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迷朦的双眼，才知道我被人抬着随队行军。我听到有人叫：“醒了，他醒了，快叫医生来。”原来队伍撤出千佛山，陈师长让战士们抬着我行军。由于伤重，我躺在担架上已昏迷两天了。医生从后面赶上来为我处理了伤口，他为难地对我说：“时间太紧，条件不好，现在无法手术，子弹在体内取不出来。好在不是致命伤，只有暂时处理一下伤口，等到了目的地再说。”
目的地是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我躺在担架上不知东南西北，望着天上的太阳，我知道部队正往西行进。
好多天过去了，还是无法手术，伤口疼痛难忍，我咬牙坚持着。晚上到了宿营地，伤员都集中在一起，这时，我见到副师长易良品，他在千佛山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他就躺在离我不远的担架上喘息着。他看到我时，艰难地问我：“小秦，秦队长，你的伤咋样呀？”
我半躺着，伤口像刀剜一样痛。我吃力地回答：“副师长，我伤好重哩，子弹还没取出来，现在还在淌血呀！”
易良品问：“你伤在哪里呀？痛不痛呀？”
这一问不打紧，我又痛又急，竟哭了起来：“狗裸日的国民党，开枪打老子，打我哪里不好，他娘的打我的‘裸’。疼死我了呀，这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呜呜……我还没娶媳妇，以后么样生儿子……呜呜。”
听我这一说，周围的人都大笑了起来。
我越发急了：“你们不要笑，这枪子儿打的要是你们的‘裸’，你们就不笑了。”
易副师长也忍不住笑了，他挣扎着撑起身子半靠在树干上，苍白的脸庞在篝火的映照下才有了一点血色，他轻轻咳喘着说：“秦队长，莫急莫急，你那不是致命伤，会好的。以后媳妇和儿子都会的……”
就这样，我在担架上躺了好多天，随队行军，不知身在何方。
队伍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每副担架都是四个战士轮换着抬。天气炎热，战士们身背武器抬着担架已是汗流满面，又饿又渴，有的战士竟累晕了过去。我实在过意不去，一定要下来自己走路。这时，陈友寿师长过来了，他对我说：“你还能走路？你要是能行就不用担架了，骑我的马吧！” 说着把我扶上马，让他警卫员牵着马跟上队伍，他又匆匆赶往前面去了。
我伤在胯裆，哪能骑马呢，刚坐上鞍子，那剧烈的疼痛差点使我摔下马来。我咬牙坚持着，两腿直立紧踏着马蹬，用师长的毯子垫着腹部，撅着屁股，俯伏在马背上。军马行走颠簸，马鞍不时碰撞着我的胯裆，刚刚愈合的伤口又是鲜血淋漓，染红了马鞍。……又是一下，钻心的疼痛使我浑身痉挛，我大叫一声跌下马来。战士们都围了上来，易副师长的担架也抬过来了。看到这一幕，他对我说：“你伤得不是地方，叫你躺担架，你去逞能，骑什么马呀！老实给我躺着！”
战友们也七嘴八舌地说：“队长，你躺着吧，我们抬你走，有我们在，就丢不了你。”
躺在担架上，我又开始了那晃晃悠悠的行军。轻轻地闭上眼睛，泪水顺着我的眼角往下流淌，胸中涌动着一股热潮，堵在嗓子眼里，我不让它涌出来。在红军队伍里，同志之间是骨肉兄弟，战友情谊重于山呀！没有这些战友们，我也活不到今天！
在行军路上，我听师长和政委说，我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早已同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了，我们后续部队西行就是要同中央红军会合，这一喜讯让我激动不已。不久，有人告诉我，中央红军不简单，从江西出发，战湘江、进贵州、逼昆明、入四川、四渡赤水、飞夺泸定、翻越雪山，中央红军里“朱毛”是神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都奈何他们不得。在我们家乡鄂豫皖根据地谁人不知晓“朱毛”的名字，我刚参军时就听说了许多关于“朱毛”的神奇传说，对他们十分仰慕和崇敬，再过不久就要与中央红军会合，就有可能见到我心中的神人，我哪能不高兴不激动呢？
叶成焕政委告诉我们，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两个方面军已经会合了，我们师是后续部队之一，现在也要同中央红军相聚，大家应该捐献些物资，表达我们的心意。
从干部到战士都积极响应，许多人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捐了出来。我解开我的小布包裹皮，取出了仅有的一双棉线袜子。这还是在强渡嘉陵江之前，川陕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慰问我们时赠送的，几个月来我一直保管着，这次捐献给中央红军，表达了我真挚的情谊。
一些四川籍的红军战士，得知朱德总司令是仪陇人时都兴奋不已，我队的赵青彦还写了条标语：“朱德总司令——四川仪陇人”。由此而生的自豪与崇敬，使得大家的心早已飞向了党中央，大家盼望着早日能与中央红军相见。
在黑水地域，我们同中央红军会合了，这时大家都称中央红军为一方面军，两个方面军战友相聚，情同手足，大家握手、拥抱、欢呼，流下了喜悦的热泪。晚上，一方面军的剧社演戏，在一个不高的土台子上表演《破草鞋》，这个戏歌颂了中央红军远征千里，英勇善战，嘲讽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对红军围追堵截，最后在金沙江边仅拾到一些红军丢弃的破草鞋。这个戏幽默诙谐，把我们的肚子都笑痛了。
7月下旬，我的伤势好转，可以下地走路了。医生对我说：由于医疗条件太差，一路上无法手术。那颗打入我体内的子弹一头插在神经上，要是手术不当，反而会使下肢瘫痪，不如不动它。我只得听从医生的意见，这颗子弹就这样一直保留在我的体内。
