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伤好归队，交通队的战友们高兴地围着我又说又笑，又打又闹。杨朝礼政委闻讯赶来，我向他敬礼报到，他一把抱住我，问我伤好彻底没有，我说全好了。他高兴地说：“听说了，你小子命大呀。你的护身符为你挡了子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哩!”
战友们都笑了。
杨政委对我说：“敌人的第一期总攻收场了，他们没占到便宜。新的围攻又要开始，你回来得正好，准备打大仗吧!”
从杨政委那里得知，在我军节节抗击、阵前反击、夜摸偷袭的沉重打击下，敌人的第一期总攻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付出伤亡一万多人的代价，草草收场了。
3月，敌西线各路部队同时开始了第二期进攻，来势之猛给我军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敌人强大的兵力要同我们打消耗战，这对我十分不利。我们必须以较少兵力阻止敌军，同时要保存一定的实力，准备最后的大反击。由于西线我军防线过长，兵力十分分散，总部命令我西线部队逐步放弃恩阳河、玉山场、巴中、旺苍坝、木门等地。我军打打撤撤真真假假的行动迷惑着敌军。川军自感已获“空前大胜”，但因不辨红军虚实，暂时停止了进攻。
我军有计划地后撤，主动放弃许多根据地，给敌造成了错觉，敌人陶醉在“胜利”之中，互相致电，庆贺胜利。
我东线部队虽也收缩阵地，退让出许多地盘，但在收缩中频频出击，捣毁了敌第三师师部，歼灭该师第七旅；敌第九旅旅长张邦本被我军活捉；我军在平坝场将敌郝耀庭旅的司令部和两个团全部歼灭，旅长郝耀庭被当场击毙；我军还缴获了敌人大量的物资，连敌人搜刮来的大批“年货”也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因“擅离职守”、“指挥不利”而被撤职，由刘湘的亲信唐式遵接替。我们西线部队很高兴地听到这些消息。
刘湘这家伙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在换将调兵后，又开始了对我红军的第三期“围攻”，妄图尽早在东线夺取万源，在西线突破通江、南江，实行东西对进，完成战局。我军利用川北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和敌人分路前进的特点，不断拣敌人的弱点狠揍，伏击、防守反击和夜袭，给予敌人极大的打击。在红灵台的防御作战中，敌人尸积如山，仍不能前进。敌人的第二期和第三期总攻耗时两个多月，共付出了几万人的代价，得到的仅仅是我军主动放弃的一些地盘和几座空城。
在打败敌人前三期总攻的凯歌声中，川陕根据地军民迎来了春光明媚的5月。
根据地的人民在红军与敌浴血奋战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人民群众省吃俭用，为我们提供了衣食；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将弹药送上阵地；当我们的战士流血负伤时，他们组织的担架队抢救伤员；当红军需要补充兵员时，他们将自己的亲人送上前线。在川北的崇山峻岭中，到处都有人民群众肩负背篓的身影，特别是妇女们，为保障前方的供应，她们身负上百斤的物资，爬山涉水，昼夜不停。她们虽然没有真刀真枪与敌人对垒，可也有流血牺牲，她们为革命所做的这一切，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在中国的革命史上，确实应该大书特书。毛泽东曾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没有人民就没有红军，没有人民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让我们永远记住川北土地上勤劳勇敢的人民。
5月中旬，刘湘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吹嘘“要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将川陕边的赤匪肃清”，可是各路军阀互存戒心，前几次“围剿”都吃过红军的亏，现图自保，不愿再到这光输不赢的“围攻”中做赔本的买卖。刘湘为鼓舞士气，答应拨出三百万军饷和大批的军械接济各路军阀，紧跟着又向他的主子蒋介石伸手要钱要枪。为作“表率”，刘湘不得不把自己的主力王牌部队全数端出，调陈兰亭师增强第五路，调潘文华教导师和暂编第二师为总预备队。敌军“围攻”的总兵力这时达到了一百四十多个团，近三十万人，其中刘湘的部队就有八十多个团。刘湘为了加强统一指挥，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委会”，抬出他的高级顾问刘从云全权代他出任委员长。
