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仲秋已是一派萧瑟景象，树木凋零，青草枯黄。白天凉风习习，夜里寒风已有些刺骨了。
10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
这另立中央的事很突然，基层连队对此事不很清楚，可军、师干部及军、师直属部门都知道了这一情况，我们师长和政委不理解，我们师交通队也深感迷惑。
有人说：“成立两个中央，我们怎么办？我们队是不是也要成立两个党支部？”
许多事情我搞不懂，就去问易良品副师长。易副师长整天闷闷不吭气，问急了，蹦出一句：“我也不知道。”
数年后，在延安整风时，我才弄清楚，原来是张国焘私欲膨胀，野心勃勃，自恃兵强马壮，企图揽握中央大权。他闹独立，搞分裂，一步一步地实行他的反党四步曲：在两河口伸手要权，在毛尔盖同中央分庭抗礼，在草地企图用武力要挟中央就范，在卓木碉自立中央。他奸心毕露的叛党行径，终于暴露无遗。
当时部队上下都在激愤困惑之中，许多人对党中央和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北上出走不理解，两个方面军的矛盾影响了红军的团结，激情中咒骂埋怨无所不在。可人们又不相信中央会逃跑投敌，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红军的共同敌人就是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和一方面军决不会投靠蒋介石。但是怎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大家谁也说不清楚。此时军心浮动，在左路军中被张国焘裹胁南下的一方面军第五军和第三十二军，情绪也不稳定。
张国焘非常清楚自己率领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随即开展了政治工作，他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是“逃跑”，那么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就要“进攻”。他深知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贫苦农家子弟们，与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只有用蛊惑性的政治宣传，用“战斗、进攻”的口号，才能稳住这支部队。它就是大喊“进攻！进攻！”“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南下吃大米！”这个口号从此在部队中叫响。
在政治宣传鼓动下，部队热血沸腾，暂时忘却了那些不解的困惑，大踏步向南进发。
为了阻止红军南下，敌人重新调整兵力，沿大、小金川设防，川军二十来个团占据绥靖、崇化、丹巴、懋功、达维以及抚边以东的巴朗山、日隆关一线，妄图凭借高山峡谷阻拦红军南下。红军随即发起了绥（靖）丹（巴）崇（化）懋（功）战役。近半个月的战斗，红军粉碎了敌人的拦截计划，歼敌三千余人，把川军打得屁滚尿流。川军溃退到天全、芦山、名山、雅安一线。
此时的张国焘十分得意，他来部队就说：“怎么样？我说南下没错吧？我们南下进攻，旗开得胜，守成都的是‘川军残部’，敌人经不住我们打，我们要攻占成都去吃大米。”
张国焘的盲目乐观感染着部队，部队士气高昂，英勇奋战。可是各军、师干部虽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努力作战，但对张国焘的一些做法，还有当前红军分裂的形势，颇有烦言。
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整训，各部队也先后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大家深感困惑。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在宿营地，人们都在偷偷地议论，总希望从中探询出结果。但是很快就停止了议论，谁也不再多言，原来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红三十一军的军长余天云①在金川跳河自杀了。
余军长原是从红三十军调到我红三十一军的，此人打仗勇敢，有股拼劲，但个人英雄主义、军阀作风严重，和谁都搞不好团结。他最大的毛病是目空一切，气量狭窄，目无组织纪律，严重脱离群众，总以为枪杆子第一，老子天下第一，在四方面军中是有名的霸道军长，可谁也不敢说他。
有一次在行军中，有个挑夫挑着东西挡了余军长的路，他骑的马受惊，将他撂下马来，他二话不说，拔枪将挑夫打成重伤。还有一次不知何故，他又开枪打死了号兵。由于他目空一切，对张国焘等人也不买账，说了一些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怎能容忍这样的人，于是撤了他的职，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
在红军大学，余天云又与红大政委何畏搞不来，他认为何畏在红九军当军长时打仗不如他，原来两人“平起平坐”，现在凭什么何畏能当政委，他却要当学员。因此，他经常胡闹，发泄心中的不满。
其实何畏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平时也是专横跋扈，对战士对人民没有感情，也是随便找个由头就枪杀人的家伙。他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为了个人升官，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此时，他追随张国焘，成为张的干将，最后背叛了革命，那是后话了
余天云同何畏的矛盾激化，何畏将余天云“目空一切”的表现汇报到张国焘那里，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纪律处分，下了他的枪，撤了他的警卫员。余天云对此不满，大吵大闹，同张国焘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大。何畏打小报告，将余天云的琐言碎语汇报到张国焘处，张得知余天云对红军南下颇有意见，对张的一些做法也有微词，这更惹怒张国焘，于是他下令保卫局逮捕了余天云。
