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昨日采访了中共烟台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李传敏，和他一起回顾了中共胶东区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王文短暂而传奇的一生。
陕北走出来的苦孩子
王文是陕西省绥德县耿家山村人，小时候整天光着脚板跟着父亲上山干活。当他看到小伙伴们背着书包上学，心里羡慕极了，便苦苦哀求父亲：“爹，我也要上学读书！”
父亲噙着眼泪劝慰这个6岁就失去母亲的孩子说：“孩子，咱没有钱，上不起学呀。”
这事被父亲的好友耿如才得知了，他慷慨解囊，把王文送去了学校。由于家里贫穷，他不得不半耕半读。尽管如此，他仍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学习非常勤奋，16岁便考入了绥德师范。
“王文在读书期间，受到五四运动革命浪潮的影响，对中华民族惨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蹂躏压迫感到无比愤慨，立志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李传敏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入绥德师范不久，就毅然参加了党在绥德师范发动的进步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斗争。由于他旗帜鲜明，不畏强暴，在与反动当局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很快被共青团组织接收为团员。同时，他的活动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1927年7月，绥德师范被国民党查封，王文被开除学籍，武装押送回家。
王文失学了，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下去，反而更增添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坚定了革命意志。他走东串西，秘密打听，希望找到党的组织。1928年，他终于找到了我党地下党员李景林。在他的影响下，王文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为隐蔽自己，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经人介绍，他到枣林镇商行当店员。可是店老板对他控制得很严，每天要他干很长时间的脏活累活，使王文无暇进行革命活动。他愤然提出辞职，但店老板喜欢王文聪明能干，能写会算，又托人挽留，还答应付给他较高的工钱。王文说：“钱再多，我也不再去为他效劳了。”
1929年，王文和李景林在亲友们的资助下，办起了一所学校。李景林当校长，王文当教员。他们在课堂上，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民众的觉悟，并在进步的学生中发展团员，建立共青团组织。学校办得很好，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
1930年，王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全部心血用在了党的工作上。1933年，刘志丹领导陕北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王文在李景林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搞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广泛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从此，他离开家乡，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24岁任县委书记
“党的教育和革命事业的磨炼，使王文迅速成熟起来，变成了一位刚毅果断和勇往直前的革命者。”李传敏说。
1934年冬的一天，王文发现两个各带一支短枪和百余发子弹的国民党散兵，在惊慌失措地赶路，便决定夺下武器武装自己。于是，他约了几个同志尾追观察。当追到枣林村时，王文出面与散兵交涉，对他们晓以革命大义，动员他们交出枪支。两个散兵狡猾地声称，他们要回家，没有路费，提出以二百元大洋作为交换条件。但钱到手后，散兵不仅不交枪，反而开枪打死了去送钱的老高。王文被激怒了，他一跃而上，抱住了一个散兵展开搏斗，终于夺下了枪支。
1935年秋，王文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延川地区敌军内部作策反工作。他通过关系说服了敌军的一个连长，准备率部起义。事不凑巧，这个连的事务长下乡买菜，被不了解情况的赤卫队员捕杀了。敌连长误认为是王文捣鬼，便包围了王文的住处。王文机智地转移到另一住房，他托着已经受伤的手臂，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掩护大家冲出了重围。
李传敏介绍说，艰苦的斗争生活，不仅磨炼了王文同志坚强的革命意志，而且使他的聪明才智和领导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出来，迅速地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1935年，年仅24岁的王文被组织任命担任绥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1936年8月转任吴宝县县委书记，同年12月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10月，他又调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
“王文身上有一股坚韧不拔的精神，从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李传敏告诉记者。
