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三个团共八万多人，以及党政军机关、工厂等号称十万之众，先后撤离川陕边根据地，分数路沿北川向岷江地区西进。
对于这次川陕根据地整体向西转移，张国焘未同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商议，也未向党中央请示报告，这一重大的战略方针就由他自行决定了。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嘉陵江的地理概念是不太明确的。强渡嘉陵江，大搬家似的全体向西转移，究竟是进攻还是退却？其意义何在？大家并不清楚。从当时的局部战况来看，红军渡江成功，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我们广大指战员，甚至是军、师级的干部都把渡江看作是一次进攻性的战役，是进一步扩大了我川陕根据地。然而，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强渡嘉陵江实际上竟是红四方面军全面撤离川陕根据地的开始！从此，红四方面军走上它最为艰苦的历程——长征！
两年多来，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能够生存、发展壮大，也有着许多客观条件。当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的势力仅及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域，他还没有力量同时“剿共”和整治各地方军阀，也不敢大张旗鼓地“统一全国”。对待各省的军阀他只能调和利用，暗中渗透，以待时机。四川军阀对蒋介石心存芥蒂，与国民党政府矛盾重重，竭力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开进四川，因此红军的压力减少，加之四川军阀间的相互内讧倾轧，战斗力相对减弱，这样就给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英勇善战的红军利用了这些机会，站稳了脚跟，得以壮大。红四方面军远离中央，在川陕根据地自成体系，而张国焘作为中央派来的代表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统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红四方面军的壮大，才使张国焘在军中的声望得以不断提高。
大权在握的张国焘，被敌人尚未到来的进攻和川陕苏区的某些暂时的困难所吓倒，他看不到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所引起的形势变化，同时也看不到川陕根据地存在的战略意义，全军搬家似的西渡嘉陵江，实际是破坏了红四方面军依托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的计划，使红四方面军再次陷入无根据地依托作战的不利境地。可以说张国焘独断专制，自行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动全面地撤离川陕根据地，是有罪的。多少年后，我们这些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提起这段经历，都同声咒骂张国焘。长征路上的哀与怨、血和泪，点点滴滴记叙了红四方面军那段悲壮的历程。
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堪称能征善战英勇悲怆的壮烈之师，要说当年撤离以鲜血和生命开创的鄂豫皖苏区是迫于无奈，可现在却是主动割舍得之不易的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经受着新的思想与感情的磨砺。
