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无端的质疑，父亲感到很不理解，但由于自己的地主出身在文革当中是很敏感的，容易招来不测之祸，所以选择了沉默。
父亲是个老实人，当时文革刚开始，行业内各方面的造反组织都要求工业厅出钱给他们闹革命，颇有点象抗战初期的鲁西北，到处“兵团”，遍地“司令”。大批各种组织拥到厅机关来围攻厅领导，要求签字领钱，不签字就批斗。厅里的领导干部有的被关起来了，有的顶不住找地方躲起来了。父亲带我们一家住在大院里，无处躲藏，每次遇到这种事情都要找到父亲，逼他表态、签字、
一次，有个工厂的造反组织把父亲揪到汉口江汉路上的井冈山大楼（原景明大楼）进行批斗，要他签字批钱给他们到北京上访，这恐怕是父亲生平签字史上最难签的的一个字。签也不是，不签又无法脱身，只能选择沉默，任凭批斗。造反组织的人在闹腾了一夜之后，没有得到需要的结果，就把父亲扔在井冈山大楼里不管，自己散了。但父亲不知道这个情况，在大楼里老老实实的待着，等待下一次的批斗。到第二天下午，实在是肚子饿的不行了，就摸到附近的小摊上吃了一碗面果腹，然后又回去等待，当他在楼里没找到批斗他的人时，才知道危险已经过去，赶紧坐公交车回到家中，家里亲人这才把提了二天的心放回肚里。
1967年武汉市的造反派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游斗行动，把几百名厅局级以上的省直机关的老干部一起挂上黑牌子，带上高帽子，乘上几十辆卡车在大街上游斗。笔者当时看到父亲在车上被造反派游斗的那种样子，心情非常悲愤。回家之后，提起石灰桶在楼前马路上大书“打倒工总”四个大字标语。不想这幼稚之举又给父亲带来一场灾祸，父亲在被游斗后因此事又被厅内的造反派揪去单独批斗，逼着父亲去将标语清除。父亲回来之后，要我去清除标语，我梗着脖子不去，结果被父亲扇了一脖拐，我记得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我。在我记忆中，父亲是从不对我们三个小的动手的。在兄长的威逼下，我流着眼泪将标语清除。转身作出了一个重大的行动—离家出走。现在都知道，一个十几岁孩子的离家出走是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第二天早上在冷饿之下我回到了家里，父亲看我回来，一点都没责怪与我，叫我赶快洗脸吃饭。从那以后，我好象长大了许多。在20年后我的儿子也离家出走一回时，我才真正的感受到父亲那天晚上的心情。
1966年到1969年，父亲就这样一边挨斗，一边在家赋闲，等待审查，当时说法：“靠边站，挂起来”。1969年12月，父亲带着我和小弟2个最小的儿子，随省直机关干部队伍来到钟祥县沙洋农场省直机关“五七干校”二团（公交口）六连（工业厅）劳动锻炼。这年他六十三岁。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又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在这个精神的指引下，黑龙江省办理第一所“五七干校”。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五七干校”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
沙洋作为湖北省八大重镇之一，滨临汉江，门锁荆楚，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都比较发达，是鄂中地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川鄂豫陕商品流通中心，素有“小汉口”的美誉。总部设在沙洋城区的沙洋农场（现沙洋监狱管理局）则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整个农场分布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市，有广袤的已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员生活、劳动使用的房屋、农机具，得天独厚的条件相继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单位相中，成为他们创办“五七干校”的最佳选址。湖北省直机关“五七干校”设在原沙洋农场总场，在汉江东岸，距汉江西岸的沙洋镇十五华里。
到了沙洋之后，干校学员和家属都住在芦席和油毛毡搭建的大棚里，每家一间，无论贵贱。在这里，大家都以同学相称，不管你是省长还是一般干部。在这里，父亲他们这些干部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接受审查。父亲因年纪已过六十三岁，又体胖力虚。还稍有照顾，派给他的活路就是喂猪。这个活路对他这个已经63岁的老人来说还是很重的，要煮猪食，挑猪食，清扫猪圈等等。