1936年秋，红军东上抗日，要跨越黄河天险。当时，黄河沿岸渡口的设施都被国民党破坏了，所有船只不是被劫夺到东岸，就是被烧毁，船夫有的被抓，有的逃走了。上级把筹集船只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王文，他立即带上几名同志，趁着黑夜，翻山越岭，连夜赶到黄河岸边。在那里，他充分发动群众献物、献料、献技术，日夜突击，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赶造了七只木船，找到并说服了未逃的船夫，组成了一支船队，胜利完成了筹集船只的任务，使抗日先遣队的红军战士，顺利地渡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王文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时，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只身冒险到国民党统治区跟国民党专员进行谈判。谈判中，对方提出了20多个问题来刁难王文，王文毫不惧怕，对他们的无理质问一一作了解答，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会后，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使米脂地区的抗日高潮迅速掀起。
葛城就任胶东区委书记
1938年春，王文受党中央的委派来到山东，山东省委又派他到胶东，开始了他的胶东工作历程。“车出莱州城，在平坦的莱平公路上向南行驶30多里，便是一片连绵几十里的山地，这里就是葛城。”李传敏介绍说，当年，中共胶东区第一次党代会就在这里召开，会上，王文就任中共胶东区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来胶东路上，王文历尽艰险，一路上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5月来到胶东解放区。这时，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刚刚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胶东特委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西上蓬黄掖与三支队会师，部队迅速扩大，急待集训整编，实行统一的指挥。而国民党胶东的各级地方官员和地痞流氓，也趁机招兵买马，抢占地盘，割据一方。胶东的形势是纷繁复杂，问题极多。王文来到胶东后，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果断扎实的工作作风，立即与其他特委成员一道，开始有步骤地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问题。
李传敏说，王文来到胶东后，对胶东的队伍建设、干部建设和精简机构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
随着各地抗日武装的蓬勃发展，统一胶东的武装力量成为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1938年8月，王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亲赴掖县与三支队领导人郑耀南等面商部队合编事宜。9月18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掖县三支队合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五支队。五支队的成立，标志着胶东抗日武装力量的空前统一。
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王文同志尤为重视。1940年夏天，胶东区党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到平(度)招(远)莱(阳)掖(县)的大泽山开辟根据地，他亲赴大泽山区观察周围的地形，调查社会情况，认真听取地方党委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先后派出了200多人的工作团，来重点开辟这一地区，使胶东半岛的西部有了一块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胶东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许多为建设政权、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法令得以制定，根据地不断扩大并得到长时期的坚持和巩固。”李传敏说，这期间，根据地内狠抓了各项经济建设，成功地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出版了多种抗日报纸和刊物，组成了各种形式的文艺团体，使胶东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寇加紧了与胶东各顽固派的勾结，疯狂扫荡胶东解放区。为粉碎敌人的蚕食、分割和扫荡，胶东区党委根据上级指示实行精兵简政，根据地内的大生产和减租减息等运动蓬勃开展。
“那时，一个区党委就七八个部门，工作人员40多人。”李传敏说，抗日战争持久战展开以后，中央非常重视机关建设，王文按照指示，对胶东区政府机构进行精简，政府工作人员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病榻上仍不忘工作
“王文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很少休息，直到病危才住院修养。”李传敏介绍说。
1942年冬，早年患有胃病的王文又染上了肺病。由于各种疾病的纠缠，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时常吐血，身体渐渐地消瘦了。但他坚强的党性和忘我的工作热情却丝毫没有减弱，工作更加积极认真。
1943年春，繁重的工作、艰苦的斗争和极差的生活条件，使王文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8月份，他的病情日趋恶化，在组织的一再催促下，才住院疗养。
“王文处处以身作则，堪称我党干部的楷模。”李传敏说，即使在患病疗养期间，王文仍然关心着党的工作和人民的生活。他经常找有关干部到他病床前来谈工作，了解和处理各种问题。
他身居要职，却从不要求额外照顾，不浪费一点公物。他亲自检查行署机关每月的伙食账目，不准为他多花一分我。他身患重病，但心里总是牵挂着百姓。去医院看望他的同志总会带点有营养的东西，他总是分送给住院的其他病员，或是拿到伙房里和大家一起吃。
他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需。住院疗养期间，他盛情难却收下了行署机关同志为他募集的五十九元五角慰问金。他不但分文未花，反而又加上五角，凑足六十元，捎给了灾区的难胞。
1943年11月的一天，王文把爱人叫到床前，勉励她说： “为了我的病，你也耽误了不少工作和学习时间，将来我的病好了，让我们更好地为党工作。”在这深情地嘱托之后不到二十天，他便与世长辞了。（ 整理：YMG记者李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