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部队长期行军打仗，得不到休整，同志们的脚都磨烂了，破烂的草鞋上沾着斑斑血迹，因缺医少药许多人伤口感染化脓，行军更加艰难。我的草鞋早就穿了底，脚已经发炎，不停地流着脓血，走起路来像刀剜着似的疼，我皱着眉头跟在张班长身后，一瘸一拐地走着。
大家平时都说：“烂脚不算病，行军要老命。”这可真是要了我的命。张班长见状，从腰带上抽出他那双草鞋：“给你，快换上吧！”
我推开他的手：“我不要。”
“臭犟个啥，换上！”张班长接过我的步枪，将草鞋丢给了我。
我坐在路边换鞋，连长路过我身边，又从张班长手中接过我那支枪。原来张班长的肩头算我这支已有三支枪了。连长拍了拍我的头，向前走去：“换好鞋，跟上!”
“是！”
我换上鞋，走了几步，脚似乎不那么痛了。肩上除一个小背包和装着十来发子弹的布袋，再就是一把豁着口的大刀了。没有其他的负担，走起路来一阵轻松。
部队一连走了几天，大深山里没有敌人追堵，可我们在与饥饿、寒冷、疲惫作斗争。山路崎岖，部队伸展不开，只能成单列纵队在山中蜿蜒前进，行军速度很慢，往往是开路的人踏过的那块石头，全军每个人都要踩踏。人困马乏，前边若有个人打哈欠，后面一连串都跟着打瞌睡。那天黄昏，我拄着一根树棍被前面停下来的人堵着不能走，双眼困得睁不开，竟支着树棍站着睡着了。直到后面的人用树枝敲我的脑袋才惊醒，发现前面的队伍已不知去向，我急出一身冷汗。夜色渐浓，上哪里去找部队呢？三班长陈正洪出主意：大部队的牲口会在路上留下粪便，在地上摸马粪寻路吧！黑暗中，我们趴在地上靠鼻子闻，靠手摸那马粪，寻找着前进的方向。前面的队伍发现我们没跟上，打枪寻找我们，折腾了半天，我们才赶了上去。我挨了连长好一顿批。
当时部队的行动属于高度的机密，方面军的前进方向只有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主要领导人知道。部队完全是按命令行动，叫走就走，叫停就停，指向哪里便走向哪里。我问过政委、团首长们，他们都不知道部队往何处去，一般的指战员更是云里雾里，不知身在何方。过去每到一地我都要找老百姓问清这是什么地方，可这里百里无人烟，找谁问去？
部队自从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连续转战，越走越远，消息闭塞，前景迷茫，许多指战员思乡悲观情绪严重。许多人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丢失根据地；为什么东奔西跑，居无定所；为什么老打被动仗，被敌人撵得团团转，搞得军心不稳，人心不定。听说红三十三团一个连长，趁指导员熟睡时把一个连带走了。这样下去如何是好？！连续走了好多天，上级既没有动员，又没有告诉我们前方的目的地。没有仗打，部队的牢骚怪话反倒多了。
那天上午在行军途中，三班长陈正洪跟在我班后面，他肩扛三支步枪气喘吁吁地往上爬。这个商城汉子带着他那河南腔骂开了：“他娘的，成天走，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几个声音附和着：“是啊，我们究竟去哪里呀？”
“鬼晓得，好好的根据地不守着，跑出来。”
“这样走下去，不打死也拖死呀！”
陈正洪道：“我情愿守着根据地跟敌人斗，‘光荣’了，也值得。”
“轻点，给别人听见了。”有人提醒。
陈正洪声音越发大了：“听见怕啥？我看总部那狗日的张国焘就不是好东西。成天要我们跑，原来说打一阵就回大别山，这下好，连到了啥地方都不知道。我看他是个反革命，要把队伍带去投敌人。”
这时一个声音从后面传过来：“他不是反革命，也不会带大家去投敌。这是没办法，是叫敌人逼的。”
陈正洪头也没回说：“叫敌人逼的？那就跟敌人干，拼了命，赚他娘的几个，‘革命到底’了也光荣。这成天光走，不打，就是逃跑主义。”
后面那人一阵沉默，隔了一会儿又说：“这个同志怎么背三支枪呀？这样行军走不动的，留下一支，把那两支丢了吧！”