部队驻扎在毛尔盖地域，我红九十三师师部就在河坝上搭棚子宿营，这里离中共中央的驻地不远。一天，孙玉清军长来我师，师长和师政委都在场。孙军长说：“唉，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开了会，红四方面军部队的番号没变，人员作了些调整。我们红三十一军换人了，一方面军的李聚奎来我军任参谋长，军长换了余天云，政委是詹才芳。”
“那你呢，军长？”我问道。
“我去九军当军长，和陈海松搭伙。”孙玉清面冲着我，又说：“怎么样，秦队长，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九军？”
“嗯……”我还未回答，陈友寿师长说：“军长，你那里的能人多的是，我看秦懋书你就莫带走了。”
孙玉清笑了起来：“好，好，我晓得，上次杨朝礼去九军都没带走，这次我也带不走的。”
原来，中央军委开了会。鉴于红一方面军长途转战减员很大，而红四方面军兵力雄厚，但参谋工作一直比较薄弱，建议从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成建制的部队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抽调部分军事和政治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会议作出了决定，决定成立前敌指挥部，取消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番号，统一改为军。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但干部都作了调整。后来向部队宣布了这一命令：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
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下辖：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共九个军。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十万人的部队汇集在北自松潘、南至理番的川西地带。这里主要是藏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十万人的吃饭和供给就成了大问题。这里的藏民常年受到国民党川军军阀的压榨，受到反动土司、头人的欺骗宣传，因害怕红军，大多都跑进山里躲藏起来。他们牵走牛羊，埋藏粮食，本来不多的粮食现在更是颗粒不见。多年来藏汉矛盾深重，藏民们更不了解红军，把红军当作敌人，不时用冷枪、弓箭袭击红军。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打不还手，不驻庙宇，尊重藏民的民族习惯，渐渐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我们部队在毛尔盖驻扎了好多天，兄弟部队在松潘一线打了好几仗。由于红军各部队散驻在方圆几百里内，形成不了合力，失去了战机，形势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
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原来不能进川，由于川军的溃败，薛岳的部队已尾随中央红军进入到雅安、天全、芦山一带；川军也跟着从东南方向压来；北面的胡宗南部早已入川，现密集在地形险要的松潘一线。敌人修了大量的工事，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红军对松潘的攻击难以取胜，松潘战役计划，不得不取消。
此时部队传言甚多，有的说要北上，有的说要西进，可是部队迟迟不动，敌人步步逼近，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最主要还是粮食问题，部队断顿了，只有吃野菜，吃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上级通知各部队自己筹粮，马上就要离开毛尔盖了，我们师部不得不下命令去收割快要成熟的青稞。我们找不到藏民，收割完后在田里插上木牌，写上收割的数量，藏民回来后可以拿这木牌向我们领取银钱。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可十万人的队伍要吃饭，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共中央在毛尔盖的沙窝召开会议，确定了红军的行进方向，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向北挺进。
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队，以卓克基、马塘为集结点，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向东控墨洼，在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继而北进夏河地区。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及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队，以毛尔盖为中心集结向北面的班佑、巴西一带开进，占领班佑、包座，待同左路军会合后共同进军甘南，向夏河前进，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机关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部队要走了，原军长孙玉清来到我师说：“毛主席、朱总司令要见见左路军各部队的干部，我就要离开三十一军去九军了，这次带大家一道去见见中央的领导。”
