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崇拜父亲的。父亲读过很多书，学历虽是小学，与同时代的那些革命军人相比，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不过我看父亲戎马一生，那些数学、英语之类恐怕丢光了，还是国学，历史记得比较清楚。他曾经给我们说过他怎样作报告，对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来说，作报告是个很大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说作报告要加很多当地的例子来让听报告的人有亲切感，很多父亲的部下和干部都说愿意听父亲作报告，理由是不枯燥，有内容。
父亲说在湖北工作是很幸运的，走到哪里都有题材可讲，到洪湖讲赤壁，到襄樊讲水淹七军，到当阳讲长坂坡，到蕲春讲本草纲目。把这些题材揉进当时的报告内容，使得当时的听众听得如醉如痴。
我曾有幸一睹父亲作报告的风采，1973年到1976年，当时我在沙市工作，这期间父亲经常到沙市视察行业工作，父亲每次到沙市后就让司机到厂里接我，父子好乘此机会见上一面。有时司机就直接把我接到他视察的那个厂里，我在主席台侧面看着父亲在那么多的人前面，演讲有血有肉滔滔不绝，经典雅据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听众们听得是鸦雀无声。
这一点影响了我一生，在演讲这个方面，父亲是我崇拜的偶像，我之后能在广庭大众下无稿演讲，完全是在模仿父亲的风采，连腔调和笑声都在模仿，兄姐们曾笑语：父亲作报告时可以把我放到讲台下做提词人。
父亲在工作时，开会、视察等出差是很多的。每次组织上都要安排几个年轻人陪同，主要是照顾父亲年龄较大的缘故。父亲对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都很好，很多跟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干部都说过同样的事情：“只要到北京出差，郝厅长最想吃的东西是涮羊肉，但是随行的年轻人都想吃北京烤鸭，郝厅长就说那就吃烤鸭，我只出一道钱。”确实每次都是父亲出钱，回来后在他自己的工资中扣。厅里的年轻人都很愿意和父亲一起出差，当然并不都是有好东西吃，主要还是能从中学到很多工作以外的东西。父辈风采，吾辈望尘莫及。不过对身边的同事好，我还是学到了一点。
父亲在那个时间段里去过沙市好几次，以致于看到楼下有吉普车来，同寝室的同学们都会及时通知我。在那段时间里我尽了我一个儿子的能力，给父亲一点微薄的孝心，在他到沙市出差的几天时间里，帮他洗洗衣服，洗洗脚。给父亲洗脚倒是我们几兄弟经常为父亲行孝的一种方式。父亲老年之后，脚上老茧重重，经常要用刻刀将老茧修掉。打一盆热水，将父亲的脚放在里面泡软，然后用刻刀一点点地将老茧削掉。小时候手不稳，有时将脚上的肉削到，父亲猛的一激灵，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父亲并不说我，继续看他的文件。后来长大了，成人了，每当父亲到沙市公干时，我都主动要求为父亲修一次脚，以表人子之心。写到这里眼里有些湿润，鼻子有点酸酸的。现在我的脚上也有老茧了，没有父亲当年那么厚。我也希望有一双手把我的脚上老茧修修。时代不一样了，心情还是一样的。
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我们这些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的老首长和老战友焦善民对他的评价是：“信赖党，依靠党，有权不仗权，有权总想为人民办点福利事业……”
我们这些子女参加工作后，在工作上基本上没有给父亲添什么麻烦。有事都是自己处理，即使向父亲提出什么要求，是要听一番教育后也无下文的。
笔者从沙洋五七干校中的“红卫兵战校”招工到沙市棉纺织印染厂工作后，常想调回武汉。1973年前，父亲在皂市休养，我在学徒期间，时机不成熟，只能想想。1973年，父亲复职回汉，我也出徒了，从劳资政策上具备调动资格。回汉探亲时，就向父亲提出，用他的权利将我调到武汉市的省属机械行业的工厂里。话一出口，劈头就是一顿教育课，要我服从组织分配，安心工作。遭到父亲的回绝后，我不死心，又自己去找局里劳资部门的领导（我和她儿子是同学），得到的答复是要得到父亲的批准才行。最后笔者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通过对调的形式，在1976年，从沙市调到冶金行业的武钢工作。从那以后，我真的是学会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我现在想这应该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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