徐向前总指挥曾告诉我们：刘从云算不上什么东西，年轻时当过“八字先生”给人算命，骗人钱财，生来迷信，不学无术，毫不知兵，一派胡言。刘湘抬出他，主要是想借封建迷信来“提高士气，维系内部的稳定”，另外也想借此监视东西两线的各路军阀。同时，此仗如果打胜了，刘湘作为全权总指挥会因指挥得当而功成名就；如果打了败仗，以后也可找个替身。
刘从云身为一贯道首，权欲熏心，正想借助帮会关系，利用军权在握的机会攫取四川大权。他踌躇满志，大放厥词，扬言什么“只需三十六天，看我将三十六天罡遣齐后，不费吹灰之力，剿灭共匪。”刘从云的一派胡言乱语连国民党自己都不相信，我们红军把他的话当着笑谈。
敌人第四期总攻的企图是：“西线由通江北部沿米仓山南麓向东横扫；东线集中兵力夺取万源及附近地区。随之东西合击，将红军消灭在川陕边界。”
6月，天气渐热。记得有一天部队行军，队伍忽然停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交通队随杨政委赶到前面后被告知，有人过河时牺牲了。万源一带山高林密，部队行军有时无路可走，就走河沟，二七九团政委苗宗元骑着一匹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斑青白马正行进在河沟里。突遇一深潭，这马正走得汗水淋漓，一见这清澈不见底的潭水真是欢天喜地，一使性子不听招呼，跳进深潭尽性畅游起来。这下可苦了苗宗元，因不识水性，不幸溺水身亡。这位在鄂豫皖时期的我们原黄安独立团二营政委，就这样牺牲了，使大家惋惜不止，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呀！
经过前三期反“围攻”，整个川北根据地的面积不断缩小，粮食武器装备和弹药得不到及时补充，红军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根据地不断丧失，红军仅靠收缩后的苏区补充已不现实，急需从敌人手中夺取补给，迫于形势，总部不得不决定在西线开始反击。
6月下旬，西线红三十军、三十一军主力十多个团集结后对敌发起了反攻。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迟滞了我军的行动。敌人闻知，据险固守。我久攻不克，与敌形成对峙，虽消灭敌人不少，但西线的反击未能获得全胜。
西线反击不利，进一步加剧了我军整体的危急局势。而在东线，敌唐式遵以八个旅的兵力，向大面山、孔家山、南天门等地发起猛攻。第四期总攻开始了！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行波浪式的冲锋，一个上午就有五六次之多。敌人采取“赶鸭战术”，冲锋时像看大戏一样，满山遍野，人山人海。红九军和红四军、红三十军各一部在万源一线阵地，与敌展开了生死拼杀，这就是老红军们常说的“万源保卫战”。
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和师政委陈海松率红二十五师坚守大面山阵地。大面山位于万源西南，山高谷深，坡陡壁峭，森林茂密，溪流湍急，是万源的天然屏障。红二十五师的勇士们依据山势构筑工事，将大树砍倒垒成“木城”，在敌人必经之路上插竹签、设鹿砦、挖陷阱，在险陡地段挖堑壕、备滚木礌石。这壁垒森严，严阵以待的阵势，为敌人掘好了坟墓。
敌唐式遵调陈兰亭师和第二师刘光瑜旅在飞机的助战下，在万源前线发起了进攻。敌开始进攻，激战两日未能得逞，后又增兵六个旅，分两路向大面山主阵地猛攻，在红二十五师勇士们的坚强阻击下又遭失败。红军勇士们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牢牢控制着大面山阵地。然而，由于西线反击失利，我军不得不作进一步收缩，根据总部的命令，我红九十二师和红九十三师的几个主力老团从西线调往东线增援。二七九团作为徐总指挥的警卫团一直跟着徐总，二七四团由杨朝礼政委带领作为预备队准备在最关键的时刻用上去。我们两个团时分时合，听从总部的指挥。此时红九十二师和红九十三师对换番号，我师成为红九十三师。
