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欢笑之日就是敌人难受之时，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深深震撼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也使蒋介石国民政府大伤脑筋。蒋介石正忙着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大“围剿”，对川北根本插不上手。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使得四川各派军阀如坐针毡，更使有“四川王”之称的刘湘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蒋介石在他任命的“川北剿匪督办”田颂尧被红军打败后，又急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拨给刘湘二百万元军费、万余支枪械和子弹，并增派飞机助战，督令刘湘发动对川陕红四方面军的“围剿”。刘湘为形势所逼，开始了与红军的“决战”。
就在红军打垮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之时，刘湘这个大军阀刚刚打败了他的幺叔刘文辉，独霸四川的野心急剧膨胀。红军的强大压力迫使过去各派军阀也暂时“团结”起来，军阀们认为大敌当前应相互通力合作，共同“剿赤”。刘湘凭着纵横捭阖的手法，加之利用封建迷信的帮会关系，高唱“统一财政”、“统一民政”的高调，吹拍拉拢四川各派军阀，要求协力“剿灭赤共”。他以他的第二十一军为主力，纠集各军阀的部队，组成六路围攻大军对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红四方面军对敌人的这次进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川陕边红军反“六路围攻”战役。
敌军重兵压境，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将我川陕根据地围成“水舀”状，妄想将红军一勺烩了。西北起自广元，东至城口的千余里弧形战线上，刘湘集结了一百一十余团的兵力（后增至一百四十个团）共二十多万人，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战略部署，计划分三期进攻，肃清红军。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增派了空军支援刘湘的地面作战。敌人气势汹汹叫嚷着：“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赤匪。”
我军面临入川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当时普通的红军战士，即使是基层干部，对军中的总战略意图及党内、军内的斗争知之甚少，但我在师部交通队，直接跟随首长，多少也了解一些军中情形。
作为当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是集党、政、军领导职务于一身的重要人物。对这位高级首长，我们有敬畏之感，可是从内心来讲，凡耳闻目睹他的一些工作作风及生活习气的，对他并无好感。他那人刁钻古怪，疑心重重，使人无所适从；他搞宗派主义，家长作风，让人心惊胆寒；他不懂军事，瞎指挥。他遇到困难与危险时悲观失望、恐惧丧气、没有主心骨的样子，真让人瞧不起。失败时气馁沮丧，胜利时盲目骄傲，就是他的特点。我们刚打完三个战役，正在休整，而他来我师说什么要“不停顿地进攻”，“粉碎敌人围攻于开始之前”。
大敌当前，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召开会议，在军事指挥上排除了张国焘的军事冒险主义瞎指挥的干扰，肯定了徐向前等同志采取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徐向前总指挥研究了敌人此次“六路围攻”的态势，从敌情、我情、地形、士气各方面分析敌我双方的利弊，增强了全军战胜刘湘、打破敌人“六路围攻”的决心。
