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的连电催促下，四川各路军阀于1933年1月底停止了混战。
田颂尧的二十九军有五个师、一个独立旅，共有六十个团。他除了先前调回部分部队堵击红军外，又从嘉陵江以西的地域将大量部队东调，以三十八个团约有六万多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对红军实行三路围攻，气势汹汹朝川北开来。我军的兵力不多，敌人是我们的三倍，从兵力来看，敌强我弱，敌情严重。红军入川不久，根据地还不巩固，回旋余地也不大，要粉碎敌人这次大规模的围攻，确实有许多困难。但我军入川以来，连打胜仗，士气高昂，经过休整补充，恢复了体力，战斗力超过了田颂尧的鸦片军。我们从鄂豫皖根据地出来，一路过关斩将，从蒋介石的中央军手里缴获了不少新武器，就轻火器而言，我们有许多自动枪，而田颂尧都是些老式步枪，装备陈旧。从地形来看，川北地区地处巴山、米仓山南麓，北高南低，有利我军防御，敌军进攻困难较多。我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们分析了种种因素，于是，决定对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予以痛击。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打好这一仗。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
我红七十三师（欠二一八团）布于南江及其以西的三江坝地区，红十一师（欠三十三团）布于南江的木门、长池地区，两个师共同对付敌左纵队（二十五个团）；
红十二师在巴中及东南的兰草渡、曾口场、粉壁场一带，对付敌中和右纵队（十三个团）；
红七十三师的二一八团退守南江东北面的碑坝，警戒汉中方向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刘茂恩等部和陕军；
红十一师三十三团布于通江西南的江口至得胜山一带，红十师布于通江以东及东北的麻石场、洪口场、竹峪关一线，警戒可能来犯的刘存厚、杨森的部队，并作为预备队，保障方面军的侧后安全。
1933年2月中下旬，敌军左、中、右三路纵队向我军阵地发起全线攻击。红七十三师扼守三江坝。田颂尧的部队素称“双枪兵”，带着烟枪上阵，冲锋前，先过足烟瘾，借着“烟劲”进攻。敌人黑压压的一片，朝我阵地蠕动，军官在后面张牙舞爪地挥枪督战，一群群往上涌，完全没有散兵战斗队形。打了几年的仗，我们这些老兵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看到敌人不讲战术、遍山放羊般的阵势，同志们都来劲了，挽起袖子，准备狠揍这些“双枪兵”。团长陈友寿命令部队，不要慌，待敌接近我阵地前沿几十米时再打。敌人躬背向上爬，见我们没动静，就放大了胆子，直起了腰。只听陈团长一声大吼：“打！”我们的步枪、机枪、冲锋枪一齐开火，像狂风般扫了过去，敌人一片片地倒下。前面的敌人招架不住，丢了枪，掉头就跑，后面的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自己的部队冲了个人仰马翻。敌人滚的滚，爬的爬，退了下去。
打退敌人的冲锋，我们严阵以待。好一会儿不见敌人的动静，这时才发现敌人在我阵地前吞云吐雾地抽起了大烟。过完烟瘾的敌兵顿时来了精神，黑压压的一片又开始了第二次冲锋。敌人上次吃了亏，这次学乖了，贴着地，慢慢地往上爬。我们枪一响，他们就像乌龟一样缩着不动。新参军的四川籍战士见了敌人的熊样，骂道：“龟儿子，你狗日的不敢站起，站起我就打你的脑壳。”
敌人慢慢逼近我前沿阵地，督战的军官高喊着：“打赤老二哟，打死一个赏两块大洋，抓一个活的赏三块。”
川军直起了腰，趁着那股烟劲同我们对打，这次冲锋比上次猛烈得多。陈昌浩告诉部队：稳住打，坚决顶住，不要让敌人突破阵地，等他们的烟劲过去，再组织反击。
敌人冲上来，我们就用手榴弹“招待”，一排手榴弹投出去，火光闪烁过后，冲上来的敌人被炸得缺胳膊少腿，接着机枪、步枪的子弹扫下去，也不知打中没打中，敌兵全都趴了下去。我们打退了敌人的好几次冲锋，川军的烟劲过去了，再也不像前几次那样凶猛。沈权赞营长看到出击的时机到了，抡起驳壳枪，下达了冲锋的命令。我们营的十多把军号嘀嘀哒哒吹响了，战士们跃出战壕，端起枪刺，舞着大刀，冲了出去。各连的红旗挥舞着，战士们杀声震天，犹如猛虎下山。这气贯长虹的冲锋谁能抵挡得住呢？！敌人被我们的气势吓傻了，胡乱放着枪，连滚带爬溃退下去。
我跟随一连往山下冲，要把阵前的情况报告给沈营长。只见满山的敌人躺倒一大片，头破血流的，缺胳膊断腿的，跪地求饶的，敌人完全没了士气，真解气呀！此刻，我看见一班的张班长在追敌人，我也就忘了自己是营部的通信班长，忘了自己的任务，以为自己还是一连的战士，便跟着张班长加入了反击敌人的行列。