听说要见毛主席、朱总司令，我高兴极了，争着抢着要去。最后军长带领我师的师长、政委，还有留在师部没走的两位团级干部和我们交通队及警卫员共十多人，一起去了中央的驻地。
在河边窝棚里，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我们十多人将不大的草棚子塞得满满的。
毛主席清瘦的身材使那露着棉絮的破旧灰军装显得有些空荡，长长的头发没戴军帽，被烟熏黄的手指夹着半截喇叭筒烟卷。也许是操劳过度，脸上显出倦怠和憔悴。朱总司令戎装整齐，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同我们一样脚蹬草鞋。他肩头的补丁平平贴贴，只是被雨水打湿的帽沿软塌塌的挺不起来，样子有点滑稽，可那宽厚的笑容似乎包容了一切。戴着眼镜的博古和张闻天显得瘦弱，但很有大知识分子的气质。
孙军长将我们一一介绍给中央的领导同志。轮到我了，在毛主席面前，我正正规规行了个军礼后，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毛主席笑呵呵地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在四方面军，大家都习惯互敬军礼，极少握手，握手这一礼仪，我还不曾对上级用过。站在毛主席面前，我更是手足无措，心里怦怦乱跳，紧张得缩手背在了身后。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小同志，不和我握手，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我连忙说不是。
毛主席又说：“我说嘛，有人对我有意见，不和我握手，你不会的，是不是？”
孙军长将我拉上前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问道：“小同志今年多大了？”
我回答：“十八。”
毛主席笑了：“呵呵，还是个娃娃哟。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这样年轻，营连长十几岁；师团长二十来岁；军长也不过三十岁，是支年轻的队伍呀！”
朱德插话：“他们最年轻的军政委今年才二十一岁哩。”
“你是说那个陈海松政委，是啊，是啊，四方面军是支了不起的队伍，了不起呀！”
毛主席拉着我的手对大家说：“我们红军现在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国民党南追北堵想消灭我们。东边自然条件很好，可是有重兵阻挡，敌人就希望我们去东边。西边是渺无人烟的荒原，我们十万人在那里没有饭吃，不战也会饿死。现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人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现在又在华北点火。我们要救国救民，北上抗日。我们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这里没有，什么都没有。南边二十多万敌人已经逼近，东、南、西都去不得，只有北上一条路。可是北面有一望无边的水草地，还有胡宗南的几万人的部队等着我们。敌人不会想到我们敢走前人从未走过的水草地。我们有十万人，胡宗南的几个师挡不住我们。我们要蹚过水草地，突破胡宗南的防线，到甘肃南部去。那里人烟稠密，粮食不缺，有人民群众，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说我们惟一的出路是北上。”
毛主席说这段话，像是同大家聊天。在此后的一年里，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做出了许多违背党中央的决定、同中央分庭抗礼、欺骗蒙蔽群众的事，干了许多罪恶的勾当。我们许多基层干部虽然不明就里，服从命令，但毛主席的这段话，后来在我们红九十三师可是起了作用。多年后回想这段话，深感毛主席的英明。
记得当时朱德总司令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我们大家能够克服困难，一定能走出四川。”
毛主席又说：“中央和我都在右路，我相信我们能从这茫茫的水草地走出一条北上的路线来。再过二十天，我们在草地的那一边再见。”
毛主席和每个人握手道别。我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说的二十天，后来我们竟相隔了一年之久。
那天走出窝棚已是晚霞漫天，夕阳坠落，将西边的天空染成玫瑰色。青黛色的远山，在残阳的映照下像是镶嵌了一道金边。在艰难困苦中的我们，常常无心欣赏美丽景色，但长征途中的毛尔盖，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啊，难忘的毛尔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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