”，可她记不住这个汉文名字，她就将这个“懋”当成“猫”，总是手作猫状叫我“喵”。有天，她备好鞍后要我同她去遛马，我很高兴，可是格桑阿爸不许。他呵斥尼玛，尼玛委屈地躲到了屋角里，看得出阿爸对我出去不高兴。
参军多年，我一天也没离开过部队，这二十多天在藏民家养病，虽然与格桑全家相处非常融洽，但仍十分思念首长和战友们。师长和政委、还有我队的战士，都来看过我，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回了部队。几次我对阿妈说要回部队，阿妈不允，由于语言不通，我同他们也讲不清楚。许多天过去了，在这里住着憋得慌，想念部队，想念首长和同志们，我归心似箭呀。
高兴的日子终于来了，易副师长和通司来接我回部队。见他们进屋来，我兴高采烈，可格桑全家脸上布满阴云。格桑与易副师长还有通司说着什么，我不知道，但可以看出格桑全家不想让我走。后来，通司和我开玩笑说：“你就留下来吧,给他们当个上门女婿，他们喜欢你哩。”
我着急地说：“那怎么可以！我要回部队。我只是把她当着妹妹。”
“嗨，不说了，不说了。”易副师长打断我的话，不让我多说。他一再对格桑全家表示感谢，并留下一些藏洋作为我养病的费用。
我随易副师长和通司出了门，格桑全家出来相送。格桑从阿妈手里接过一件皮筒送给我，这件皮筒在我第三次过草地时可起了大作用。我用学会的藏礼作答，伸开双手，深深鞠了一躬，我抬起头看到格桑全家人眼里都闪着泪花。格桑全家、还有川康藏民们对我的恩情，我会永远记在心上。我正正规规又向他们行了个军礼，上了马。
夕阳西下，寒气阵阵袭来。回首望，格桑全家还站在那里，那光秃秃的山梁上，落日映着格桑一家三口人长长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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