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草地前，中央就决定：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向东行进，在班佑附近与右路军会合一并北上。
我师为左路军的第一梯队，从马尔康附近出发北上，进入阿坝地区时，第二梯队还远在马尔康、卓克基一带。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向东进入了茫茫数百里的大草地，这就是一过草地。我交通三队和二七九团由于迷失方向同师部失去联系，较大部队提前进入草地，几天后才同大部队汇合。此时，二七九团和兄弟部队的一个团为先头部队，率先抵达噶曲河畔，准备渡河向东，为左路军探路。
噶曲河，流经川西北高原，平时河床较浅，水流缓慢，由南向北纵贯草地注入黄河。百十多米宽的河流，对于我们渡涉过各样大江大河的红军来说，真算不了什么。我九十三师和其他部队陆续到达噶曲河畔，准备渡河。然而，平地一声炸雷，一场意想不到的暴雨改变了眼前的一切。
傍晚时，乌云翻滚，霹雳震耳，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滂沱的大雨浇透了草原，整整一夜的暴雨使得噶曲河水陡涨，河面一下子宽了好多。清晨我们在河边看到，浑黄的河水裹着草渣和牛羊的粪末，翻滚奔涌不息。这时的噶曲河和我们刚到河边时的水势完全不一样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场雨，这条河，从此改变了我和全体红四方面军人员的命运：三过草地，数爬雪山的苦难征程，在此刻埋下了伏笔。
其实那场雨并没有下多久，天亮后雨就住了，虽然天际还笼罩着乌云，可头顶的天空已经放亮。阳光从密云的缝隙中射出，噶曲河像一条金色的带子闪闪发光。各部队渐渐汇集河边，等待下一步命令。
部队在等待渡河，师长让我送信给王树声军长，我和我队的战士策马朝军部奔去。找到军部，被告知军长正和总部的首长在一起，我俩又赶到了总部。总部设在一个小土丘上，张国焘等领导人都在那里，我找到王树声军长，将信交给了他。王军长手写了张简令，让我立刻返回通知师长，各部队先自寻渡河点，等候进一步的命令。我们领命返回，在途中看到红五军的大队人马都已汇集在河边。军令在身，不敢耽搁，我俩策马向噶曲河的下游飞驰。
我们回到了九十三师驻地，将手令交给了陈师长。师长看过命令，让交通二队和我们队的几个人试寻渡河点。
俗话说：易涨易落山溪水。雨停了，没有再下，河面似乎平缓多了。我们几人骑马下河向对岸蹚去。马在河水中蹒跚前进，其实河床很平坦，河水也不太深，刚过马肚子。另几个战士拉着绳子，在齐胸的水中也涉过了河。我们过河后纵马向东跑了好几里地，才顺原路返回，草地平坦坚实，很好走。
上得岸来，我们向师长汇报渡河点的情况，不知何故，陈师长的脸色很难看，他打断我们的汇报。原来就在我们下河寻找渡点的时候，军部交通队来人送达张国焘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过河！原地待令。
我不知道此情，还在滔滔不绝地报告我们刚才渡河情况。师长马上打断我，说：“不要说了，你们千万不能说已经过了河，要不，你们小命难保。”
我们都睁圆了眼睛，这河明明能过，为什么不让过？！
部队在河边一等就是两天，最后遵照命令，所有部队二过草地，返回了阿坝。以后所发生的事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的。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片乌云、这场大雨成了张国焘拒绝北上的借口。他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不能渡河，以此要挟党中央，闹分裂，闹独立。从此，我们红四方面军既要同凶恶的国民党军、四川军阀浴血奋战；又要同险恶的自然环境为生存而抗争；更难的是红军内部兄弟反目，又面临着党内军内人为的政治与权力的争斗。整个红四方面军的面前，横陈着坎坷的征程。
部队接到命令，左路军全部返回阿坝。
我师随总部出发，不得不再次通过茫茫的大草地。数天前的草地行军，给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又要过草地。由于没有丝毫的补给和其他准备，草地行军更为艰难，这给广大官兵的心中投下了很大的阴影。艰难的草地行军使我们面对像第一次过草地一样的困难。部队头天还唱着歌，喊着口号，士气高昂，还算顺利。紧接着天气恶劣，粮食断顿，难行的水凼泥沼，使得部队减员，又有不少的好同志在这第二次过草地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队一个小战士，自打第一次过草地时因淋雨染受风寒，离开嘎曲河边后，咳嗽不止，饥寒交迫，极度疲惫。头天我让两个战士搀扶他行军，后来几乎是我和另一个战士轮换背着他走。到了一个硬坡地，队伍提前宿营。我坐下休息，让小战士斜靠在我怀里，双臂搂着他，用我胸膛的体温熨暖着他冰凉的后背。
