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出生时，应该是在汉口五福路老农具厂，后来随着父亲迁居汉口三阳路，又迁汉口岳飞街，又迁扬子街口钦一里。1960年搬到武昌洪山路7号，1963年搬到武昌付家坡湖北省机械工业厅大院。住的是原湖北省兵役局的房子，俗称“八一楼”。住房是用一间会议室隔成的三间房，一间父母住，一间男生宿舍，一间女生宿舍。
1969年我随父亲迁到湖北钟祥沙洋农场省五七干校。1970年我参加工作到沙市。父亲1972年带着弟弟到天门皂市干休所休养。
1973年父亲落实政策回武汉，继续在原岗位——湖北省机械工业局工作。这次回汉先住机械工业局的招待所，后来局里的新房子盖好后，又搬到新房子里，一直到父亲逝世。
我小时候的记忆不深，现在想起来主要的人间记忆是从洪山路七号开始的。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事，恐怕要在兄姐的记忆中才能重现。我自己是记不得的.
在洪山路居住的记忆，是我对居住环境的最初的记忆，也是最美好的记忆，是因为那里环境的幽静和优美。洪山路当时、现在都是湖北省政治权力的中心。这里有省委，省政府，财政厅，人事厅，卫生厅，教育厅等省级政权机构，有茶港新村（省委常委驻地），张家湾、洪山路（机关人员驻地）居住区。洪山路从洪山礼堂开始向洪山广场延伸，左边单号，右边双号。当时到十五号教育厅就结束了。十一号和十三号是省委招待所（现在叫湖北饭店），十四号就是省政府。其余的都是省直机关干部的住宅。我们家住在洪山路七号一单元三楼，对面的邻居是冶金厅里的庞厅长，楼下是本厅的王厅长。中国的大院文化在1949年之后是很浓厚的，主要是同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长期居住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这些楼房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红砖建筑，一色的苏中结合的风格，等我20世纪70年代到青山红钢城后，发现在那里也有一大片这样的建筑。现在都已拆除，改建二十层以上的高楼了。
当时洪山路一带是非常幽静的居住地，由法国梧桐形成林荫路，距离水果湖不远，可以随时去游泳，那时水质真好。在张家湾旁有一片桃林，到了春天姹紫嫣红甚是好看。
父亲带着我们在这里生活到1963年，我念小学三年级时才搬到中南路付家坡湖北省机械工业厅大院。这个时期正是我开始记事的时期，又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当时我在省委第二保育院（二保）上幼儿园，后上水果湖小学。虽然是自然灾害时期，但国家和省委对我们这些省直机关的后代还是很关心的，粮食供应不缺，而且质量也不低，我记得吃过最差的饭食是高粱面和白面混做的花卷，看上去很美，有糖吃起来也很好吃。而且并不是天天吃，所以还有点想念。
当然我们这些儿童的情况要好的多。父亲当时在省委食堂吃小灶，为了保护高级干部的身体，省委规定高级干部中餐必须在食堂吃。父亲吃饭的食堂离家并不远，就在洪山路三号后面，有一次我中午背着书包路过食堂，好奇的向里张望，想看看父亲中午吃什么。看见我的小脑袋在窗子上拱来拱去，父亲招手把我叫进去，把桌上的中餐全部给我吃掉，自己只喝了一碗稀粥。中餐的内容是4个比麻将大一点的白面馒头，一小碟白糖，一小碟炼乳。我都不够，何况父亲那样的成年人。回家后，被母亲打了一耳光，骂道“真不懂事。”父亲慈爱的一面在这件小事上展示无余。
为了度过难关，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家也在父亲的带领下在楼下的空地上开荒种红薯、小麦、种菜，因为我们家只有父亲一人有农村生活经验，收的红薯填补粮食的空缺，收的红薯藤叶用来喂兔子，有时也将较嫩的红薯叶和面做成菜团子。那时家里人多，又值荒年，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开荒种的粮食对全家度过那个饥饿的年代起了不小的作用。
记得那时我们家在阳台上养了7只兔子，我和小弟经常在放学后提着篮子到附近的沟边割草喂兔子。有一次一只大兔子不见了，全家人找遍了兔子可能藏身的地方，毫无踪影。第二天早上打开麦麸缸准备喂兔子时，发现这个贪吃的家伙竟然躺在里面，已经撑死了。它没想到它的贪吃让我们提前美餐了一顿。
父亲的手很巧，会用葵叶编织活灵活现的蝈蝈，会用竹枝穿线制作一拉线就会动的小人，小人手里还有大刀呢。还有用一片彩纸一根木棍制作的风车，小时候这就是父亲逗我们的玩具。后来父亲有了很多的孙子、孙女，这些手工制作的玩具仍是孙儿们爱不释手的最爱。到了春节，父亲都要带我们放鞭炮，我们参加工作后，就是我们带着侄子，外甥们在楼下放鞭炮，父母在阳台上笑的合不拢嘴。
父亲体胖嗜睡，有一年（应该是1966年）春节，一大家子人都在包饺子，听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广播，那时听这样的广播就等于现在的看央视春晚。为了让几个房子里的家人都能听见，收音机的声音开的很大，再加上十几个人的说话声，动作声，可想而知屋子里的声音有多大。可是过了一会坐在藤椅上边看报，边听广播的父亲却打起盹了，并发出响亮的鼾声，一时间把大家都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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