陈正洪正在气头：“他娘的，你说得轻巧，这枪是我班战士牺牲时留下的。上级说了，一枪一弹不能留给敌人，我不背，你狗日的给我背？”
我正想劝陈正洪少说几句，回头一看，可不得了，你知道那说话的是谁呀？张国焘。我原在少共国际团当通信班长时给总部送过信，我认识他。
“我叫你丢下枪，你就丢下嘛。怎么还骂人？”张国焘有点不高兴了。
陈正洪不认识他，还在那里嘟囔：“你是谁？别他娘的管闲事。”
“我是张国焘。”
几个警卫员上来就下了陈正洪的枪，将他的胳膊扭到了后面。陈正洪吓傻了眼，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动弹不了。
我心里暗叫“坏了”，谁都知道张国焘的作风，他在红军里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家长制领导和军阀式作风严重，非常霸道，谁冒犯了他谁就是反革命。部队还在搞“肃反”，陈正洪顶撞了张主席，那还了得，他的小命难保呀！
我们这些战士都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谁知张国焘没生气，挥挥手让警卫员放开陈正洪，说道：“你这个同志革命很坚决嘛。我不会带队伍去投敌的，被敌人追着跑，是要保存实力，这是我的部队呀！”
连长闻讯从前面赶过来。不等连长敬礼，张国焘就问：“他是个好同志，叫什么名字呀？”
“三班长，陈正洪。”连长答道。
“好了，好了，这事算了。听我的命令把多余枪丢了，走吧走吧！”
一场风波平息了。也许那天张国焘心情好，陈正洪拣了一条命。可张国焘最终还是被陈正洪说准了：几年后他果真叛党逃跑，但没带走一兵一卒，孤家寡人一个，投降了国民党。
部队不知走了几天，整天翻山越岭，从秦岭的最高峰海拔三千七百多米的太白山边擦身而过，我记得一共翻了八九座高山。我们红十师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间为全军开路，日行深山，夜宿老林，寒冷和饥饿噬蚀着我们的体力。能吃的都吃了，部队完全断了粮，我们就采野果、打野兽充饥。而大部队所到之处，将草根野果都吃光了。飞禽走兽的踪影足迹都被大雪掩盖得严严实实。寒冷和饥饿使部队不断减员，病号逐日增加，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人们只有一个信念：活着走出去，活着就是胜利！从硝烟烽火中走出来的人都知道，当面临艰难困苦的极限时，一定要坚持、忍受，以争取生存和希望。
夜幕又降临了，我们找了一个避风的山谷宿营。白天汗湿了的军衣，经山风一吹结了一层薄冰，梆梆硬，敲起来像鼓似的，我们燃起篝火御寒取暖。凛冽的寒风卷着漫天的碎雪，侵袭着我们。为了第二天的行军，张班长帮我脱去草鞋，用雪搓着我那红肿得像馒头样的双脚。熊熊的篝火温暖了我的前胸，可后背却寒彻一片。“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就是当时红军野外宿营的真实写照。篝火越烧越旺，火光映红了同志们的脸庞，大家都在思念鄂豫皖根据地和家乡的父老乡亲，担忧着红军的前途，梦想着胜利后的喜悦，暂时忘却了刺骨的寒风，忘却了饥饿和疲劳，忘却了钻心的脚痛……
部队经过老君岭、厚畛子、都督河、黄柏源等地，12月9日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把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再次甩到了秦岭以北。小河口是从秦岭抵汉中的咽喉，是我们再进秦岭后驻扎的第一个集镇。部队在这里休整，得到了补充，吃了一顿香喷喷的米饭，我高兴得直流泪。是呀，在艰难困苦的军旅跋涉中，能放开肚皮吃顿饱饭，能在屋里安安稳稳睡上一觉，这就是生活上最高的享受和最大的满足了。