当年作为红军基层干部的我，对红军的战略意图，对中国革命的前景并不清楚，只凭着一腔热血，发誓跟定共产党打天下，服从命令听指挥，冲呀、杀呀，只盼望着每次战斗都能打胜，早日打垮国民党反动派，革命早日成功！在征途，微微感受到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在交织，在碰撞。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我这个放牛娃出生的红军小连长，没有深谋远虑，党内军内复杂的政治斗争似乎离我很远，那严酷的军事斗争形势是首长们操心的事，对于革命前途和困难，我也不会忧心忡忡。我浑身充满着的就是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混沌、执着、单纯的乐观主义。
记得部队打下宝轮寺，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许多物资，为了犒劳我们，上级发放了一些食品和白酒给我们“打牙祭”。我交通队正开午饭，饭菜很丰富，大家正在兴头上，突遇敌人飞机袭击。我们都还端着碗，那机枪子弹和炸弹就迎头倾泻下来。我指挥全队迅速隐蔽，周围“咣咣当当”炸弹就爆炸了。飞机俯冲下来，机枪打得树木折断，泥土纷飞，腾起一片尘土和烟雾，“轰”地一声，一枚飞机炸弹把我们的铁行军锅炸得无影无踪，一坛子酒也被震落倾倒，咕咕流了一地。敌机飞走了，我们所幸没人伤亡，大家骂骂咧咧回去吃饭，锅都没了，哪里有饭呢。我见我队一班长罗家贵趴在地上嗅着什么，就问道：“猴子，你在搞么事？”
罗家贵偏着头边笑边眨眼说：“队长，你快来呀。酒泼光了，这坑里都是酒呢。”
原来，那坛白酒都流到这泥坑里了。
散酒香飘四溢，撩拨得人心悸动，我趴在地上用嘴吸吮着。这酒的味道还真不错，于是招呼大家：“来来来，都来尝尝，这好酒不能叫敌机给糟蹋了。”
许多人拥了上来，都趴在地上低头撅屁股喝酒，大家挤成了一团。
我站起身，抹了抹满嘴吮酒时沾的泥浆，看到有一个战士还站在圈外对着远去的敌机叫骂，就说：“骂它管屌用!你不喝，还等么事？等菜呀！”
这话把大家逗得前俯后仰捧腹大笑，战士们挤着嚷着在地上笑得打滚。多少年后，还有老战友给我开玩笑说：“还等么事？等菜呀！”
为了庆祝战斗的胜利，总部的剧社当晚来演出。师部人员和我交通队都去看那“文明戏”，我队留下一个参军才两个月的新战士守门。
师部驻在一座大庙里，虽然在后殿里师部有人值班，庙门外也有哨兵站岗，可偌大的前庭大殿和东堂都交给了我交通队。戏演了一半，我放心不下，就让一个战士回去与那新兵作伴。这战士看戏看得正来劲，嘟囔着嘴不愿动身，我只好自己回去。
我同哨兵打了招呼，走进庙内，偌大个寺庙空荡荡的，几个殿堂里亮着蜡烛不见人影。我穿过大殿，来到我交通队的东堂，只见那小新兵独自蜷缩在案台前一动不动。我突发奇想，给他开个玩笑。于是，我悄悄从正殿翻入东堂，爬上莲花宝座，藏在了泥菩萨的身后，朝下望去，东堂里两支红烛摇曳，昏昏暗暗的殿堂墙壁上映出菩萨晃动的身影。
暮春的夜风放荡而狂悖，听起来好像幽灵在黑夜的荒野上、坟茔中狺狺而歌。此时凄厉的夜风吹过庙宇中的窗棂发出“嘶嘶”的啸声，寂静中更增添了几分阴森，确也让人感到恐惧。
我捂嘴掩笑，从裤兜里掏出刚拣的土坷垃，一粒粒丢下去。土坷垃砸在案台上“嘣嘣”作响。小新兵半晌不敢出声，最后低头小声说：“菩萨老爷呀，你莫吓我，我害怕。”
我捂嘴哧哧地笑着，捏着鼻子拿腔怪调地说：“你是好人，你莫怕。”
在昏暗中，我看到那小新兵半仰着脸，看着菩萨，睁圆了眼睛，烛光在他那惊恐的脸上闪烁。
突然，他大喊一声：“有鬼呀！”就拼命往殿外奔去。
我这才意识到我顽皮得过分了，吓着他了。于是，赶紧从菩萨身上溜下来，追了出去，我在后面愈喊，他愈跑得快，外面的哨兵闻讯跑了进来。在空荡荡的前庭院里，没想到那小新兵一下子扑倒在地，口吐白沫，脸色苍白，紧闭着双眼，没了声息。这回该我吓坏了，我用手拍打着他的脸颊，叫着他的名字，不知如何是好。
哨兵慌忙叫人来帮忙，将他送到了医院，我知道这事闹大了。部队看完戏回来，师长把我一顿好剋，下了我的枪，将我关了禁闭，我晓得自己闯了大祸。几天后才知道，那小新兵吓得精神错乱，已经疯了。我被关了好几天的禁闭，认真反省，玩笑开过了头，非常后悔。
部队要向沙洲、碧口方向北行。
杨朝礼副师长要调往红九军任师政委。杨副师长想把我带走，可陈友寿师长不同意，他说：“不行，秦懋书不能走，他犯了错误，免了职，正在关禁闭。”