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此次反围攻的战略作战方针为：“收紧阵地，诱敌深入，节节抗击，消耗敌人，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创造条件，待机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具体的兵力部署，分为东、西两线：
东线，作为主要战线，由徐向前总指挥率红四军全部、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各两个师以及刚由原川东游击军改编的红三十三军，共二十五个团防守万源至宣汉、达县的东线地区，重点对付敌人的主力第五、第六两路。
西线，作为钳制敌人的另条战线，由王树声副总指挥率红三十一军全部、红九军的第二十七师和红三十军的第九十师，共十余个团部署于北起广元，沿嘉陵江东岸至营山、渠县的西部一带，牵制对付敌人的一、二、三、四路。另部署二七八、二七六两个团于川陕交界地区，监视陕军的孙蔚如部。
由于北部有米仓山和巴山的天险阻隔，加之西北军杨虎城、孙蔚如力主抗日，与红军秘密协定互不为敌，可以说北面暂无后顾之忧。但为防万一，我军还是往北面派出了少量的警戒部队。我军的主力全部放在了东、西两线。
11月初，红二十五师与第五路敌军王陵基的第三师遭遇。这支刘湘的主力部队在同刘文辉的混战中刚刚获胜，自恃胜利之师，气焰十分嚣张。我军的战斗打响了，由此揭开了反“六路围攻”作战的序幕。
根据方面军的决定，我们西线部队主要以防御为主。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拟定了作战方案：相对集中兵力，确定重点防御地段，梯次配置兵力，以守为主，伺机反攻。利用险要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以少量兵力扼守要隘，迟滞堵击敌人，稳住西线来保证我东线的胜利。
红三十一军在西线积极布防。
随着敌人第一期总攻的开始，西线的战斗也打响了。红二十七师主动放弃易攻难守的营山县城，杨森一个混成旅轻易“收复”一城，得意忘形，撵着红军，不断进攻。该混成旅行至快活岭时，不想红二十七师一个回马枪，消灭其两个团上千人。杨森和田颂尧吃了这个亏，不得不就地设防，不敢再进攻。在快活岭西，邓锡侯部一个旅与红九十一师交火，敌一个团被歼，一个团被击溃，一个团逃向广元。敌李家钰第三路准备进攻仪陇，遭红三十军一个团和红二十七师一部的夜袭，全线溃退。我们在西线与东线的红军遥相呼应，紧密配合，在广元的元坝子、快活岭，在阆中的鸡山梁，在仪陇的佛山寺几处战场，给予进犯之敌军一、二、三、四路以迎头痛击。
这几战之后，我西线部队收缩防线，兵力进一步集中。我军撤走后，被红军打痛了的杨森、田颂尧、邓锡侯、李家钰不敢贸然“跟进”，整个局势出现了短暂的缓和。
1934年新年之夜，副总指挥王树声点将遣兵，红九十二师和另支部队兵分两路，对进犯仪陇南五里堆之敌第三路罗泽州部实施打击。部队进入指定地点后，我们看到金城寨燃起一堆篝火，这是进攻的命令，以夜袭为能事的红九十二师迅速摆开了战斗队形。两支部队立即从鹅项颈发起了攻击，拦腰截断了五里堆之敌。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慌乱迎战，因不敌红军的攻势，仓皇向南突围。恰逢此时，从双盘庙前来增援的敌军已到，黑暗中除了连续闪烁的枪弹射击、手榴弹爆炸发出的火光，双方谁也看不清谁，两路敌军都误以为对方是红军，“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
我师见状连忙撤出战斗，在不远的山头上就地休息。看着山下打得热闹，杨朝礼政委摘下帽子抹着汗哈哈大笑，他高兴地唱开了：“我正在城楼观山景……”有人在大叫：“这是王八日的打狗日的，真过瘾呀。”
待到拂晓，敌人才看清是自己打自己，双方死伤无数。
这时红军一个突击，攻占了五里堆，又乘胜追击二十余里，先后歼敌四百余人，生俘二百多人，缴枪三百余支。大家都高兴地说：“这是‘佳节良宵’红军‘犒劳’白军，白军又回送给红军一个好礼物。”
东、西两线的红军依照总部的部署，节节抗击敌军，有步骤地逐个撤离原来的地域。
元月中旬，接到总部的命令，令我红九十二师第二七四团速赴宣汉城外的母猪寨，接替东线的防守部队。遵照总部的战略意图，东线部队正集中全力收紧阵地，逐步向万源方向转移，东线红军撤离后的南坝场、达县、宣汉等城已被敌人占据。为保证东线红军的安全撤离转移，我师杨朝礼政委率二七四团和我们师部交通三队日夜兼程，经巴中，涉恩阳河，过平昌、双河场直抵宣汉城外的母猪寨。