部队宿营，我们连队住在一个地主大宅院里，地主及其家人闻讯红军到来，早吓跑了。这个地主大宅院里有许多房屋，听说他还在外做土特产生意，家里很富有。我从未见过大烟土，不知大烟土是何物，这个地主家里的大烟土，像牛粪似的，一坨一坨到处乱放，听说这家里的人离了鸦片就过不了日子。我们班住在他家一个新娘子的屋里，新娘子也随地主出外躲红军去了。
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以来，一路行军打仗，两个月来就没洗过澡。那身军装，汗湿了干，干了又被雨雪淋湿，水里过，泥里滚，已看不出它原来的颜色了。满身的酸臭，又裹着虱子，浑身痒得难受，连日行军打仗，想捉捉虱子都没时间。这下好了，我烧旺了一盆炭火，全班每个人都洗了个澡。我在大水缸的热水里泡着，真舒坦，身上的汗泥搓下来足有半斤。部队发了新军装、新鞋袜，我穿上新娘子的衣裤，外面罩了套新军装，舒坦中迷糊了，倒在新娘子的雕花木床上呼呼大睡，第二天被班长推醒时已是红日高照。这是几个月来睡得最好的一觉，我伸了个懒腰，美死了呀！
在小河口据说上级开了会，确定了红军的进军方向：向汉中开拔。
汉中是陕南界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一块盆地，这里物产丰富，在历史上颇有名气。汉朝刘邦在此养精蓄锐，把它作为进取天下的战略出发地。徐向前总指挥率我红十师为全军前卫，继续向南先行。
红军走出秦岭，又使敌人坐立不安。西北军五十一旅的两个团，布防在秦岭出口的升仙村一带堵截我军。蒋介石纠集数倍于我的精锐部队数次合围，妄图歼灭我冻饿疲惫的红四方面军，都未能得逞，区区陕军的两团人马，何能阻挡我红军钢铁洪流！我们红二十九团率先向敌人发起攻击，全师将士英勇跟进，没几个回合就把陕军这两个团打得稀里哗啦。说来也怪，敌人不经打，好像他们也没想同红军真打。敌人溃逃了，我们为全军打开了通道。在这次战斗中，我缴获了一支崭新的德国造驳壳枪。
部队向城固方向进发，红二十九团是全军的前卫部队，一连成为尖兵连，沿着崎岖的山路，我班搜索前进。
在一个山沟里，发现有许多人朝我们走来，我班迅速隐蔽。原以为是敌人的部队，再仔细一看，这行人穿着便衣，有骑马的、坐轿的、挑担子的，拉了一里多路长，其中有五六个人带着枪。张班长交待，等他们走近，先下了他们的枪。我们躲在树后。那骑马的人留着小胡子，穿着中山装，戴了顶软边礼帽，神气活现，悠然自得，有两个挎驳壳枪的跟随左右，轿子后面还有四个扛长枪的。张班长一挥手，我班冲了出去。班长将那骑马的人拽了下来，我们大喊：“不许动!”缴了他们的枪。那“小胡子”摔得不轻，半天没爬起来。他以为我们是土匪，先叫“大王”，后来发现我们穿着军装，又改叫“老总”，一个劲作揖道：“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兄弟是蒋委员长的县长，在四川作官。这是回家探亲的，都是自家人，自家人。”
我用枪拨拉了他一下，说：“没有误会。我们是红军，是专门打蒋介石、打你们这些狗官的。”
这小子一愣，傻在那里还没反应过来。
原来这里交通闭塞，“小胡子”听说过红军，可从来没见过，没想到红军一下子到了眼前。他吓懵了，领着他老婆和几个马弁慌忙跪在地上，浑身打着哆嗦，像鸡啄米般地磕起头来：“红军大爷饶命!红军大爷饶命!”
我们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后面那些挑子是些什么。他连忙答，回家探亲带的财物，愿意全部奉送红军。
我们一看，共有三百多副挑子。一个县长回家探亲，好大的气派。其中有三十多挑是银元、布匹、衣物和食品，其他的全部是桔子。
我见“小胡子”那窝囊样，气都不打一处来，用枪指着他：“你这狗官我见多了，平日里欺压百姓，这些东西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当你妈的狗官去吧，老子先毙了你再说。”
“哗啦”一阵枪栓声，那小子头磕得山响，脑门上隆起的包都渗出了血，一个劲地叫：“小的再也不敢了，不敢了，红军大爷饶命吧!”