我看见张班长斜背着枪，手提大刀，一把揪住一个小个子敌兵的前襟，怒目圆睁将他顶在树上。那敌兵浑身干瘦，一把骨头没几斤肉，一看就知是个鸦片鬼。他缩着头，两手将枪举过头顶，可双腿抖得站不住。张班长偏头发现几个敌人还在没命地跑，他看见我跟上来，大喊道：“小秦，这家伙交给你了！”说着，胳膊一用劲，竟把那小个子敌兵拎了起来，将他的后脖领挂在了树杈上。张班长提着大刀，跳出几步，又追逃敌去了。
我大步跨上前，用枪顶着这小个子敌兵，他早吓掉了魂，手中的枪掉在地上，在树杈上扑腾着双腿挣扎着下不来。此时，身边又蹿出一个逃敌，我扭身一枪把那家伙撂倒，再回头看这小个子敌兵，他嘴角冒着白沫翻了眼睛，原来树杈挂住他的后脖领，前襟的衣扣卡住了他的喉咙，出不来气给憋死了。我很懊丧，抓个俘虏还死了。
这次反击硬是将敌人赶出了五里地，部队才收缩回撤。我们在返回的路上，见到沿途都是跪着缴了枪的敌兵。田颂尧的兵个个脸色灰黄，尖嘴猴腮，一看就知道是些大烟鬼。我们抓到的这些俘虏兵都身背竹篓，篓里放一床线毯，一支步枪，一支烟枪。这就是田颂尧的“双枪兵”，我们真长了见识，这样的熊兵怎会是红军的对手！这次战斗，数南江方向打得最为激烈。近十天的时间，我们红七十三师和红十一师共毙、伤、俘敌近五千人，硬是打掉了敌人四个团。
鉴于我军防御战线长，兵力少，武器弹药不足，不宜同敌人持久对垒，总部见第一步迟滞和消耗敌人的作战目的已经达到，便下令主动后撤，放弃了长池，退至南江南面的八庙垭一带坚守。山势险峻的八庙垭，迟滞了我军的行动。敌左纵队一部扑向八庙垭，并发起攻击。我红十一师只顾向西警戒敌军，没有防备敌人来这一手，这次战斗吃了亏。由于红十一师李先念政委在此之前已负伤，这一仗因临时换人指挥没有打好，八庙垭阵地被敌人突破，部队被迫后撤十几里地。
天不亮，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重新组织兵力向敌人反击。我红二一七团火速驰援八庙垭，担任正面主攻。红十一师的三十一、三十三团分兵实施两翼包抄，迅速插入敌进攻线的后背，将敌人“包了饺子”。敌后续兵团见势不妙，且战且退，不顾已攻占八庙垭的一个团被围，拼命后缩，溃退下去。我们三个团以优势的兵力迅速缩小包围圈。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全歼了敌人一个旅又一个团，夺回了八庙垭。红军南、西两条防线转危为安。
气急败坏的田颂尧岂肯善罢甘休，他又重新调集部队，加强左路的进攻。红军为了保存实力，收紧阵地，逐步放弃了一些地域，我们红七十三师和李先念、倪志亮的红十一师退守大骡马、小骡马和小坎子一带。敌人步步紧逼，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战，敌军终于从我们手里夺得一座县城，占据了部分原丢失的地盘。
田颂尧被这些所谓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趾高气扬了起来。他认为消灭红军已指日可待。于是，他命令他的左纵队集中十三个团的兵力向东猛扑过来，先头部队孤军冒进柳林坝地区。田颂尧的左纵队突出冒进，拉大了他在通江地区的中、右两纵队之间的距离。他们的粮食和装备补给也增加了困难。我们红七十三师乘隙袭击了他的后勤辎重部队，断了田颂尧的粮草，没有粮食，敌人不得不杀马充饥。我们红军且战且退，英勇阻击。敌人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士气也愈来愈低落，加上一场大雨从天而降，硬是将敌人的嚣张气焰泼熄了火
丧心病狂的敌人在通江和巴中向红军另几支部队疯狂进攻。红十、十二师也逐步撤出巴中和通江地区，收紧阵地退至贵民关、关路口、观光山一线。红十一师也按总部的命令朝空山坝一线集结。我们红七十三师仍坚守大、小骡马和小坎子地区阻截敌军，挡住敌人。敌人用人海战术，集中兵力攻击我师的小坎子阵地，我军伤亡不小。
鉴于我军已全部退至第二道防线，南江形势孤立，徐向前总指挥命令我师将敌人击溃后，主动放弃南江，向后退却，由北向南形成新的防御线。
我们有些战士，也包括我在内，看到疯狂的敌人大举进攻，攻占了我们刚刚解放的川北各地，而红军节节退守，总处在被动之态，心中不免着急，泛起许多疑虑。徐总指挥在王树声师长的陪同下视察我营阵地，战士们围着徐向前提出了许多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进攻？是不是红军失败了？”
徐总说：“红军不是失败，打仗有进攻就有防守。”
战士们问：“不是失败？可我们丢失了大片的根据地，都退到了米仓山下方圆不足百里的空山坝。再退下去，我们就得翻巴山回陕南了。”
徐总从嘴里抽出烟斗说：“打仗好比两个人打架，我们要是伸直胳膊，张开五指，来回横扫，就是打着了敌人，也揍不扁他。要是我们缩回胳膊，握紧拳头，眼睛盯着敌人的要害，突然出拳，那会怎样？”
有人喊道：“那会打得他吐血。”