小战士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说：“队长，我怕是走不出这草地了。”
“莫瞎说，再坚持一下，我们一定能走出去的。”
“队长，我家里，家里没有人了……”
“我晓得，我晓得，莫说话了，好好休息一下。”我知道他是个孤儿。
“队长，我能不能叫你哥哥呀？”
我搂紧他说：“当然可以啊！我们是战友，是同志，也是兄弟啊！”
小战士稍稍扬起脸，轻声唤着：“哥哥，哥哥……”
他悉悉索索从干粮袋里掏出一小把炒青稞，送到我的嘴边说：“哥哥，就剩这一点了，你吃吧。”
部队已经断粮了，他还留着这点干粮。我说：“你吃吧，吃了就有精力，就能坚持走出草地。”
“我不饿，你吃吧。你要是我哥哥就把这吃下去。听我的，我要看着你吃。”我正说着话，他将那把炒青稞捂进了我嘴里。
我心头涌出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他的手轻轻抚着我的脸颊，感觉到我在咀嚼，苍白的脸庞泛出一丝笑意，嘴里喃喃喊着：“哥哥，哥哥……”
一阵咳嗽，他痛苦地抽搐着躯体，脸色由苍白渐渐变成了土灰色，唇舌绀紫，嘴角流出粉红色的血沫，胸腔内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他想说话，可什么也说不出来，一丝尚存的气息在他嘴角游离，抚着我脸颊的那只手软塌塌滑落下去……
那年他才十六岁。参军时没有大名，大家都叫他“扣娃子”。
二过草地，时间不长，但那莽莽草地，地连着天，荒草漫漫，整个草地弥漫着秋天那肃杀的气氛。旷野里死一般地寂静。行军途中，除了战士们的脚步声和马蹄踩在泥凼里发出的“噗叽噗叽”的声音外，再也没有别的声响。我们师部随二七九团行军。在过草地前，师里命令各部队每人应准备一根棍子。在草地中，我才知道这棍子的真正用途。白天，人们用它探路当拐杖。当遇到雨雪冰雹时，战士们赶忙在棍上绑两根小横棍，扎成“十字叉叉”，用包袱皮或军装铺在上面就成了“雨伞”，这样的“雨伞”为不少人遮挡过风雨。最紧迫时，若是有人掉进泥淖，战士们用棍子拖拽陷入泥潭的战友，不知救了多少人，所以，大家都叫它“救命棍”。到了夜里，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几根棍子支成三角形，再用一根长点的棍子作横梁，搭上被单、线毯，就成了“帐篷”。在草地里，没有敌人，这时的棍子似乎比枪还重要，它就成了我们红军战天斗地的武器。就这样，靠革命的意志，靠团结的精神，靠这根生死相依的棍子，红军走出了草地。据我所知，我们红九十三师就有人与这棍子相依相伴，最后竟带到了陕北。
部队返回了阿坝待命。
不几天，又发生了让人震惊的事。张国焘来部队说：“你们看，毛泽东逃跑了。我接到陈昌浩政委的电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他们害怕敌人，他们分裂我们红军，偷偷带领一方面军向北逃跑了。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
我们都为之愕然，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接连下来，小道消息遍布，部队内情绪极不稳定。当得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真的已向北开拔后，大家情绪黯然，疑惑不解，激愤异常。各军、师不停地召开团营干部会、党团员会，许多消息直接传到了基层。张国焘和他的追随者们在会上会下煽动，大造反中央的舆论。
在阿坝，部队集合待命，张国焘去各部队视察，他身边的一些人也在部队煽动。一次，张国焘到我师，装模作样高谈阔论地煽动说：毛泽东那帮知识分子，还有一方面军，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他总是自以为是，总说北上是正确的，处处要别人听他的。他正确什么？北上虽然敌人少，可是还要过草地，不战死也要饿死。他们带领一方面军北上，是害怕敌人。可我们要南下，就是要跟敌人斗，我们要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南下吃大米去!