“小胡子”裤裆湿漉漉一片，瘫倒在地上。
我从来就没见过桔子，去问那些挑夫：“这是什么？”挑夫们说：“是桔子，可以吃。”我掰开一个，尝了一口，又甜又酸，真好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桔子。
大部队上来了，我们把这行人交给了师部，徐总指挥夸我们干得好。师部将东西全部没收充公，那些桔子放在路边，部队路过每人两个，同志们吃着桔子向城固方向走去。
进入城固地区，因该地回旋余地小，不能长期立足，部队决定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的西乡、镇巴一带建立根据地。部队说走就走，我团仍为全军的前卫，直抵汉水边。
汉水是长江的最大支流，也叫汉江，发源于陕西的宁强米仓山西端，绵延三千里，流经汉中盆地，进入湖北，纳十数条河流，在汉口与汉阳间汇入滚滚长江。我们在汉水岸边见到堆积成山的木耳、香菇、松树皮等山货。这一带是商贾们的货物集散地，据说这些货都是运往汉口的。
12月间天寒地冻，正是枯水季节，但眼前的汉水仍有近两百米宽，水流湍急，翻着层层白浪。由于船只极少，全军决定大部队徒涉过河，有限的船只用来运送装备、伤病员。为选择徒涉地点，徐向前和陈昌浩亲自骑马在河水里勘测徒涉路线。我们作好渡河准备时，天已是黄昏。我团指战员将枪支和衣物高高举过头顶成散队徒涉过河。河里两只小船正忙着运送物资、伤病员和女同志。河面刮着阵阵北风，河岸浅水处结了一层薄冰，我扎紧草鞋，将枪顶在头上，向河中走去。
对岸已生起了许多篝火，为渡河的同志们指明方向。我下水走了十多米，水就漫过了我的腰部。河水冰冷浸骨，下肢似乎失去了知觉。我脑袋木木的，但听身后一阵叽叽喳喳，回头一看，是政治部的那几个女兵。她们中的一个认出了我，大叫：“小秦，小秦，水深不深哪？”
我说：“水不深，你们看嘛，前边的同志已过去了，水只齐胸呐。”
她们又问：“冷不冷呀？”
我见她们犹豫不决，想起越秦岭时，张琴秋主任替我打绑腿时她们几个逗我笑我的情形，心想这下我要耍耍你们了。我笑着答道：“下来吧，不冷。”
“啪！”身后有人给了我后脖颈一巴掌：“浑小子，乱弹琴，她们不能下水。”
“我能下，她们为么事不能？！”我还没看清是谁就犟嘴说。
“嘿，反了你，还敢犟嘴。胡闹台！她们是女的。”我这才看清，是师长王宏坤。
他对女兵们喊道：“总部的船马上搭你们过河，不要下水了！”
他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再胡闹，小心我揍你屁股！”说着指挥渡河的队伍去了。
师长走远了。挨了一顿臭骂的我不服气地嘀咕着：“女的又么样！”
看到她们踌躇不定的样子，我把师长的话甩到脑后，又逗她们：“下来呀，要不要我背你们过去呀？”
在我的激将下，几个女兵等不及船来载她们，都咕咚咕咚跳进河来。河水冻得她们呲牙咧嘴的。看到她们的狼狈相，我可开心了。
走到河心，齐胸深的河水寒浸骨髓，血都快凝固了，心紧缩得几乎不能跳动，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几个女兵手搀着手，一步一步地向对岸篝火挪去。她们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在冰水中那坚毅的神情让我心颤，我开始后悔真不该逗她们下水。
我和她们一同上了河岸。在那篝火边，一个女兵双手捂着肚子痛苦地蹲在地上，其他几个围了上去关心询问，我不知如何是好。张琴秋主任乘船过了河，从不远处奔来，悄悄问那女兵。在篝火的映照下，忽然发现那女兵的湿漉漉的裤子上沁出一片血迹，我大惊失色地喊道：“唉呀，她负伤了！”
张琴秋回头看到了我：“是你呀，小家伙，她没负伤。你到一边去！”
我着急了：“她挂彩了，你看，都是血，还说没负伤？”
几个女兵嘀咕着，张琴秋转身对我吼道：“滚！臭小子，你懂个狗屁！滚远点，到那边去。以后娶了老婆你就知道了。”
讨了个没趣，也知道这是我惹的祸，看来王师长真要揍我的屁股了。我蔫蔫地走开，看着张主任将一床旧军毯裹在那女兵身上。没负伤！？没负伤哪来的血？我心里纳闷，这对我来说真是个谜。
很久以后，我才晓得女人的事。回想起汉水边的那一幕，真为自己当初的幼稚、莽撞而后悔，也为我们红军有这样的女兵而骄傲。