在红四方面军中，被保卫局看押就等于是有政治问题，或许就是反革命；何畏又故意整人，让余天云去背米袋，余的自尊心极强，怎能受这种窝囊气，米袋不背，甚至不走路，别人不得不强行用抬子抬着他行军。平时面子观念极强的余天云，怎么也受不了这种伤面子的侮辱，余天云知道，张主席的权势越来越大，反对张已被撤职查办，平反无望，也永无宁日。余天云绝望至极，丧失了生存的信心，在大金川的丹巴附近，有一个铁索桥，当抬他的抬子走到桥心时，他大骂一声“去他娘的”，一翻身栽下河去。湍急的河水卷走了余军长，没人敢去救，其实也没有办法救。
余军长自杀了！这消息震动了全军，再没有敢多言的。
周围发生了那么多事，人们不敢说，但不等于不去思考。
我回想起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两个方面军的会合、同毛泽东握手、两个方面军的分裂，往事历历在目。昔日两个方面军会合是多么高兴，后来相互有意见，四方面军说人家是“臭知识分子”、“老机会主义”，一方面军说我们是土匪习气、政治落后、军阀作风。回顾往事，联想现今，我们红四方面军是支敢打敢拼的英雄部队，一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说我们“政治落后”、“土匪习气”、“军阀作风”，话虽说过了头，但我们确实有些地方是做得不好。
我们红四方面军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大多数是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参加革命时的指导思想就是穷极了、要吃饭，有人领头就跟着造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来到部队后就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就是革命，中国农民的那种纯朴、憨厚、勇猛、粗野的原始秉性自上而下浸染着整个部队。加上张国焘在军中的家长制管理方式，独断专横，粗暴野蛮的军阀作风，确实起着带头“示范”的作用。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时，我师在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敌人的棉军服，大部队在前线激战，为了解决部队过冬问题，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倪志亮命令我们交通三队押运军服送往前线。
倪志亮②是北京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军事指挥能力很强，打仗很有一套，他对部队要求严格，那种严格不是一般的严格，而是严厉有余，近乎于苛刻。在他的身上同样有一种霸道的军阀习气，骂人打人是家常便饭，我虽然没有直接跟随倪志亮，但也领教过他的粗野作风，挨过他的几次臭骂。这次我在指挥部领受任务，倪参谋长布置任务时指出了行军路线，最后他问道：“大家清楚没有？”
由于我师常在那一带活动，对那里的道路我十分熟悉，禁不住脱口道：“我知道有条小路，从那里走可以少走十多里路。”
“谁在讲话？哪有什么小路？”倪志亮看都不看我，便问道。
我也没看眼色，挤到地图边用手指着说：“在这里，从这里走，近多了，我们可以提前到达，保证完成任务。”
有人拉我的衣襟，又踩我的脚，提醒我别说了。
我不予理睬，大声说：“是的嘛，从这里走就……是……近……”
我也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于是声音越来越小。
人们都不说话，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我这才注意到倪志亮脸色很难看，他冷冷地说：“我说了，就照我说的做！闲话少说。”
我接口道：“真的有条小路，走小路又快又安全。”
倪志亮不高兴了，他开口骂道：“你娘的个小东西，我叫你小路走得快!”边说边伸手解开枪套扣，在掏枪。
有人给我使眼色，并让开道。我一看大事不好，拔腿就往屋外跑。
只听身后枪栓“哗啦”一声响，倪志亮大声说：“个小东西，要不是跑得快，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那时候，军中的首长多半脾气火暴，加之军阀习气，说不顺就掏枪打人。我们基层的指战员中流行一句话，叫做：“挨枪子是倒霉蛋，眼快腿快跑了算。”也就是说首长发脾气掏枪，眼看不对劲，你就跑，事情过了他也不追究，也就算了。要是不跑硬顶着，那就算你倒霉吧！
我带领全队执行任务，实际上我们还是走了小路，提前将棉衣送到了前线，上级嘉奖表扬了我队。事后想起这情景，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那时候，部队作风专横，枪毙人是常有的事，这次要不是跑得快，我这小命就交给倪志亮了。
红四方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基本是以行政命令管理部队，因此上级的工作作风和习惯也会影响到下级，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国焘本人就比较专横霸道，红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也沾染上许多野蛮的不良习气。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的巴州时，师部没有电台，部队单独执行任务或是直属总部调用时，全靠我们交通队员的两条腿来传达命令和上级情况。有一天，我去总部送信，陈昌浩总政委处理完我送来的信就去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没讲上两句，陈昌浩不高兴地说：“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清啊。”
屋里很静，话筒里的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陈昌浩皱着眉头将话筒离耳朵远了点。伴着耳机里“喳喳”的杂音，我们屋里的人都听到了对方的叫骂声：“我日你娘，你现在听得清，还是听不清呀？”
陈昌浩气得涨红了脸，“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上了，向警卫员吼道：“备马！走！”说着大步出了屋。
我们剩下的人面面相觑，大家不知道对方接电话的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谩骂总政委，他肯定要倒霉。
事后人们才知道骂人者是倪总参谋长。
当时倪志亮自己感觉不对，忙问总机才知道电话是总政委打来的。他赶忙打电话道歉，可陈昌浩已奔他而来。倪志亮慌忙到村口迎接，见面就赔不是。陈昌浩二话不说，劈头盖脸举起马鞭抽了起来，大骂道：“我日你娘，你狗日的听不出我是谁？还敢开口骂老子？今天皮鞭不见血，你就记不得我是哪个！”