其实，早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张国焘及一些人就经常散布一些不利团结的话。一方面军部队穿灰军装，戴的八角帽比四方面军的帽子小，四方面军的一些人就称人家是“小脑壳”；一方面军从江西到四川，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堵截，甩脱了敌人的围追，万里征战，疲惫不堪，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四方面军有人就说人家是“叫花子”。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多是农民出生，文化素质偏低，部队平时注重作战，作风英勇顽强，但较少搞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出了问题主要是以行政命令处罚，因此，部队的政治、政策水平也偏低；一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都有些文化，由于这些差异，相互之间有些矛盾。比如：一方面军的同志看不惯四方面军中的一些人作风粗鲁，称这些人是“军阀主义”；而四方面军的一些人却骂一方面军的人是“老机”（机会主义分子）。当时最流行的一句骂人话是：“他是妈个知识分子”。
由于两军间的一些矛盾，加之张国焘的煽动蛊惑，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北上后，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战士不明真相，就跟着叫骂。有的人心中虽有疑问，但慑于张国焘的淫威，不得不缄口沉默，与上面保持一致。
记得在阿坝，张国焘以中共川康省委的名义召集扩大会议，其实那就是一场声讨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批判会。在阿坝的格尔登喇嘛庙大殿，参加大会刚到会场的不过两百来人，多是不穿军装的地方干部，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驻扎在附近的部队师团级干部也接到通知，被要求参加大会。各部队又到了一些人，我九十三师的陈友寿师长和叶成焕政委都没有去，仅派去易良品副师长为代表。易副师长带领师部的少数人去了会场，寺庙大殿的讲经台上拉了条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台上坐着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周纯全①等人。会议开始后，张国焘讲话，他指责毛泽东带领红一、三军北上是逃跑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手拿一摞稿纸边念边讲，一会儿伤心，一会儿愤怒，他的讲演十分煽情。在张国焘的误导下，大多数不明真相、听了张国焘一面之词的人群情激愤，到处是指责和谩骂声。紧接着张国焘和他的两位追随者，将矛头就指向了主席台上的朱德和刘伯承。
张国焘挑起了事端，一些人就展开了斗争会。有人厉声质问总司令：“难道你不知道毛泽东逃跑的阴谋？你们把中央苏区丢掉了，把中央红军搞垮了，你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责任重大，推脱不了。你们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必须老实交代！”
朱德站了起来，诚恳地说道：“中央苏区的丧失，我们有责任，这是党内‘左’倾路线的结果，这个问题在遵义会议上解决了。有些问题在以前都讲清楚了，现在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北上……”
会场上乱哄哄的，总司令的声音被嘈杂的叫嚷声和嘘声淹没了，有人喊起了口号：
“反对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
“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人们的情绪躁动，在张国焘等人的蛊惑煽动下，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跟着感觉走，真的以为“中央逃跑了，毛泽东分裂了红军”。张国焘及其追随者们的发言，对于我们这些不明整个事实真相、政治头脑还很简单的红军基层干部和战士来说，肯定是难以理解也无法辨明是非的。我当时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起哄，刚站起来举起拳头呼口号，易良品副师长抓住我的皮带，一把将我掼在地上摔了个屁股墩，他黑着脸，咬牙切齿地低声训斥我：“你吃饱了？没事闹什么？坐下！”
我怏怏地坐下，周围几个起哄的人见状都不再吭气。
朱德在台上被逼着回答问题，说了许多话我们听不清，我只听到他提高嗓门说了一句话：“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混乱中，有人跳上了台，拳头举在朱德的面前，有人动手把朱德的胳膊拧在了身后，将朱德腾空架起。我的心“咯噔”一下，不免着急了起来，怎么能这样？再怎么说他是总司令呀。易良品把头埋得很深，他周围的一些人先前还在起哄，这会儿都不讲话了。会场上闹哄哄地乱成一片，气氛十分紧张。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台上大喊着什么，我们一点也听不见。有人喊出了“打倒朱德”的口号，有人大骂总司令是“老顽固”、“老糊涂”、“老混蛋”。大会在吵闹中散了。