父亲是个认真的人，即使是喂猪，也不马虎。他还有些农村生活经验，说：“喂猪没巧，勤喂勤扫。”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好在农场喂猪与农家喂猪有区别，不用打猪草，用饲料和菜帮子煮熟了喂。（这种饲料其实就是玉米碴子，玉米碴子煮包菜我曾经当忆苦饭吃过，如果给点盐和油，搞干净一点，我可以吃三大碗，无盐无油的忆苦饭我也吃过二大碗，饥饿之下什么都是香的。）
笔者当时虽随侍身边，却顽劣无度，常和一班同时下乡的孩子四处游荡，惹事生非。当时这样的孩子在沙洋有近千人，是一股很不稳定地力量。为了解除干部们的后顾之忧，让孩子们能有个学习的地方。当时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张体学倡导办了一个红卫兵战校，将一班1969年毕业的孩子召集进去，进行军训，劳动学习，也消除了一个潜在的隐患。在附近的学校安置了1970年以后毕业的一批批中小学生，父亲对我这个顽劣之子的担心这才放了下来。后来在1970年第一次工厂招工时，张体学特批将这一批省直机关的干部子弟全部招进各地的工厂。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全国形势有了一个大的转变。而父亲在干校1970年8月就得到了正式的审查结论：历史上无问题，恢复党组织生活。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就在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下，被安排到天门县皂市镇干休所休养。
皂市镇位于湖北省天门县东北部，与应城、京山、汉川三县交界，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镇。父亲在皂市的休养是一段身心放松的时间。
干休所建在天门河边一处高岗上，共建有4排红砖简易平房，每排可住六家，每家两间房。背后就是蜿蜒流淌的天门河，河上常有运粮船驶过，因为皂市自明清以来就是鄂西北的粮食集散口岸。父亲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当年在桐柏军区负责支前工作时，皂市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虽未来过，但在他的工作中要时时关注皂市方面的粮食动态。
父亲和小弟在皂市居住了将近两年，在这里，父亲又把在馆陶家乡种菜的手艺秀了一把。在屋后开了一块菜地，种上了南瓜，茄子，丝瓜，豆角，韭菜等蔬菜。碧绿的菜园是干休所的一景，引得很多邻居来观赏。邻居张旺午（副省长，老红军，被错误地连降五级）比父亲小五岁，对父亲说：“郝老头，你的身体不好，我替你跳水，你把种好的菜给我，我们来那个互助协作。”父亲嘿嘿笑着，挺满足的样子。张旺午是父亲的常客，中午经常过来吃饭,菜园子里的菜也大部分都是送给了左邻右舍。
父亲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对吃的问题上还是有点讲究的，但在战争年代不能讲究，在城里时有母亲照顾，也不用他操心。到了皂市，母亲不在身边，父亲在饮食方面的潜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掘。比如南瓜，长到一拳大的时候就摘下来吃，吃那种嫩嫩的清香，韭菜只吃头茬，黄瓜要吃顶花带刺的。但是父亲有一个原则，只是自己种的菜才这样处理。凡是食堂里的菜或从集市上买的菜，他就很随和了，有什么吃什么，绝对不挑挑拣拣。
为了种出好韭黄，父亲用栽花的方法种韭菜，在地上挖出洞来，向别人要马粪或自己去捡马粪，填在洞里，专种韭黄。他说：“这样种出来的韭黄在三四寸长的时候吃，是最鲜嫩的，只有自己种才能这样吃。”丝瓜挂在架上不摘，等丝瓜枯干了，取下来当洗碗巾用。（我从沙市到皂市探亲时，父亲就特意把丝瓜瓤装在我归行的旅行包里，也把父亲对孩子的一片深情装在我的旅行包里）。
父亲在皂市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三件事：种菜，写回忆录,会老战友。因为在受审查期间，各种调查人员都在找他写各种各样的调查材料，证明文件等等。这些文件都决定着某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或生命，同样父亲的政治生命也取决于别人写的类似的调查材料。所以父亲在写这些材料时是非常用心和认真的，由于写的比较多了，到皂市后就想将过去的经历写出来，象回忆录一样。只要菜园拾掇完了，他就坐在桌前伏案写作。