徐总笑了：“对！我们这是在收紧阵地，集中优势兵力，正盯着敌人。”徐总收住笑容，又说：“是哦，我们不能再退了，再退就真的要出四川回陕南了。你们师在小坎子坚守了好几天，与敌人争夺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木，你们堵住了敌人，为我们大部队的反击准备争取了时间。现在你们要再坚持下去，要不惜代价坚持到反击开始。”
总指挥的一席话把大家心里说得明镜一般，同志们围着徐总热烈地讨论。一营长沈权赞说：“总指挥，你放心，我们保证堵住敌人，不让他前进一步，也绝不让他跑掉。”
红军主动放弃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退守南江北部空山坝地区。除了一部（即我七十三师）奋勇抗击外，其余反击不强。这种战局和态势给了田颂尧一个错觉：“红军不行了。”田颂尧欣喜若狂，叫嚷着红军已“溃不成军”，“半月之内，不消灭红军，也要把红军撵出川北”。田颂尧令其部队加强左纵队攻势，只等他的中、右纵队逼近，前后夹击，便可“大功告成”了。
田颂尧的“胜利”，刺激了另一个川军的老军阀刘存厚。刘存厚多年来与其他军阀争斗，吃亏不小，受挫后的他蜷缩在川北的一小块地盘上。田颂尧三路进攻红军，刘存厚对天盟誓，愿与田“通力合作”，愿助田一臂之力消灭红军。可真打起来，刘存厚却按兵不动，冷眼旁观。田颂尧若进攻红军不利，他是决不会对红军兴兵的。可这会儿他看到田颂尧“节节胜利”，确实眼红，认为此时有机可乘，乘红军之难讨个便宜。刘存厚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以八个团的兵力抢占竹峪关，给红军左侧以威胁。
敌人高兴得太早了，想捡便宜的刘存厚部在竹峪关立足未稳就遭到我红十、十一师主力迎头痛击。刘存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丢盔卸甲被红军打出竹峪关，败退六十多里。
田颂尧的三路大军经过休整，发起了第二期总攻。敌中路、右路由巴中向北攻击红十师、十二师阵地；敌左路军避开了我红七十三师的正面防御向东南前进，企图与中、右两路配合，合围通江。敌人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我军与敌人打了几天后，按徐总指挥的命令，主动放弃阵地，再次后撤。在后撤时各部有意抛弃杂物，作出“败退”的假象，以迷惑敌人，纵敌骄狂。
此时，我军已退至空山坝附近，在这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再筑防线。我军的退让果然让田颂尧觉得红军已“溃不成军”，随即命令各部向我第三道防线展开全面进攻。
那时候，江西的中央红军将集中兵力打反击叫“诱敌深入”，我们叫“收拢阵地，反攻出击”。
田颂尧对我军即将发起反击茫然不知，仍一个劲地向我正面进攻。敌已陆续投入了二十五个团的兵力，而我师的兵力不断消耗，所有的部队全部投入，再也没有预备队。炮声隆隆，枪声激烈，王树声师长下令：拼光了也要守住，等候反击！
田颂尧气焰嚣张，可已是强弩之末。红军已收紧了拳头，严阵以待。
总部命令：红十一师自空山坝以北西出，插入敌后；红十师、十二师在空山坝以南西出，作为左翼迂回，等待攻击；我红七十三师在正面堵住敌人，拖住敌军。整个四方面军实行三路反击的秘密行动开始实施，各部按时到达各自的位置。
5月21日拂晓，红军的总攻开始了。
各师按总部的部署开始行动，我红七十三师在正面作为主攻力量，向田颂尧发起了攻击。红军各师迅速展开，气势磅礴，像几股洪流奔腾而出，仅两天的时间，就将敌人左纵队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战士们憋足了劲，痛打田颂尧，激战三昼夜，全歼敌七个团，击溃六个团，毙伤俘敌五千余人。
红十一师和红十二师两路部队在敌后的攻击形成了合围，将敌后翼的一个旅围住了，经过激烈的冲杀，敌旅部被占，残敌被迅速肃清。我红七十三师从正面反击，部队冲出阵地，勇猛突进，整个西线的战局顿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敌军腹背受攻击，军心动摇，全线崩溃。此时天降大雨，山谷间溪水大涨，山洪暴发，大批敌人被我军赶入山谷急欲逃遁，未料因人马太多，拥挤不堪，许多人被挤入谷底激流淹死，更多人死于红军枪弹。我军控制了山头，从山上往下冲，到处是敌人的死尸。我军两路部队虽然合围，但终因敌人太多，“口子”无法扎牢，大批的敌人还是从山谷沟边挤了出去，向西逃遁。
田颂尧左纵队遭受如此毁灭性的打击，全懵了头，兵败如山倒，一下子土崩瓦解。而他的中、右纵队闻知左纵队败势，也随之风声鹤唳，狼狈逃窜。
战局迅速变化，我军的大反击进入了第二阶段：穷追猛打逃敌。陈昌浩总政委率红十、十二师南下追击敌中、右路军；徐向前总指挥率红十一师和红七十三师穷追敌左路军。红七十三师咬住残敌不放，人不歇步，马不停蹄，战士们换着吃饭，像接力赛跑，同兄弟部队交替前进，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敌军惨败，全线崩溃，一泻千里。漫山遍野的逃敌，见了红军也不放枪，只顾疯跑，跑不动了就地一跪交枪。我们沿途俘敌六千多。