这母猪寨地势险要，前平后陡，山上的城墙用大石块砌成，异常坚固，阵前视线开阔，整个寨子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东线部队撤离前修筑了部分防御工事，已初具规模，我们接防后马上加紧巩固完成，整个阵地堑壕连通，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母猪寨阵地像个楔子，死死地钉在敌人占据的宣汉城门前。我们的阵地与宣汉城相距不远，中间隔着一条水刚没腿肚子的小河。站在阵前遥望远方，夕阳西斜，山野里一派混沌迷蒙，宣汉城沉坠在昏黄的烟雾中，天边卷起层层黑云，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敌人的进攻开始了，这是刘湘第二十一军的主力部队，凭着人多，他们成群结队向我阵地扑来。我军严阵以待，每个人都将十多颗手榴弹摆放在面前。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将阵地上的泥土耕犁了一遍。炮击延伸了，敌人的步兵发起了冲锋。我们的战士将子弹顶上枪膛，瞄准了敌人。敌人的前锋离我阵地只有几十公尺，只听一声喊：“打！”我阵地上顿时喷出一排青烟，枪声急促响起，敌人在我阵地前躺倒了几十人。我们的机枪、步枪像暴风骤雨般响起，阵地前隐蔽物不多，敌人没法躲藏，很快就溃退下去。刘湘的主力部队过去哪里吃过这个亏，他们又组织了第二次冲锋。恰逢此时大雨从天而降，敌人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正一步一滑向上爬，速度顿时慢了下来。快到阵前，我们又一通狠揍，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投出去，在敌群中连续爆炸，一阵阵“轰隆隆”的爆炸声，硝烟伴着火光升腾，那情景就像开了锅的饺子，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连滚带爬地向后撤去。跟进的部队不明前面的情况，随着前面撤回的队伍像潮水般地撤退，敌军官在后督战堵也堵不住。阵前坡地被雨一浇，泥泞不堪，敌人一个个像泥猴似的，糊得没鼻子没眼睛。
敌方有个连长挥着枪逼着士兵前进，我交通三队战士夏正明见状说：“队长，看我的，我要那狗日的回老家！”说着举起了步枪。随着一声枪响，那连长张开双手丢了枪，一头栽倒，趴在地上滑出老远。
敌人的进攻又被我们打垮了。两天里，我们凭着母猪寨的险要工事，凭着红军的英雄气概，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的进攻。
铅灰色的天空阴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冰冷的冬雨浇透了我们全身，红军战士们趴在积水的战壕里，冻得浑身发抖。我们和着泥水加固工事，啃着红薯补充我们的体力。战斗间隙，敌人退回了宣汉城，阵地前静悄悄的，只有被枪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军旗，卷着缭缭硝烟在寒风冷雨中猎猎飘扬。这暂时的寂静预示着敌人新的进攻即将开始。
总部命令我红二七四团，死守母猪寨，坚守阵地三天，一定要保证东线的主力部队顺利收缩转移。杨政委在阵地上带领全团誓师：就是拼到最后一人，也要守住阵地，完成任务！
刘湘为了尽早追踪东线红军，夺取万源，下决心要拿下母猪寨这颗拦路的楔子。他将他的“模范师”调来了，这支部队是他王牌中的王牌。敌人又发起了攻击，“模范师”的战斗力明显强于原来的部队。敌人的冲锋很顽强，攻势也十分凌厉，我们的伤亡在不断增加，几处阵地被敌人突破，情况危急。后来我才知道，在母猪寨战斗中，敌人动用了“模范师”加上原来两个团，计六倍于我的兵力。
敌人黑压压的一片，有的已冲进了我们的堑壕。这时杨政委挥着手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冲啊！”随着喊声，一下子齐刷刷站出一排人，挺着刺刀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让我热血沸腾，我就是共产党员，我端起刺刀也冲了上去。