当时党内军内的斗争如何激烈，我们处于最基层的干部战士感觉不深，只是对发生的一些事感到迷惑不解。我偷偷问过易副师长，他也疑惑重重，回答不了我的问题。记得张国焘来我师说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总说他正确。他正确？他的人呢？从江西出来，中央红军八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万把人。说我张国焘错误，笑话，我们从鄂豫皖出来不足两万人，可现在我们有八万人枪。八万到一万和一万到八万。同志们，你们说到底谁正确呢？”
这话很有迷惑性，我们基层干部战士都认为张主席说得有道理。
张国焘又说：“毛泽东说南下是死路一条。屁话!我张国焘闯荡了半辈子，说在哪里建根据地，就把根据地建在哪里。北上没有粮食吃，他北上才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南下，宁可向南走一千，决不向北走一天。我们要打回老家去，回四川吃大米。我们要保卫家乡，去打成都城。”
张国焘的这些话非常有煽动性。四方面军中有不少是四川人，我们这些从鄂豫皖出来的人也习惯吃稻米，没有谁喜欢吃青稞，更没有谁喜欢过草地。因此大家都向往在四川建立根据地。
张国焘将中央“北上”称之为“逃跑”，将自己“南下”称之为“进攻”。我们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原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子弟，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有着刻骨的仇恨，此时“进攻”的口号对我们极有吸引力。基层的干部战士被漂亮的口号所蒙蔽和诱惑，对毛泽东和一方面军的北上出走极为不满。绝大部分人不辨东西南北，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唱着歌，拥护张主席。这歌我现在还记得几句：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
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
消灭打击敌人，创造川蜀根据地，
革命胜利有保证。……
部队面朝南踏上征程。部队喊着口号：
“革命保家乡！”
“创造四川根据地！”
“攻打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风萧萧，路迢迢，大部队分几路南下。红九十三师沿着草地的边缘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干部是部队的主心骨，干部的思想波动，直接影响着部队。自出阿坝南下后，部队的思想不稳定，一部分干部对许多事疑惑不解，一些高级干部更是如此。我们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是个打仗勇敢、不怕死的干部，但恶习不少，他经常打骂下级干部、战士，军阀作风、个人英雄主义严重。由于跟张国焘搞不来，此时被撤职，军长职务由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指战员们仍习惯地称王树声为军长。
部队折头向南下，上级所讲的政治路线问题全是张国焘的一个腔调：“攻打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张国焘搞一言堂，总以一贯正确自居，听不得一点点反对意见。在南下途中，凡是有反对南下的言行，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要受到重罚，严重的还要逮捕关押，甚至被枪毙。听说我们红三十一军的一位营长对南下不满，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就被保卫局押走当“反革命”处决了。像这样，谁敢多说话呢？！
党内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离我们基层干部战士太远了，我们只是想到怎样少走冤枉路，怎样能搞到粮食吃。于是，大家谁也不说话，只是闷着头跟随队伍前进。
部队在两次草地行进中减员严重，战斗部队要作调整，基层干部随时要补充。
一天，师长找我去，口头命令我说，军部决定调我去三十一军二七一团一营任营长，马上去报到上任。
到了二七一团，营政委是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年长我一岁，为人随和，他见到我高兴地说：“秦营长，欢迎你来一营。先与部队见个面，怎么样？”
我随口答道：“可以。”
二七一团是支英雄的部队，原来的团长王友均是我红三十一军的一名战将，北川千佛山战斗中负伤，伤愈后调任红四军十师师长。此时他在右路军。直到左路军与右路的红四方面军余部南下会合后，我们才知道王友均师长已在攻打包座的外围战斗中牺牲了。
一营是全团的主力，建制齐全。部队集合好了，三百多人齐刷刷列队等我。战斗部队人员的年龄比交通队员的年龄稍大一点，交通队此时仅五十来人，我这个队长平时也随便惯了，没把自己当个“官”来看，现在一看这整齐的部队，想到我就要当这些人的营长，不免心中有些紧张。我哪干过这个，凉凉的天气，脑门上竟沁出了一层细汗。
在队伍旁边，值日连长正向我报告情况。这时，我想起了那位因说错话被处决的营长的命运；想起了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我就差一点被当作“ＡＢ团”、“第三党”的成员肃反掉。现在，为了稳定控制部队，保卫局掌握着连、营干部的思想动态，遇事看不惯的我就爱发个牢骚，没准一不当心就成了“反革命”，我真不愿意当这个受憋不自由的营长……