后来听人说，因我率队渡江侦察有功，陈师长舍不得让我走才这么说的。原二七四团易良品团长这时已提升为副师长，易良品、杨朝礼，还有许多人为我说情，师部解除了我的禁闭，恢复了我的队长职务。多少年来，每每想起那位小新兵，总是非常内疚，真没想到由于我的过失会造成他一生的痛苦。这心债，我一辈子都还不起呀！
渡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后，红四方面军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向纵深发展。溃败的川军已逃之夭夭，中央军胡宗南部仍集结在川陕交界的南坪、文县至碧口一线。徐向前令扼守羊模坝、三磊坝，围困广元的红三十一军向北运动，随红八十九师跟进，抢占摩天岭。
摩天岭是甘肃进入四川的天然屏障，这里峰峦巍峨，地势险峻，历史上称之为阴平古道。三国时期，汉丞相诸葛武侯称：“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诸葛亮为了防御魏兵从北面进犯，以保卫蜀国的安全，就在此屯兵防守。后来魏将邓艾率军暗渡阴平，在摩天岭的山巅石崖上裹毡而下，大破蜀军，攻取江油，进占成都。这段古老的三国历史故事我听人讲过，也就更清楚我军扼守摩天岭的重要意义。
我们经阴平栈道进占摩天岭，这栈道是先人们在陡峭的山崖上用人工凿成的羊肠小道，在绝壁之处“凿石为孔，插木成椽”，在椽子上铺一层木板，就成了通道。为了避免敌人烧毁栈道，红八十九师先行进攻，不给敌人留下喘息和破坏栈道的机会，为我军争取了进占摩天岭的时间。
我军扼守摩天岭，与敌人相持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随师首长参加了数次军事会议，知道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全部渡过了嘉陵江，并继续向西挺进，我心中渐渐有种不安的感觉。有次，我问陈友寿师长：“我们五个军全部都打过了江，那东面就没有主力部队了。刘湘的主力部队还在江东面，我们的根据地怎么办？”
陈师长半晌没作声，最后讷讷地说：“是啊，是啊，我也想过这个事。不过我们红军打过嘉陵江是扩大了根据地。渡江之前我们打广元，敌人也占了我们的仪陇、阆中，我们不是打回去又夺回来了么？不定哪天，我们会再回渡嘉陵江哩。”
叶政委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家伙心眼子还不少哩。不用担心，张主席说了，江东留了部队，能守就守，守不住就都撤到西边来。东面的敌人太强，我们撤到川西一带再建根据地。再说，中央红军早就离开了井冈山（那时，我们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了解不多，只知道中央红军是从井冈山起家，不清楚整个江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所以人们一开口就是井冈山），经过广西、贵州也到了四川。我们现在往西就是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
师首长们的话在我心里琢磨了许久，没有答案。我又想起张国焘有次来我师也说：“东面敌人太强，被敌人打走，不如自己走。”
我们流血流汗创建的根据地不保，说走就走，好端端的根据地为什么要白白让给敌人？真是搞不懂。后来说是要与中央红军会合，我们才渡江西征，这才叫人好想点。但一听到战士们怨言纷纷，这个疙瘩在我心中总也解不开。许多次只好自我安慰，这些都是上级的事，我们在下面不知道情况，瞎操些什么心哟！
