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展起来了，扩军、练兵、整训后，我们红九十二师成为方面军的主力师之一。那时候我们师部机关编制简单，人员不多，师首长们每人都只有一个贴身警卫员，平时的警卫任务都交给了师部交通队。师部交通队对外称连，实际是一个加强连或是小营编制，共有三个队：一队队长余海堂；二队队长阙子清，跟随师长陈友寿。三队队长秦懋书，率六十多人跟随师政委杨朝礼。
一队主要负责师部和师首长的警卫任务；二队和我三队主要任务是站岗、送信、便衣侦察。我三队一排全配驳壳枪，一人一把飘红绸大刀；二排全配自动步枪；三排配马枪，每人一匹战马。全队排成一溜，真是威风凛凛，兵强马壮。
这支精悍的队伍也是师首长们的宝贝，一般情况下师首长们是不会轻易动用的，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才会调去解决问题。
记得我们红九十二师驻扎在南江与旺苍一带，同红四军、红三十军的驻地毗连。红军的威名吸引了许多的青年，他们踊跃报名参军。我们交通队分来一个青年，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脸，浑身充满朝气，看那模样颇为精明强干，我打心眼里喜欢，便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抑制不住参军后的喜悦，笑嘻嘻地说：“叫赵青彦。”
我沉着脸说：“笑什么！多大了？”
“十九。”他挺着胸脯回答。
“哪里人？”
“旺苍坝。”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没把我这个十六岁的交通队长放在眼里。
“站好，站好。”我踱着步子,上下打量着他，心里想着：大小我也是个队长，手下六十来号人谁敢不听我的？小新兵蛋子，神气什么？
冷不丁我冒出一句：“你抽鸦片不？”
“不抽队长！”他坚定地回答。
我高兴了，这是分来我队第一个不抽鸦片的青年。我变了口气：“不抽队长，你想抽哪一个？”
大家“轰”地一声都笑了，从此他成为我队的一员。
赵青彦出生贫苦，可天资聪明，不知他在哪里学会了写字，在我们队里竟成了“秀才”。我们出去做宣传工作都带上他，见到墙壁、山岩，我就让他写上大标语。驻地附近留下了许多由他用扫帚头沾石灰水或赭石红写下的标语口号：“红军万岁！”“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万岁！”“赤化全川！”
根据总部的统一要求，部队开展了大练兵、大宣传的整训活动。
这时部队发展很快，新兵入伍多，老战士多被提拔为干部，这些英勇善战的老兵打起仗来呱呱叫，当基层干部可就缺乏管理的能力和经验了。红三十一军着重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整训部队。政治教育由政委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斗争历史和铁的纪律、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还有目前我们面对的许多艰难困苦。王树声军长经常深入连队，督促并协助政治干部抓这一工作，红军在这段时间里整体政治素质提高非常快。在军事训练方面，我们也抓得十分紧，这是红四方面军的一贯传统，针对当时川北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敌人多据险固守、害怕夜战的特点，我们开展了大练兵运动。我们交通三队请来了军事教员孔庆德①。孔庆德当时是红四军三十团的连长，早年从军国民党部队，1931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六安兵变”，成为红军。由于在旧军队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孔庆德凭着自己过硬的战术技术本领，成了各部队争相聘请的军事教员。
孔教员在单兵战术技巧上很有一套，枪打得准，摸爬滚打样样在行，我队的一些小兵对他十分羡慕。我对战士们说：“我们光羡慕不行，一定要把教员的本事学到手。平时多流汗，战时才少流血，我们一定要抓紧空隙时间练兵，争取当全师第一名。”
军事训练内容，技术以射击、投弹、刺杀为主，战术以夜战、近战为主。射击由原来的固定目标改为隐现和移动目标。练投弹由原来的徒手投掷改为持枪、卧倒或跑步中投掷。练夜战多从实地出发，练搭人梯或用铁钩、绳索攀登。
我们白天黑夜练山地战术、单兵动作、土工作业，同时还练爬山、攀岩、侦察、联络、射击、投弹、刺杀。干部、老兵传帮带，全队都是年轻人，相互不服输，因此战斗素质提高很快。