渡过汉水，我们顺利抵达上元观，往钟家沟进发。从鄂豫皖苏区一直尾随追打红军的胡宗南精锐第一师，已被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关中；与我们作对的敌四十四师和六十五师也调往安康对付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去了；陕军十七师被我们狠揍了一通，另一部驻守在南郑、褒城一带不敢轻举妄动，对我们构不成威胁。这样，红四方面军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改变了西征转战以来的被动局面。
隆冬里，汉中平原吹来一股暖暖的南风，阳光和煦，柿桔映红山野。陕南地区早在1926年就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与我们取得联络，还组织了许多群众欢迎我们。这些面带菜色、瘦骨嶙峋的穷苦百姓，衷心地欢迎我们这支穷人自己的队伍。他们喊着：“欢迎红军，欢迎鄂尔款①（鄂豫皖）红军！”
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说：“同志们，到家了，到家了！”
“到家了，家呀！”两个月来，西征转战三千里，根据地没有了，家在何方呀？这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刀光剑影中都不眨眼、在艰难困苦面前都不皱眉的硬汉子们，再也憋不住了，许多人失声痛哭。只有经历过种种磨难的游子，才能真正体会“家”这个字的含义。
群众把我们接到各自家中，我们真有了到家的感觉。
我和几个战士住在一位老乡家，这家好像没有男人，只有一位大娘和她的闺女，说是大娘，大概也就四十多岁，那姑娘比我大，叫桂花，这是一户穷苦人家，破旧的草屋没有什么家什，大娘单薄的身子使那补丁摞补丁的布衫显得更加宽松，她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副庄户人家的打扮。满是皱纹的手，为我端来蒸热的窝窝和米酒。很久很久没吃到这样的苞谷茬窝窝了，我大咬了一口，包满一嘴，真香呀！
大娘看着我那狼吞虎咽的吃相，眼里涌出泪花，哽咽着说：“娃儿，你慢点吃，别噎着。
看着大娘就想起家乡的母亲。此刻，我想起了我妈，不由我热泪盈眶，轻轻唤了声：“大娘。”一双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她。
瞅着骨瘦如柴、人没枪高的我，大娘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抚着我的头，大哭起来：“这娃儿哟，要不是穷得没办法，要不是为穷人打天下，你这么大的娃娃还不是围在娘身边，怎么也不会遭这份罪呀！”
原来大娘早年丧夫，身边一双儿女，惟一的儿子是共产党员，两年前不幸牺牲了。现在身边就剩女儿桂花，娘俩相依为命。这家人对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
桂花姑娘拿着一块布巾子替我擦着眼泪，她红着眼睛说：“弟弟，别哭了，慢慢吃吧，别着急，别噎着，啊！”
她捧起那碗米酒递到我嘴边，米酒甘甜沁人心肺。我止不住的眼泪往下淌，我又有了在根据地时的感觉，这就是家，这就是我们红军的家。
战争年代，革命军队与老百姓的那般骨肉亲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这段经历铭刻在我心中永远不会忘怀，直到现在想起当年那军民鱼水之情，仍不禁老泪纵横。
汉中，红四方面军转危为安的地方，我们将在这里开创一个新局面，迎接胜利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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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鄂尔款”，由于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官兵来自鄂豫皖地区。人人的语调中都带有浓重的鄂豫皖一带的口音。川陕地区的老百姓根据官兵们说“鄂豫皖”的语音，将这支陌生的红军队伍称之为“鄂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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