天门县相邻的应城县原县武装部长不知从哪里知道父亲在皂市休养，找到父亲要求父亲给他出一个证明材料，他说他原来是23团的战士，是父亲的老部下。父亲和他攀谈了许多，从一些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中确认他确实是原23团的战士，如实地给他出具了书面证明材料。后来他又从应城赶来，向父亲汇报说，由于父亲出具的那份材料和其他一些材料相互印证，他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已经安排了工作。父亲向他表示了祝贺，他对小弟说：“如果你想当兵，北炮和广空随便你挑。”当时父亲身边只有小弟一人，舍不得他离开，也就没有应允此事，不然小弟就是继承父业的人物了。
当时广州军区陆军后勤部部长张祥甫曾在23团任营教导员，1972年时，通过武汉军区有关部门打听父亲的下落，可是当时省委组织部门被那些造反派们把持着，给了个查无此人的回答。这下子激怒了张祥甫，他给武汉军区回电说：“给我查清楚，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这样不明不白就没有了？” 因为在文化革命中被冤死的老干部很多，他担心父亲也遭到了同样的遭遇。
武汉军区就给湖北省委组织部去了口气很硬的公函，当时办事的人不知这是何许人，惹来这么大的麻烦。赶紧查找，先是到沙洋五七干校寻找，得到消息后知道父亲已经安排到皂市休养，立即复电武汉军区，告知这个消息。
张祥甫得到这个消息，立即从广州飞来武汉，又让武汉军区安排了一台吉普车，用自带的司机驾驶赶到皂市与父亲见面。两人相别已有30年未见，战友相见，泪流满面，欢聚数日。1973年父亲回汉之后，张祥甫还数次到家探望。通过张祥甫的联络，父亲回汉后和很多老战友又建立起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如原23团副团长罗崇福，22团团长田厚义等等。还和张祥甫，王相卿等老战友一起为孙建功烈士移灵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向当时在职的赵紫阳、孔庆德等老首长寻求帮助。
小弟参加工作后，有了出差的机会，父亲就安排他利用出差机会去探望各地的老战友。有一年小弟出差到济南，去探望时任济南军区装甲兵顾问的李大清，李大清从门卫通报中得知故人之子来访，喜出望外。立即派车来接，在家安排家宴款待小弟，小弟说：“这次把茅台喝了个够。”
1970年10月，父亲专门向有关部门写了关于改变个人成分的申请。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可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按他一直填写的个人成分“地主”，在文革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在所有的生存问题上都会被打入社会底层，没有任何的机会，如参军、招工、回城，甚至结婚生子都有困难。因为涉及面太大，我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配偶子女，共有二十多人受此困惑。而我们1970年陆续参加工作后，就感到父亲的个人成分问题成为压在我们头上的一块大石。
因为1950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在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第十一章和政务院的补充决定：“所有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 均适用本章各项规定，并称为革命军人”。所以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和50年代的这份政务院文件，父亲写了这个申请。
从1970年到1973年，这个申请一直被有关部门拖延不办，后来父亲直接将报告打到干校政委江仲华那里，情况才有了改善。有关部门答应在子女单位外调时，出具父亲个人成分为革命干部的证明。我们在各地工作的兄弟姐妹都受到关于父亲个人成分的影响，这件事对我们当时起的作用很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直到1973年父亲复职后，我们的状况才有所改善。到文革结束，不再讲出身成分时，我们才彻底甩掉那块压在我们头上的石头。写作本书时，看到当年的有关资料，不禁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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