数年后，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我才真正知道：张国焘当时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中央红军撤离了中央苏区，江西根据地丢了；贺龙、任弼时的二、六军团撤离了湘鄂西苏区；红四方面军的鄂豫皖苏区没了，川陕根据地太靠敌前，因此，他认为应把川陕苏区向西挪一步，在川西或川康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张国焘这一总的指导思想贯穿于他渡江后的言行。对于西行与中央红军会合，从当时来看，张国焘也许是真心实意的，因为在艰难困苦中，大家都希望团结，增强力量，共同创建新的根据地。然而，在两个方面军汇合后，张国焘的私欲、野心、专横大发作，他自恃兵强马壮，以此为筹码向中央要权要官，向中央发难，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分裂红军，分裂党。
当时，我红三十一军按总部的命令扼守摩天岭，堵截胡宗南部，不许其南下，为红四方面军西进和同中央红军的会合争取时间，同时也保障了主力红军的侧翼安全。我师在甘肃文县与四川青川交界的摩天岭监视碧口方面的敌军。在山梁上,我们宿营搭了草棚，躺在床铺上是头朝四川，脚蹬甘肃，大家都戏称：我们在“四川吃饭，去甘肃拉屎”。
1935年6月中旬，红九军韩东山部和红三十军李先念部在夹金山下与中央红军会师，此刻我红三十一军已撤离摩天岭，经平武正转战北川县的千佛山。两个方面军会师的消息，直至二十多天后我们才知晓。
早在5月初，红三十军、红九军各一部进占千佛山，与川军邓锡侯部血战，经过十天的激战，红军占领了东起伏泉山、西至横梁子的千佛山全线，紧接着打开了土门，川西平原上北线要地控制在我军手中。红四方面军大队人马由北川河谷向西挺进，我师随后接防抵达千佛山。从地形看，千佛山绵延一百二十多里，是成都平原的天然屏障，是甘南通向川西的惟一通道。
由于川军的惨败，千佛山尽落我军手中。蒋介石得知我军突破土门，西进川西北的消息后，即令其嫡系胡宗南部由甘南南下进入四川，与我军争夺这一战略要地。我军只要守住千佛山，就能阻截国民党军的南下或西进。
正值夏季，气候十分炎热，我师登上山峦构筑第一道防线。大家挥汗如雨奋力修筑工事，在山下时天气太热，许多人都仅穿着单薄的军装，现在半山腰，构筑完工事后停下来，汗也干了，周身才感到阵阵凉意。
千佛山上有座大庙，红三十一军军部和我九十三师师部都设在庙里，我师二七四团在左翼防守，二七九团在正面筑起防线，红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在右翼坚守待敌。我军布防两天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抵达千佛山下。
那天天亮不久，敌人对我阵地发起了攻击。一阵猛烈的炮击后，黑压压的敌兵漫山遍野慢慢接近我前沿阵地，待敌离阵前仅百米时，我军的机枪、步枪、驳壳枪一齐怒吼起来，顷刻间敌人被撂倒了一大片。敌人反复组织冲锋，战斗十分激烈。我交通队跟随师首长，作为预备队，不到最关键的时刻，是不会动用我们这支力量的。战斗从上午打到中午，从中午打到晚上，已记不清打退敌人多少次冲锋了。一连几天，我军将敌人堵在阵前不能前进，敌我双方都有较大的伤亡，但我军阵地仍坚如磐石。战斗还在继续，敌人不断增援，为了收拢战线，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我军主动放弃了半山腰的阵地，向山上第二道防线后撤。
骄横的敌人占领了半山腰的前沿阵地，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地对我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
6月盛夏，千佛山上的天气变化无常，山下还热浪滚滚，半山就凉气袭人，山上却是大雪纷飞了，我军将士身着单衣坚守在阵地上，险恶的自然环境给我军造成极大的困难。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炮火猛烈轰击，冲锋像潮水一样，一浪盖过一浪。我军与敌人反复厮杀，两军交织在一起呈犬牙状，白天丢了阵地，晚上又夺了回来，我们的伤亡不断增加，而敌人在阵前丢下了更多的死尸。胡宗南统率的第一军第一师是蒋介石起家的部队，兵员充足，武器精良，是嫡系中的嫡系，胡宗南名义上仅是个师长，可他统率的是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三十六个团、四万人。敌人毕竟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嫡系部队，战斗力比川军要强得多，顽固的敌人依仗人多武器好，反复冲锋，突破了我几处主阵地，情况危急。红三十军一部赶来增援，在太阳落山时夺回了阵地。
