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父亲与原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有过两次通信，一次是元月19日，张维翰为孙建功烈士遗骸移灵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给父亲的回信，信中提到张维翰准备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建前后的概况写一篇文章，需要父亲提供一些当年的资料，如部队营以上干部名单等。二次是11月23日张维翰为鲁西北的卫西工作历史状况来信向父亲征集史料，也是为写作回忆录《抗日初期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簡述》征集史料。在老首长的要求下，父亲在1974年元月24日将《成立卫西指挥部，开辟卫西工作，“七七”事变前后卫西情况的回忆》一篇约三千字的回忆文章寄给了张维翰。
本文中的许多史料均出自于父亲当年留下的这篇文稿。父亲没有及时给张维翰回信的原因就是刚刚返回工作岗位，万事待理，时间很紧张，但是父亲还是很快的将这篇约三千字的回忆文章寄给了张维翰。
1973年7月父亲被任命为湖北省机械工业局副局长，临时党委委员，算是官复原职吧。这时原机械工业厅改称机械工业局，单位级别和管辖范围都和文革前一样。父亲分管农机和汽车行业，由于当时军工暂无人分管，所以局里安排父亲代管军工行业。这时，他已六十七岁。
有了工作岗位，父亲全然不顾自己已过花甲，身体较之文革前是大有退化，恢复工作后，就奔波于全国、全省各地，忙于恢复被文革运动摧垮的农机修造网络和新型农机的研制、开发。
他复职时，由于农村在新农机高效率的示范下，农业机械化的热情高涨，对农机主机的需求大大超过原有农机体系生产能力。他原来用10年精力建立起来的农机修造网络都在纷纷进入农机主机制造行列，如拖拉机，柴油机，水泵等等。放松了对农民急需的已有农机的维修，和新型农业机械的研制。这使他忧心忡忡，每到一地都大声疾呼：要考虑到农民的实际需求，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
在他的努力下，以及他那些“省柴”出来的老部下的支持下，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凭父亲一个人的微薄之力，是无法扭转那时的局势的。农机行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是各县工业的基础了，要想发展，只有上主机或与主机配套，才能带动整个县工业体系的发展。
1973年父亲下去检查时发现，全省8个厂、6个品种8种规格的柴油机，没有一家的产品达到设计要求；8种规格柴油机的主要零件、主要项目合格率平均仅为66.12%，这个结果就是盲目将不具备整机制造能力的县办企业强行提升的结果。对这种状况父亲很是痛心，到一处说一处，要求提高产品质量：“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现在能有一台柴油机、拖拉机多不容易，天天趴窝，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被检查的各厂厂长最怕父亲下车间，一到车间，父亲总能发现问题，然后就开会批评。这得益于他在农具制造厂当厂长的6年，把机械制造流水线程序摸得滚瓜乱熟。
那时他到过海南中国最大的试车场，观看二汽新车的耐用实验，听取专家对新车的意见。到过酒泉导弹试验基地，代表湖北省军工企业立下军令状，确保湖北生产的导弹部件无问题。那时如果那个省份或行业生产的产品影响了导弹发射，在现场的责任省份代表都要受到追究。
从1966年开始，湖北省农机产业坚持抓“两个配套”（以拖拉机为龙头，以柴油机为重点，抓拖拉机、内燃机零配件与主机的配套；机引农具与拖拉机的配套）推动农机工业全面发展。文革中虽然有所滞后，但父亲复任后还是坚持按这个原则开展工作。
东方红20型四轮拖拉机
从1966年至1970年，湖北省机械工业局先后改造、扩建、迁建了一批企业，还在各地、县选择了一批条件较好的农机企业，定点生产拖拉机和内燃机零配件，使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和东方红—20型拖拉机生产能力迅速扩大。1974年6月，湖北省机械工业局成立技术改造办公室，重点抓湖北拖拉机厂、湖北柴油机厂、武汉柴油机厂、湖北省第一、三内燃机配件厂等工业拖拉机、柴油机关键零部件高效生产流水线的建设，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截止1976年，东方红—20型拖拉机、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年生产能力分别达到2533台和7529台，比1965年分别增长2532倍和15.8倍。
在父亲恢复工作的6年间，最使他感到骄傲的就是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东方红—20型拖拉机，290柴油机等三种农业主机的大量面世，以及生产上述产品的湖北拖拉机厂，武汉拖拉机厂和湖北柴油机厂。这三个产品和三个厂都融进了他后半生的精力和希望，在这些产品和工厂里都有他当年创建的农具厂的影子。看到当年播下的种子已长成了参天大树，他感到无比的欣慰。
1977年，父亲任湖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78年父亲查出有糖尿病。一直住院治疗，与病魔作斗争，在医院里他坚持自己用烧杯检查尿糖，控制饮食。对自己严格到苛刻的地步，由于父亲在这方面控制的比较好，血糖在住院治疗后降到了计划指标。但由于父亲对饮食控制的过于严格，进食量比以前少了一半，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身体非常虚弱。组织上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恢复，安排父亲到麻城龟山疗养院疗养。
1979年在麻城龟山疗养院留影
在疗养院疗养期间，因失足摔倒造成尿淤留，进而发展成尿毒症，于1979年7月26日在麻城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父亲逝世后，省委为父亲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当时的省委书记王群等省领导到场吊唁，省委秘书长柳特致悼词。悼词客观公正的评价了父亲的一生，对父亲为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
父亲用他的一生实现了从一个地主向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转换，他顺应历史潮流，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为人民，为我们这些后辈树立了一个榜样：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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