川北穷苦百姓积极支援红军，报告敌人的逃向，送茶送饭，救护伤员。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虎添翼，飞速前进。几天的功夫我们红七十三师就收复了南江城。在王树声师长的带领下，红七十三师一路穷追猛打，不断扩大战果。
部队向西追击，敌人疯一般地狂逃。徐向前总指挥一直跟随我二一九团，亲临第一线指挥。
过了木门往西，溃敌逃进了一个山寨，该山寨原本还驻守着敌人。离山寨还有两里地，部队停止前进。原来，这山寨的前面是一个山岗，敌人将山岗上的树木全部砍光，挖了堑壕，并将碗口粗的树木做成数排的鹿砦，横亘在阵地前。敌人居高临下，几挺重机枪守在山岗上，阵前又有几百米的开阔地，这样的阵势对我十分不利。我军原本数量不多的迫击炮在漫川关突围时都丢弃了，手中基本都是轻武器，在大片的开阔地里，距离远了手榴弹也够不着，真是鞭长莫及啊！几经侦查，山寨的两边都是较高的山梁，敌人兵力大约有一个多团，而我们仅一个团，迂回分兵进攻兵力不够，若要打进山寨消灭敌人，必须拿下当面这个布满鹿砦的山岗。如果部队硬冲，伤亡必定极大。团长陈友寿和政委曾传六商量后心急如火也拿不出好的方案。
徐向前总指挥放下望远镜，不慌不忙地布置了任务。我们按照上级的布置派出了很多人去周边村庄找老百姓买牛。战况这么急，不打敌人怎么去买牛？大家对此十分不解。忙活了一个白天，出去的人都回来了，还真的弄回几十头水牛。按照总指挥的要求，战士们将所有水牛的双角和尾巴都绑上茅草包上麻片，并浇上了火油。半夜时分部队悄悄将牛牵到了山岗下，全体作好了战斗准备。徐总指挥命令听他的指挥开始冲锋。
我们都不明白这唱的是哪一出，反正豁出去了，乘夜一定要拿下山寨。
在我们的前面，部队燃起了火把。一声令下，火把点燃了水牛犄角和尾巴上绑着的茅草和麻片，阵前一片光亮。那几十头水牛哪里经过这阵势，火烧屁股惊恐万分，拔腿前奔，一股火焰的洪流冲向那山岗。敌人阵地上的重机枪响了起来，这牛群听到身后红军潮水般的吼叫声，感到了屁股后面的热浪，它们知道此时不能停歇下来，于是更加疯狂，使尽了牛力，奔跑得更快，冲上敌阵，点燃了鹿砦，踏平了盖沟，所过之处人仰马翻一片狼藉。就在牛群奔出去的当口，徐总指挥下了命令：冲锋！顿时，全团的冲锋号滴滴答答地吹响了，部队人举火把，玩命似地跟在那火牛群后面冲向敌阵。
我们刚到山岗脚下，敌人的重机枪就不响了，冲上山岗，看见那些着火的鹿砦被牛群撞得东倒西歪，越过敌人的堑壕，一直突进了山寨，冲锋拼杀，呐喊震天，没有费多少事就打垮了敌人。一部分敌人从山寨后面逃走了，我们俘虏了几百敌兵。从敌人俘虏嘴里我们才得知，那火牛群冲上山岗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乱中忙着开枪，打了那么多的仗，哪里见过这种阵势。等到成排的鹿砦被冲破，看见那股奔腾的火焰是火牛群时，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惊慌失措，丢了枪就逃。这次战斗，我们几乎没有受到损失，打掉敌人一个团又两个营，缴获颇丰。
战斗结束，人人喜笑颜开，这“火牛阵”威震敌胆，名扬四方。大家都夸赞徐总指挥用兵如神，胜过当年的诸葛亮。
一个晚上，我营奉命奇袭华盖山敌险要阵地，乘着夜色仅以轻伤两名的代价歼敌五百余人。我师一路向西，风卷残云般追剿残敌，攻占旺苍坝，将逃敌一个旅打掉了大半，直逼广元城下。
与此同时，我们得悉兄弟部队也一路飙进，夺回通江、巴中、长池、江口（现平昌），并逼近仪陇、苍溪和阆中。我和我的战友们兴奋不已，大家都说徐总指挥了不起，妙算如神，我们吃苦跑路值得。
这次战役的胜利，就是红军们常提到的空山坝大捷。
历经四个月的斗争，我们红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以田颂尧损兵折将两万四千人的失败而告终。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一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战，经过这一战役，田颂尧多年经营的实力被红军打掉了三分之一，红军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蒋介石送给田颂尧的军备转交给了我们。田颂尧只得收聚他的残兵败将，向西退守到嘉陵江沿岸去了，其他的各路军阀慑于红军军威，再也不敢轻易前来“冒犯”。