营政委碰了碰我，我回过神来，才知道思想开了小差。值日连长报告完了好半天，全营都注视着我在那里发愣。我稳了稳神，走到队伍的前方，好一会儿没说话，终于挤出了一句：“同志们！”
全营“刷”地一下立正了，我从未在这么多人面前正儿巴经地讲过话，脸憋得通红，一紧张，汗珠顺着脖颈流进了衣领。我敬了一个礼，说了声：“稍息。我们大家今后就在一起生活、战斗了，天天见面，我没什么话要说，解散！”
三百多人又是一下立正，解散了。
我见大家“嗡嗡”地议论着，更是不自在。营政委走过来说：“以后我们天天在一起，没关系的。”
我窘迫地说：“那好那好，再说吧！”
说了这一“再说”，我就跑回了师部，陈友寿师长见我回来十分诧异，问道：“怎么了？报到去了，怎么又回来了？”
我急得抹着汗说：“我干不来，我不当那个屌营长。”
“呀哈，怎么说话的？这是军长的命令，你敢不服从？吊儿郎当的，胆子不小呀！下他的枪！”师长真的愠怒了，对旁边的人下了命令。
那时侯对犯了错误的人首先是下枪，然后就是关禁闭。我稀里糊涂被缴了枪。
师长说：“王军长现正在总部开会，调你去二七一团当营长，这是军长的命令。我就管不着了。我没功夫跟你磨牙，你先给我到军部医院去抬抬子（担架），等军长回来再找你算账。滚！”
陈友寿师长真的发了脾气，我沮丧地去了军部医院报到。那时犯了错误通常都被罚抬抬子、扛米袋。在军部医院，院长对我说；“你个倒霉蛋呀，放着官不当，跑到我这里来抬抬子。算了算了，抬子你也不用抬，帮我做点小事就行。我告诉你，你老实在这里呆着，莫给我惹祸啊，不出三天军长会找你的。”
果然到了第三天，军长找我了。
先是我交通队的二班长张益洲来找我。这三天可把我憋坏了，一见到我队的战友，自然高兴，我大喊道：“岔口（张的诨名，意为大嘴巴），你怎么来了？”
二班长一脸严肃地说：“师长让我带你回师部，军长也在那里，为你的事正大发脾气。你要当心点！”
我心里没着落，跟二班长回到了师部。
一进帐篷，就见几位师首长都在场。王树声军长黑着脸，一只脚踏在木头箱子上。这阵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免心中有些发怵。王树声见我进来，劈头就骂：“大的个×（鄂东地区的骂语），平时把你们放在身边搞惯适了（宠坏了），给你个官当，你个裸日的不识抬举。不服从命令，把几百号人丢在那里不管。你跑回来做么事？！”
“那营长，我干不来。”见军长在骂人，我犟脾气又来了。
“好你个裸日的，不服从命令，还敢嘴硬！”
王军长生气地掏出手枪，“啪”地摔拍在木箱上。“来呀，给我拖出去！”
我的心一沉，知道这“拖出去”意味着什么，心里想着：完了，革命还未成功，就这样先“光荣”了？这死了算个么事呢？但一想到，虽不能拼死战场，这样被枪毙只是因为不服从命令，总比说错了话被当着“反革命”杀头强。于是我倔犟地说：“枪毙就枪毙，我就是不当那个营长。”
军长真发脾气了：“反了，你个裸日的，给我拖出去……”
两个战士架着我朝外走去。身后听见几位师首长为我说情。我心想这回是死定了。没想到军长降了声调，又说了声：“……转一圈再回来。”
两个战士真的把我拖着走了一圈。就这样我又被带进了帐篷。
王军长说：“你个裸日的不怕死呀？”
我犟着脖子：“怕死不革命！”
“你还怕死不革命？！叫你去当营长都不敢，不服从命令，我撤你的职！”
我当时又急又怕，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地问：“军长，撤职是什么意思啊？”
王树声睁圆眼睛愣住了，盯着我，又看了看身边的师长，“扑哧”一声笑了：“连什么是撤职都不懂？哈哈哈哈，不要叫他当营长了，不当了，不当了！”随后又转向我说道：“我看你还不是孬种。有意见可以提，不服从命令可不行。看你们师长的面子，这次饶了你，下次不行。听见没有？”
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了回去，我回答道：“是！”
两个战士放开了我，大家都松了口气。
营长可以不当了，我还是当我的交通队长。这是在草地中的一段小插曲，许多年后我见到王树声，他还记得此事。
部队继续南下，向大金川、松岗一带集结。
南下的路是那样的漫长，部队仍喊着口号大踏步前进。南下真能吃到大米么？我们满怀着希望，又带着不解的疑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前途未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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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纯全(1905—1985)，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3年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委员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校长，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东省、安东省实业厅厅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司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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