就在东西两线红军节节抗击敌人的7月份，我军阵地已经退到根据地的后部，仅剩东起万源的甄子坪，西至通江，北抵川陕交界的米仓山，纵横不过百余里的狭小地区，整个形势不容我军再退。我军坚守这一地区的条件已经具备，战线缩短，兵力集中，背靠巴山，居高临下，出击和预备兵力都有部署。而敌人呢，虽气势汹汹，但他已拿出了全部的家当，后续无力了。这是顶住和挫败敌人进攻的最后关头，若能如此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场形势！
红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作为预备队一直没有披挂上阵。看到别的兄弟部队打仗，全团指战员群情激奋，大家要求马上参战。团长易良品①心急火燎的，他多次随杨政委找徐总要任务。徐总说：别心急，仗有你们打的，到了关键的时候我要把你顶上去。
7月中旬，自称为“神仙”的刘从云择定“黄道吉日”，将各路军总攻的命令用黄缎包成包裹，由飞机分别空投到各路指挥部。敌人对大面山我阵地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
红二十五师两个团坚守大面山的主阵地，抵御着敌六个团的进攻，红七十三团一次一次地与敌人血拼，伤亡越来越大。敌人经过反复冲杀又一次突破了红七十三团的防线。大面山的战斗是防御战，此后的战斗也许将更加残酷，不到万不得已，徐总指挥是不会将我们这支预备队拉上去的。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红二十五师数次急呼总部，要求增援。徐总对杨政委和易团长说：你们二七四团去一个营增援红二十五师，听从许世友副军长的指挥。记住，仅是防御堵住敌人就行，适当的时候可以出击一下，不要脱离阵地太远。
杨政委命三营和我们交通队集合，并作了简单的动员。大家憋足了劲，个个摩拳擦掌，表示要与敌人决一死战，部队火速前进，按指定时间到达前线，进入阵地。
杨政委带领我们一行人来到许世友副军长面前领受任务。许副军长正在打电话，敌人的炮火震耳欲聋，他用手堵住一只耳朵，对着话筒大声喊：“刘湘就那么两下子，没什么了不起，我保证人在阵地在。放心，二七四团已到，保证完成任务。”
放下电话，许副军长对我们说：“欢迎你们参战，刚才是张主席（张国焘）的电话。他说敌人太多，我们挺不住了。问我大面山能不能守住。唉，尽说些丧气话，还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打！我们的枪也不是吃素的，是不是啊？！”
看着许军长那股捋胳膊、挥拳头的劲头，我们信心百倍。二七四团领受任务坚守大面山左翼阵地。进入阵地时，敌人的冲锋刚被打退，红二十五师的战士亲热地向我们介绍阵地和敌人的情况。阵地上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硝烟，阵地被炮弹“耕翻”了一遍，有土壤的地方地面松松的，一踩一个深脚印。有的地方土少石头多，工事打平了没法修，战士们将敌人的死尸拖来垒起，上面盖上浮土就成了简易工事。红二十五师的战士们幽默地说：“像这样打下去，我们筑工事的‘材料’取不尽，用不完。”
7月的川北气温很高，天空阴沉沉的，气压很低。几天的连阴雨使战场上的尸体腐烂发臭，阵地上到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战士们都泡在这臭水泥浆中，挺在这枪林弹雨中进行生死搏斗，没吃少喝，忍饥挨饿。只有红军这样的队伍，才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表现出这种英雄气概。
敌军的攻击又开始了，首先以密集的炮火向我阵地猛轰，飞机也来助战，炮弹和炸弹呼啸着把原已“耕翻”过的泥土又“耕翻”了一遍。紧接着整团整营的敌人分数路朝我们各个阵地扑来。敌人像输光了的赌徒，他们营以下的军官组成敢死队，由旅、团指挥官赤膊上阵督战，对畏惧不前者就地枪决，逼着士兵冲锋。密密麻麻的敌兵像蛆虫样在阵前蠕动，一批又一批地涌上来。敌人想用最后的代价攻克大面山，换取通往万源之路。
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红二十五师的指挥所前移到离阵地只有二百米的地方，电话线炸断了又接上，接上又被炸断，为保障通讯，我交通队派专人保持我左翼阵地与红二十五师指挥部的联络。敌人的敢死队嗷嗷叫着冲锋，我们所有的枪弹射出去像泼水一样，敌人成片地倒下，接着又上来一批。有时我们都来不及换梭子、压子弹，就将滚木礌石掀下去，砸死敌人无数，扔了一天的手榴弹，我的胳膊已经红肿了。在战斗最危急的关头，易良品团长总是冲在最前面，在战斗间隙，易团长对全营官兵说：“我们团是皖西起义时在战火中诞生的英雄部队。从鄂豫皖到西征，我们一直是打硬仗、打恶仗，从来没有丢过人、现过眼，这次也不能让敌人狂到我们头上，我们要坚决打垮敌人，守住阵地!”