我们交通三队以攀岩和投弹最为拿手。一班的罗家贵，我们大家都称他为“猴子”，人虽长得精瘦，可爬高攀岩堪称他的绝活：几丈高的峭壁，他带根竹竿就可以上去；用带钩的绳索就可以荡过深壑。在全军的军事比武中，罗家贵攀岩得了第一名，为我们队争得了荣誉。我们队的战士差不多都没超过二十岁，抡大刀，我们输给了身强力壮的交通一队，可是论投弹，我们又占了先。由于在几次战斗中，敌人的碉堡拦住了我们的前进之路，那枪眼里射出的子弹杀伤了我们许多战士，我们吃亏不小。为了对付敌人的枪眼，我专门用石头垒成“枪眼”状，在河滩捡来鹅卵石，让大家练习投弹。鹅卵石同我们用的带有麻编小尾巴的马尾手榴弹差不多大小，经过大家的刻苦练习，全队许多人都可以很准确地将手榴弹投到那“枪眼”里，我队投弹又得了一个总分第一。真没想到，这些练就的硬功夫在以后的战斗中还真起了大作用。
那时大练兵运动形成热潮，上自军长、政委，下到伙夫、马夫，都毫不例外地投入进来。我们的军长王树声和我们普通战士一样，摸爬滚打，练单兵战术。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他还加强军事理论的学习。
记得有天，师长让我送信到军部。半夜里，军长的房里还亮着灯。王树声阅过信，给我倒了杯水，我才发现军长在夜读兵书。他和蔼地问我：“小秦呀，你识字吗？”
我说：“不会，我没上过学堂。认得的几个字和自己的名字，还是私塾先生教我的。”
他感叹地说：“我们要学呀!我总遗憾没上过军校。往日打游击，兵马不多，打不赢就往山沟老林里一钻。如今是千军万马，仗越打越大越复杂，再不努力学，怎么得了呢？你看徐总指挥精于兵法，那是在黄埔军校学的。你是鄂豫皖出来的老兵了，现在你不光要当队长，以后还要当营长、团长。唉，我们都要学呀！”
我回答：“是，军长，我一定好好学。”
军长给了我一本红军自编的军事技术的小册子，我揣在怀里告别了军长。这本小册子对我队的军事训练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惜在后来的战斗中，这本小册子浸泡在泥水里给溶烂了。
在整训的日子里，政委经常给我们上课，讲党的纲领、红军的宗旨、土地政策、群众纪律，使我们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也就在这段时间，政委通知我说，我已由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心潮澎湃，一个放牛的苦孩子，当初参加红军根本不懂这些革命道理，就是饿狠了，穷极了，要活命，要吃饭，有人领头，我就跟着造反。这几年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离开了家乡，走上了革命之路。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做。那时红军处在艰难险阻中，消息闭塞，知识贫乏，我仅听政委说过马克思、列宁这些外国人都蓄着胡子，我见不到这些“胡子们”，我知道这些“胡子们”为受苦的人民设想了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我们共产党、红军就是为此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我是党的人了。我从小就敬佩赵赐吾、吴光浩、甘济时那样的共产党人，现在自己也是共产党员了，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愿将我的一切献给党。
田颂尧三路围攻失败后，川北的各派军阀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坚守不战，但对我川陕根据地却加紧了经济封锁。为了进一步发展苏区，打破敌人的封锁，这年8月，红四方面军决定：趁敌人新的围攻尚未开始，红军应发起外线进攻，进一步扩大根据地。因此我军接连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性战役。红三十一军在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率领下向广元方向猛攻，连克元坝子、土关，又占据千佛岩、柳林子险要地点，对广元城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吓得敌人固守孤城，不敢动弹。我军又兵分两路，一路攻击陕南宁羌（现宁强），另一路向西横扫田颂尧的残兵败将，大造声势，扬言要“打过嘉陵江去”。我们故意暴露战略意图，吸引了敌人，迷惑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九军的正面进攻。
