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了独立团团长曹光南。曹团长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广东人，四方脸，右上齿镶着一颗金牙，长得很英俊。他一身灰军装，头戴八角帽，帽前正中缀着一颗红彤彤的布帽徽，腰扎一根宽牛皮带，别一把手枪，露出半截红缨，很威武。改编那一天，曹团长同我们武工队的队员们一一握手，欢迎我们编入独立团。轮到我，孟思林把我介绍给曹团长，我抬头看见他的笑容慢慢凝固了。我只齐他的胸高，他低头看看我，皱了皱眉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他那带广东调的口音，我听起来有点费劲。我回答道：“今年十五岁。”（其实三个月前我刚过十三周岁的生日）
他看了看孟思林，对我说：“你太小了，回去长两年再来吧！”
我急了，嚷道：“不行！为什么不要我？我都当了一年的红军了。”
曹团长不理我，回头喊了声：“枪！”
五步开外的一名红军战士抬手将一支步枪平推出了手。只见那支枪直立着在空中飞了过来。团长侧身用右手“啪”的一声接住了枪。这动作真漂亮，我看傻了眼。
他把这支“汉阳造”①跺在地上说：“你比比，有没有枪高？”
我挨紧了枪，挺起胸脯，可那枪的准星还在我的头顶上。我踮起脚来，同那枪差不多高。可曹团长把枪提上了一点说：“你长，枪就长。回家吧，过两年再来，我一定要你。”
我急哭了，开始了我的拿手好戏——耍赖：“凭什么不要我？我当红军都一年了。你还不是这么高长大的。我能背枪，能打仗……呜呜……你欺负人。”
这委屈谁受得了？！我“哇、哇”直哭。
这下把个大团长闹得没办法，他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孟思林在旁边也为我说话，他说：秦懋书是好样的，别看人小，个子小，执行任务不含糊，几次战斗和侦察都有他的功劳哩。
曹团长同另一位领导（我后来知道是团政委，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商量了几句，转身对我说：“好了，哪有红军哭鼻子的！收下你了，就在团部当通信员吧。”
我眼里还含着泪，破啼为笑，挺起胸，举手敬了个不规范的军礼，说：“是！”
就这样，我穿上了灰军装，戴上了有红五星的八角帽，圆了我要当真红军的梦。
我的个儿不高，军装太大了，穿在身上像件道袍。我找到经理处经理（相当于现团后勤处的处长）汪进先，要求调换。他嫌麻烦不理我。我趁他不注意，在房里翻到一件小号的军装，拿了就跑。汪进先生气了，在后面直追。指导员刘克先拉住汪说：“算了算了，那小家伙鬼精鬼精的，多给他一件算了。”
几十年后，我们几位老红军战士相聚在一起，谈及我调换军装的事，汪老还笑呵呵地对此耿耿于怀。
团部通信班担负送信任务，团部的命令都由我们几个人送达下面各营、连。我和袁方堂（七里坪袁英河人）跑得最多，因此同各营的通信班长混得很熟了，如一营通信班长江传正（后来在战斗中负伤，一直残疾在身）、二营通信班长阙子清②（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一员能征善战的猛将，也是我最要好的战友之一）。由于我办事利落，深得团首长的好评，不久我就当了团部通讯班副班长。
那时候，部队武器少，我原来缴获的那支撇把子交公了。通信班没有给我配短枪，就给了支锯短了枪托的半截子小马枪。看见别人背好枪，我心里总是痒痒的。曹团长的警卫员刘昌义③比我年长几岁，我太稀罕他常背着的那支德国造的驳壳枪了，总是想方设法摸到手里玩玩。我们相处很好，但刘昌义还是不高兴我动他的枪。我说：“你莫跩（黄安方言：别得意）!我缴过敌人的枪，到时候我还会再缴一支好枪的。”
话虽这么说，闲着无事手痒痒，我就去摆弄我的竹筒弹弓了。
部队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的小狗，不知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我打好的绑腿，它给我拽散了。晚上睡觉，它单单把我的绑腿不知衔到什么地方去了，第二天早晨出操我没了绑腿，挨了批评。一气之下，我逮住小狗，把它拴在屋后的树上，叫它成了我练竹筒弹弓的活靶子。
那小狗被泥弹丸打得吱哇乱叫，引来了它的小主人——房东的儿子。房东的儿子和我一般大，为这小狗，我们吵了起来，最后打了起来。他哪里是我的对手，几下子我就把他摁到水坑里。这下惹了祸，这小子告到曹团长那里，害我大会小会吃批评。会后，团长找我谈心：“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你是红军战士，不是普通老百姓。红军的纪律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知道。”
“知道，你还犯纪律。你必须向房东赔礼道歉。”
我在团长的陪伴下进了房东的屋。房东大叔早知道这事，他对曹团长说：“细伢们杠祸，不如的（黄安方言：小孩子们打架闹着玩，不要紧）。”
我诚恳地向房东大叔赔礼道歉，同房东的儿子拉手和好，并把我的竹筒弹弓送给了他，房东的儿子很高兴。大家笑了，曹团长也笑了。
独立团的战士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绝大部分人没读过书，不识字。曹团长有空就给战士们上文化课，讲科学知识，我慢慢地也学到不少东西。
那年的冬天，部队参加黄安战役，打了大胜仗后，在驻地休整。冬日的太阳昏昏蒙蒙，晒得人懒洋洋的。老百姓大多冬闲在家，村子里静悄悄的。我在屋里正补着我的袜子，突然，只感到大地在颤抖，桌上的油灯倒了，屋墙角火塘上挂的瓦壶来回摆动，撞到墙上破碎了。我坐不稳，跌倒在地。外面的人们骚动喊叫着，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挺害怕，爬起来冲出房屋。人们慌乱一片，到处乱跑。只见曹团长指挥团部警卫排正疏散老百姓。村里有几间破房子和牛棚坍塌了，有一间房还着了火，到处烟尘滚滚。曹团长要我立刻去连队传达他的命令：组织部队救险，保护部队和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跑步到一营传达了命令。不多久，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部队和老百姓的损失不大。人们都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老百姓说，这是“鳌鱼翻身，大地才抖动的”。
回到团部天已黑，我们几个通信员和警卫员聚在一起，谈论白天发生的事。刘昌义也说是我们脚下的大地底下有一条大鳌鱼，平时它睡着了，醒来后，一翻身，这大地就抖动，房屋要倒，什么都要毁。曹团长正好进屋，听了哈哈大笑道：“什么‘鳌鱼翻身’，这是地震！”
“地震？！地震是么事？”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问。
曹团长简单地说了几句，我们还是弄不懂。他说：“许多人都不懂什么是地震。明天团里干部开会，我专门来讲这门科学，你们可以来听。”
第二天在全团干部会上，曹团长专门讲了什么是地震，为什么会发生地震的科学道理，我们几个小兵才真懂了。曹团长最后说：“我们闹革命就要像闹地震一样，彻底震垮国民党的反动基础和建筑，闹他个地动山摇，在一片废墟上再建立起我们的新中国。”
我站在那儿，深深敬佩我们的曹团长：他懂得真多！
① 汉阳兵工厂生产的一种老式步枪，简称“汉阳造”。
② 阙子清（1915—2000），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加过不同时期的著名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1980年恢复工作，享受副厅级待遇。
③ 刘昌义（1914—1999），又名刘昌毅，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侦察科科长、师部轮训队队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一纵队三旅旅长、一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纵队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海军旅顺、青岛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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