在壕沟里，我瞟上了一个敌兵，他仗着个头比我大，端着枪想一刀刺中我。沟里，有敌兵，也有我们的战士，敌我混在一起，我不能开枪，怕伤着自己人。我咬着牙，两眼死死盯着这个敌兵，两把刺刀闪着寒光，刀尖对刀尖，眼睛对眼睛，谁都不敢眨一下眼，我的头皮收得紧绷绷的。从敌人的眼仁里，我看出他有一丝恐惧，但这样对峙下去终究于我不利，我灵机一动，大吼一声，做了一个假动作，刺刀并没有捅出去，脚下却挪了位置。那敌兵吓了一跳，紧张地举枪防刺，跟着也挪了脚步，这时正好他被我调整到背对壕沟壁的位置，我将刀尖往下一压，扣动了扳机，伴着一声枪响，我骂了句：“去你个娘的！”那大个子身子一歪，栽倒了，壕沟壁上溅涂了一片血污。我松了一口气，抹着满脸的汗，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冲上来的敌人全被我们赶了下去，壕沟里留下二十多具敌人的尸体。
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我们已记不清打退敌人的多少次冲锋，敌我反复争夺母猪寨阵地，而阵地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敌人在阵地前丢下数不清的死尸，我们的损失也不小，预备队补充了上去，甚至伙夫、马夫也上了阵。战斗中，我队夏正明、罗德全等同志英勇牺牲了。罗德全牺牲前将他身上的三枚银元交给了我，这是部队分给师部直属队每人携带的军费，需要用时再向每人取回，我把这染着鲜血的钱装进了左上衣口袋，连同我带的共有六枚银元。我发誓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敌人的冲锋又开始了。我们坚守阵地三天三夜，有效地阻击了敌人，迟滞了敌人的行动，掩护了我东线撤离宣汉向万源集结的部队。我们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即奉命撤出阵地，也将向万源方向转移。
敌人的炮火仍在猛烈地轰击，子弹打在寨墙上像蝗虫似的横飞。我命令一个战士去传达杨政委的命令，让部队交替掩护，撤出战斗，他刚冲出阵地就牺牲了。我要亲自去，可刚站起来就感到左胸像被人重重打了一拳，胸前一阵麻木，没有什么知觉，我还以为是炮弹爆炸的气浪将我掀了一下，踉跄了几步又站稳了。一个战士大叫：“队长，你挂彩了！”
我还说“没有”，低头一看，胸前大片鲜血染红了军装，眼前一黑，双腿发软，倒了下去。那战士上前搂住我就地滚进了战壕，这时我才感到前胸剧烈地疼痛。我咬着牙，喘着气，命令那战士：“快，政委命令，快去通知各营交替掩护撤出战斗。”
那战士放下我，奔了出去。又一个战士从后面弹坑里跳进战壕扶住我。我睁眼一看是赵青彦，这时我已说不出话了，只见赵青彦的嘴在动，可什么也听不见。赵青彦满脸泪水背起我向寨后坡地跑去……
当我醒来时，前面阵地的枪声还在响。
我躺在抬子上，抬子的一头斜靠在梯田的田埂上，我的左右有许多的抬子，上面都是伤员，右边抬子上没有声息，抬子上的伤员可能已经牺牲了。老百姓组成的担架队正在转移伤员，一位大嫂正替我包扎伤口，我听到左边隔着一副抬子上有人在呻吟，听声音像是我那表弟陈定国。
我忍着疼痛，艰难地问：“那是谁呀？是不是定国表弟？”
那微弱的声音回答：“是我呀，你是懋书哥哥吧？”
我说：“是呀，你伤在哪里呀？”
定国只是轻轻地哼着，没有回答我。
我被担架抬走了，从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定国的消息，他比我小两个月，十三岁参军。这个在军中喂马的小红军战士随军征战三千里，两次负伤，用自己的鲜血浸润着川北这块炽热的土地。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我曾多方寻找他，但杳无音信，我想，小表弟陈定国肯定牺牲了，他已将生命献给了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我被送到镇龙关红四军的医院。由于条件艰苦，没有麻药，我被人按在铺板上做手术，那疼痛难忍是可想而知的。我大声嚎叫，挣扎着，护士在我嘴里塞了条毛巾，手术做完，毛巾都咬烂了。医生手捏着从我身上取出的子弹对我说：“你小子命大哩，这颗步枪子弹打在你的左胸，被你口袋里的银元挡了一下，子弹斜着插进两根肋骨之间，没进太深。要是没有银元，你早没命了。”
看着那被打变形的银元，我流泪了，这救命的银元是我队牺牲的战士罗德全留下的，战友牺牲了还救了我一命，我这辈子都不能忘呀！
我随医院流动养伤，得知我们部队顺利撤出了母猪寨战斗，经故场、罗文坝向万源集结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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