我们无数次与冲上来的敌人肉搏，刺刀见红。有的战士觉得刺刀不过瘾，抡起了大刀，阵前那些系着红布的大刀，在血光掠影中翻飞，钢刀都卷刃了、豁口了，刺刀扭弯了、捅断了。我的驳壳枪枪管都烫手了。敌我双方混搅在一起，我方的伤亡也在增加，可敌人的伤亡人数是我们的好多倍，敌人的进攻力量消耗殆尽，刚开始那股冲锋的锐气全没了，被督战队逼上来的敌兵已精疲力竭，有的趴在地上连枪都端不起来。
傍晚，我军发起短线冲锋反击。军号嘹亮地吹响，这是冲锋的号角，红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各一部和我红二七四团三营冲出了阵地，一齐杀向筋疲力尽的敌人。本不愿再战的川军，身后已无督战队顶着，此时遭红军冲击，正得机会，像潮水般退下去。敌人完全没有了斗志，溃不成军，像鸭子一样四处奔逃，枪丢得漫山遍野都是。敌人整团整旅地后逃，其预备队见前面的部队逃回来，也跟着后撤。大面山正面的敌六个旅全线动摇，那真是兵败如山倒!红二十五师追出了三四里地，得胜而回。红二七四团也冲出好几里地，易良品团长此时想起徐总指挥的命令，这才带领队伍撤回了阵地。
刘湘在万源前线的崇山峻岭中消耗了他的精锐之师，在英勇顽强的红军面前未能前进一步。我军万源的前线阵地，像铜墙铁壁般巍然屹立在群山之中。
由于战线缩短，万源一线主要方向，红军防守参战的部队经常保持在一个师左右，各部队轮番上阵，主力部队更加集中，而且得到休整。在根据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部队的粮食、弹药等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在战斗中消耗的部分兵力也因当地群众踊跃参军，得到了补充。红军广大指战员在大力动员和前线不断取得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士气非常高涨，而敌人却正好相反。刘湘主力第五路对万源的进攻，久攻不下，遭到重大消耗。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敌人伤病员日益增多，官兵士气低落，开小差或向红军投诚者与日俱增，有的一个连只剩下三五十人。各路军阀都笼罩在悲观、失望、厌战的情绪之中。
经过数月的顽强战斗，我方战线牢固地稳定在万源前线和小通江河沿岸，整个战局的态势发生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的转机。这一切说明，我军收紧阵地，举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大反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万源血战历经十个月，我军顶住了敌人的“六路围攻”，这次战役是一个转折点。我军收缩阵地，集中原分散的兵力，终于赢得大反击的关键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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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易良品（1910—1942），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红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副团长、团长，红九十三师副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校长，新编第七旅旅长，冀南军区六分区司令员。后在河北枣强县反日军“扫荡”时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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