倪志亮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缩成一团，不敢吭气。没人敢出来扯劝，大家都说这是总参谋长，换个人非被毙了不可。这事不久传遍全军，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都知道这件事。
我后来知道了此事的全过程，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你总参谋长要开枪打我，这回可好，自己先挨顿揍再说！其实，倪志亮作战勇敢，光明磊落，就是脾气暴躁，好打人骂人。堂堂总政委和总参谋长都是张口骂人，随手打人，可想而知，当时四方面军的军阀作风是何等严重！
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各自的优缺点被张国焘恶意地埋没或夸大了。党中央和红一、三军的北上，使得不明真相的人们心急气躁。张国焘为了翦除异己，私下鼓动部队窝里斗，挑拨两个方面军的关系，并煽动基层闹事，然后找借口寻衅整人。记得从噶曲河边返回阿坝途中，红九军收容了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红五军二十来个掉队的战士。红九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也是追随张国焘的一员干将，他没事找事，硬说这二十来人是逃兵，是反革命武装组织，扣留并关押了他们。他还把此事捅到了张国焘那里。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知道此事后命令放人，并对谢富治说：“都是红军，要讲团结。哪个部队行军没有掉队的？这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强一点就欺负人家。”
谢富治一直都在嫉妒陈海松，他年长陈海松几岁，由于军阶地位没有陈海松高，心里总是耿耿于怀，时时找茬向张国焘打小报告，告陈海松的刁状。因陈海松是四方面军中有名的最年轻的战将，又没有明显的反张国焘的言论，张国焘也不好随便发话处理。
张国焘时时处处贬低党中央，抬高自己。他经常说：一方面军打仗不如四方面军。
有一次，他来我师将包座之战大加渲染。第一次过草地后，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作为包座之战的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的胡宗南部发起进攻，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作为预备力量集结待命。这一仗，红四方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伍诚仁师，缴获了许多物资，一方面军的部队也获得了不少的战利品。这事后来让张国焘知道了，在许多场合他都说：“我们四方面军就是能打仗！一方面军行么？他们只知道拣战利品，像个叫花子，破烂王。”
我们许多干部战士虽然为我们红四方面军特别能战斗而自豪，但像这样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易良品副师长就悄悄说过：“都是红军嘛，又不是敌人，总在闹，有个什么闹头。”
两个方面军的分裂给许多人心里投下了阴影。张国焘咒骂党中央和散布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他高喊着：“向南进攻！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张国焘利用部队朴实的阶级感情，裹胁着千军万马向南奔去。
张国焘挥舞着一面硕大的红旗，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就是这样在不明党中央的详情和上级意图的情况下，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就是革命，而聚集在这面红旗下向南挺进。
红军下一步的目标是攻克成都的大门——天全、芦山、宝兴。部队战旗飘扬，歌声嘹亮，南下红军分两路纵队，向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雪山——夹金山挺进。
向南！向南！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
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
消灭、打击敌人，革命胜利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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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天云（1906—1935），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参加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及各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任红三十军军长、红三十一军军长。参加了长征。1935年在四川丹巴溺水牺牲。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② 倪志亮（1900—1965），北京市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北游击支队支队长、红十一师团长及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右路纵队司令员、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军委四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北军区、嫩江军区、嫩南军区、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育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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