红九军迅速解放了仪陇全县，扫清了南部县嘉陵江东岸田颂尧的残余部队，占领了南部县一带的盐井。实际上发动这次战役就是为了盐巴。四川军阀的经济封锁使得根据地的盐巴奇缺，没有盐吃，人就没有力气，根据地也就维持不下去。距巴中不远的南部县境内就有全川闻名的盐井，红四方面军命令向仪陇、南部进军，夺取盐巴。红军的军事行动也得到盐工们的支持。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率全师攻占仪陇和南部，消灭敌一个旅的一部，将另两个团击溃、赶过嘉陵江，缴获盐巴十多万斤，打破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食盐封锁，根据地的军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一部接着打响了营（山）渠（县）战役。为了配合这次战役，我红三十一军一部猛攻广元，造成向西发展的声势，迷惑了敌人。川北的9月，已经进入秋雨绵绵的雨季，我们在广元、苍溪一线获悉红九军和红三十军突破杨森二十军的防线，直逼营山城下。没几天，敌人全线崩溃，将他们宣称“固若金汤”、“不可逾越”的营山防线，拱手让给了红军。红九军这支英雄的部队直趋东南，兵指渠县，打得敌人望风而逃。营渠战役近半个月，打掉了敌人的威风，歼敌三千余人，解放了营山、渠县。
10月中旬，我红三十一军接到总部的命令，在西线继续沿嘉陵江积极佯动，造成更大的声势，牵制敌人，迫使刘湘及其他军阀的部队不能逾越东进。我红九十二师在广元附近逮住敌人一个团死打，红九十一师在苍溪击溃田颂尧一个团，故意将这些残兵败将放过嘉陵江，让其回去报信。田颂尧、杨森惟恐红军要打过嘉陵江，向各方军阀告急求援。我们声东击西的战略意图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其他的军阀也不敢轻举妄动。
红四方面军的另几支部队利用根据地良好的群众条件，隐蔽地调整部署，秘密集结东线，突然发动了宣（汉）达（县）战役。这次战役是针对军阀刘存厚的，这个老朽昏庸之辈曾追随军阀吴佩孚，被吴授予“崇威上将军”的头衔，盘踞宣汉、万源、绥定（现达县）、城口等地，干尽了坏事。红九军和红三十军的战斗打响了，连续攻克麻石口、土地堡，占据了马渡关、板凳垭。刘部兵败如山倒，红军的几支部队胜利会师，宣汉遂告解放。刘存厚在战役开始时，以为红军主力还在嘉陵江沿岸，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在东线将拿他开刀。此人极信迷信，常扶乩卜卦，自以为我红三十一军在嘉陵江东岸“大举进攻”广元、苍溪、阆中，打的只是田颂尧和杨森，至于红军在东线集结的情报，他闭耳不闻，看来他被红三十一军的佯动迷惑住了。红九军攻入宣汉时，他仍以为是我川东游击军“骚扰”，直到红军突入绥定城时，他才如梦初醒，带着他的家眷细软和几个马弁落荒而逃。红军连克镇龙关、草坝场，乘胜东进，占领了万源。
10月下旬，我川东游击军与东线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联络上，刘存厚南逃的八个团在宣汉东百余里的南坝场被川东游击军堵截。川东游击军兵力不足，向主力求援，许世友率两个团驰援南坝场，分三路对被截的敌人发起攻击，激战一夜，毙俘敌成千，其余败兵溃散而逃。宣（汉）达（县）战役胜利结束。
10月底，红四方面军在宣汉西门外举行祝捷大会，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
历时两个半月的三次进攻性战役，从夏天到秋天，我军歼敌两万余人，缴获枪支万余支，敌人的兵工厂、被服厂等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我们红四方面军部队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共八万余人。我军解放了仪陇、营山、宣汉、绥定（达县）、万源五座县城，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东达城口，西至嘉陵江岸，南起营山，北抵陕南的镇巴、宁强，总面积比原来又扩大了近一倍，人口达到约五百万，创造了川陕根据地的全盛局面。这真是川北战旗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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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庆德（1911— 2010 ），山东曲阜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独立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团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长、军区司令员、五十八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炮兵代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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