黑夜降临，战斗停息了。红三十军增援来的一个营，身着单衣，白天赶路，战斗拼杀，体力消耗极大，夜里一停下来，在这天寒地冻的高山上，部队饥寒交迫，抵御不了这恶劣的环境，到天亮时，发现许多人已冻死在战壕里。我军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
天亮了，敌人的攻击又开始了，战斗更加残酷激烈。二七一团王友均团长身负重伤，这位我红三十一军的优秀指挥员，在反“六路围攻”的西线作战中，曾率手枪队三十余人夜袭敌营，亲手砍死敌团长，使敌人闻风丧胆，此刻负伤，削弱了二七一团的战斗力。敌人乘势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少了二七一团的支撑，我师二七九团正面三连的防御阵地被敌人突破，缺口愈扯愈大，团长几次组织反冲锋，都未能夺回阵地。正面阵地的丢失，直接威胁着军、师部的安全。黄昏时分，战斗停止了。因丢失阵地，上级命令枪毙二七九团团长，这个任务交给我去执行。
我只杀过敌人，从未杀过自己的同志，可这是命令，必须执行。我心潮翻涌，万分痛苦，不知如何是好。在山坳里，我解开团长身上的绳索，旁边两位战士正慢慢地挖坑，谁心里都不好受。团长接过锹将坑挖好，站在一旁喘着粗气，我替他卷了支喇叭筒烟。这位黄安籍的团长是我的老乡，他“吧嗒”了几口嘴里的烟卷，将半截烟头丢在地上，对我说：“我丢了阵地有罪，任凭上级发落，你杀了我，只求你给我留具全尸，算是为革命光荣了。来吧!”
我浑身颤抖，手提着枪下不了手，轻轻对他说：“团长，我放了你，你跑吧!”
团长流着泪说：“小老乡，我往哪里跑呀，黄安老家是回不去了，江东根据地也丢了，我总不能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吧!再说，要是放跑我，你也活不成呀!”
我悲痛万分，泪流满面，跪在他的面前，与他抱头痛哭。谁知团长一把夺下我的枪，对准他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倒下了，满身是血躺在土坑里。我和两位战士流着泪抚平他的军装，用手捧土掩埋了他，山上没有东西给他立碑，我们抬了块大石头放在填平了的土坑前以示纪念。丢失了阵地就枪毙团长，这太过分了，我怎么也想不通。许多年过去了，我记不清团长老乡的名字，可每当想起他，我心里就像那块土坑前的大石头一样沉重！
大部队早已向西南挺进，欲与中央红军会合，我师仍遵命坚守着千佛山。
千佛山的战斗越打越艰难，我军的伤亡也越来越大，我们交通队作为最后的预备队也拉了上去。战斗中，易良品副师长身负重伤被抬了下去。在反冲锋时，我带领交通队与敌厮杀，混战之中，突然，我感到下身一麻，就昏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已躺在医院里，原来一颗罪恶的子弹打掉了我的左睾丸。由于医疗条件太差，战况紧急，这颗子弹打进我的身体里至今未能取出来，致使我终身残废。六十多年来，这颗子弹一直伴随着我，它是这场战争的见证。
我师是红四方面军中最后一支撤出北川的队伍，正当我师顽强地牵制敌人，为大部队争取更多时间的时候，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同中央红军会师。我们得到消息激动万分，虽在顽强战斗，可我们的心早已飞向西南方，盼望着早日见到党中央，早日见到中央红军兄弟。
我军的堵截任务完成了，部队急促脱离战场，甩开胡宗南中央军，向西南转移。许多伤员不能随队行军，都在当地老百姓家就地安置。我伤重不能行走，担架队从医院将我接回师部，后来同志们告诉我说，陈师长下命令：“一定要把秦懋书队长接回来，抬也要给我抬着行军，不能丢下他。”
就这样，我躺在担架上汇入了红四方面军长征队伍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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