空山坝大捷打出了胜利的局面，红四方面军不仅收复了所有的失地，而且川陕边根据地比原来扩大了一倍还多。以通、南、巴为中心，东抵万源，西达广元、苍溪，南到仪陇、江口，北部连接陕南的镇巴、西乡一带。这片辽阔的根据地约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三百万。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迅速建立，红军和地方武装得到极大的补充和发展，根据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口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团以上干部近二百人参加了会议。这原本是战役总结会，但一开始就开成了批判“肃反”扩大化的会。张国焘自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又蓄心搞起一次“肃反”运动，他利用“肃反”翦除异己，巩固自己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大肆逮捕杀害了一大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干部，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在反田颂尧三路围攻时，张国焘把持着“肃反”运动，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有人被抓被杀，全军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在木门军事会议上，大批干部纷纷发言，愤怒批判“肃反”扩大化，群情激愤，将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指令的师政治部主任拖出去枪毙了。消息从上面传到基层，我们无不为之叫好。在这次会议上红四方面军第一次成功地制止了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为革命、为红四方面军保住了一大批干部。
木门会议总结了反田颂尧三路围攻的战役。鉴于根据地面积扩大，红军的影响不断提高，川北青年积极要求参军，部队发展到四万余人。西北军委会决定猛烈发展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原四个师分别扩编为四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一个团：
红十师扩编为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军政委周纯全。下辖三个师八个团。
红十二师扩编为红九军，军长何畏，军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下辖两个师六个团。
红十一师扩编为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军政委李先念。下辖三个师八个团。
红七十三师扩编为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军政委张广才，政治部主任黄超。
我们红三十一军属下的三个师分别是：第九十一师，师长朱崇德，师政委林英发。下辖二七一团、二七三团（欠二七二团）；第九十二师，师长陈友寿，师政委杨朝礼①。下辖二七四团、二七五团、二七六团；第九十三师，师长叶道智，师政委王德安。下辖二七七团、二七九团（欠二七八团）。全军实有七个团，共八千余人。
此时，我被调往九十二师师部，任交通三队队长。
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的领导下完成扩编后，在川北进一步站稳脚跟，进入了向川北以外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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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朝礼（1911—1937），河南商城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第四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政治委员，九十三师副师长，红九军二十六师、二十五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和西路军。后在甘肃临泽梨园口战斗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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