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创建这个襄北农场时，有些同志还是有些不同意见，担心会出现与民争地的后果。父亲亲自勘查现场，向当地的农民和农场的工作人员做调查，得出结论：这片土地原来是国民党政府办完征地手续，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资助的一个试验农场。因为战乱，资金不足，大部农场工作人员都已离去，农场现在处于无主状态，不存在与民争地的问题。
问题解决了，就要动手创建农场。农场原是国民党官办的，经营不善，常年处于亏损状态。父亲问当时农场留下来的管理人员：“为什么亏损？”管理人员回答说：“成本太高，没有事做，没有人管。”当时农场的上级机构都随国民党部队撤走了，留下了一些看守人员和部分农工。父亲立即组织他们将农场能开动的汽轮和拖拉机开动起来，为解放军运粮，运给养，并按照商业规则付给运费。到了开春的时候，农场有了一定的启动资金，父亲又组织他们开垦土地，播种粮食，使这个濒于倒闭的农场焕发了活力，父亲也从农场机械化的运作中学到了很多新式农业的概念。在襄北农场虽然没有干很长时间，但父亲进城后，在1949年11月—1950年6月期间曾任湖北省机械农垦处处长，这个职务肯定是与襄北农场有关。而且对他后来成为湖北农机行业的领军人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四年，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基本结束，解放军大踏步的向长江南岸挺进。在完成对淮海战役的的支前工作后，父亲带着桐柏军区支前处，随桐柏军区部队从襄樊出发，一路前行到达荆州，完成荆沙战役后随解放大军进入武汉，开始参与对武汉的接收。这年，他四十三岁。
在桐柏军区工作的经历在父亲的脑海中印象很深，上世纪70年代笔者在书店里曾经买过一本书，书面叫做《桐柏英雄》，内容就是讲桐柏根据地的故事。一向不爱看小说的父亲对此书爱不释手，置于案头，经常翻阅。他说这就是写的我们当年的地方和故事。后来著名的电影《小花》就是节选此书中有关章节改编的。那时还有一本书父亲没有看到，就是《粮食采购队》，但他看过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影《难忘的战斗》，因为内容与他当时的工作有关——征粮支前，所以也是经常由此提起当年的场景和人物、故事。当年少不更事，未将父亲的话语记录下来。今日再忆，已是恍惚，父辈音容，犹在梦间。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当时武汉处于百废待兴时期，关键就是要发展生产，恢复经济。而当时武汉的工业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几乎处于没有实体工业的状态，农机行业更是一张白纸。要恢复农业生产，就需要很多的农具，特别是高效的新式农具。
父亲在襄北农场见过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留下的那些新式机械化农机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地还可以这样种。这是父亲在鲁西北平原上没有见过的新东西，使他在传统农业方式和战争形态以外见到的第三种生存方式。这决定了他的后半生都和农机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实际上父亲是很关心这些新式农具的，他在1947年就为一个抽纱机的问题向一个叫郭镜明的人去函请教,在他一生当中他都是非常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也愿意学习和钻研新事物。
1949年6月，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接管了原国民党官办的湖北省机械厂和善后事业委员会机械农垦处湖北分处，分别改名为湖北机械总厂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机械农垦处。父亲任处长。
原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善后事业委员会湖北机械农垦处位于汉口沿江大道四维路与五福路之间，这个机构机械、财物多，又被国民党政府多次迫令南迁，但因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员工反对而未迁成。但地下党组织在那里只有一个地下党员，势单力薄。武汉中共地下党组织抓住国民党处长焦急、动摇、不知所措的心理，用人民解放军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他讲了形势，讲了我军政策。指出农垦处是官办企业，必须由人民政府没收接管。要他严守职责，保护资产，有功者奖，破坏者罚。然后附上一张主要资产清单，如有短缺，唯他是问。这以后，国民党处长对地下党组织的护厂互助会，从未说过二话。
解放军进到郊区滠口时，国民党军队破坏开始。工人们为了护厂，把汽车弄坏，多数都开不走了，只修好了六部以敷衍敌人。最令人焦急的是一百多桶汽油，如果被抢走，损失太大；如果被他们点燃，会引起市内大火。要埋，已经来不及了，要转移，又没有运输能力，运不走。怎么办？幸好有个工人急中生智，提出把散在全处的所有空汽油桶，运来堆在上面。国民党军队来后，工人们就说这一大堆全是空汽油桶，国民党士兵推下十几个桶，见果然是空的，便开了修好的六部汽车走了。武汉的地下党组织为解放后武汉的工业发展保存了一批宝贵的人员和资产资源。
当时接收过来的湖北省机械厂职工有400多人，技术人员主要是原湖北省机械厂和善后事业委员会机械农垦处湖北分处的留守人员。
父亲接收善后事业委员会机械农垦处湖北分处时，其实就是接收的一个仓库，库里还有一些被护厂工人特意破坏而保留下来的汽车，几台拖拉机，几台198型柴油机，几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二条小型汽船，一百多桶汽油和柴油以及润滑油料、机械零配件。这些都是联合国善后事业委员会机械农垦处湖北分处准备在湖北开展农业机械化试点的物资，也是中共武汉市地下党组织重点保护的目标。这个被接收的仓库和父亲在襄北见到的那个被遗留在荒凉草甸上的农场，原来都是属于善后事业委员会机械农垦处湖北分处的下辖单位。想必当时父亲接受这个农垦处长的职务，一定与那个荒原上的农场和那批农机有关。
1951年，农垦处撤销，成立湖北农具制造厂（即现湖北柴油机厂）。他又担任了湖北农具制造厂厂长。
岗位名称在变，但管的事情没变。农具厂开始生产和试制铁木步犁，双轮双铧犁等畜力、机引农具和喷雾器，喷粉器、脱粒机等场上作业机械以及轧花机等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当时留厂的技术人员已经在测绘外国产的198型柴油机，准备试制。父亲接手后一边组织农具生产，一边组织柴油机的试制。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失败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后，终于在1954年试制成功198型6-8匹马力柴油机。在此基础上开始创建湖北省柴油机厂，重点转向柴油机制造，一干就是六年。
198型柴油机的试制成功，在湖北农机工业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从此之后湖北农机工业有了自己的心脏和动力。当时有很多新式农具需要试验和推广，但由于没有动力而无法将理想变成现实。由于有了198柴油机这个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使得拖拉机，水泵，发电机，轧花机，脱粒机等一系列的新型农具的研制和生产有了依托。
在那个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时代，198型柴油机的诞生使得湖北农机工业的发展无需受制于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美好理想去一步步的落实，湖北农机工业在文革前领先于其他省份的优势，就在于有了自己的动力源——198型柴油机。围绕着它，父亲建立了一大批技术性人才群，用柴油机零部件配套和上下游配套产品的产业链，为湖北的农机工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对于198型柴油机诞生的意义，现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虽然他现在是个淘汰产品，但它曾有过的辉煌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在这六年里，父亲认真学习，刻苦钻研，认真向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学习机械制造的工艺和管理程序，从一个熟悉传统农业的行政管理者，变成了一个熟悉现代机械工业制造和管理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本身就是一个喜欢钻研和接受新事物的人，他在工作中非常重视科技人员的作用，对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工程师，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将其推举为武汉市特等劳模（此人后经湖北省推荐为全国劳模，进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和毛主席握手合影）。对技术工人也是加以重点培养，鼓励他们学技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团结了工厂里各种人群，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老农具厂的原址在汉口五福路设厂，后迁往汉口辛家地（现在的古田二路），改建成湖北省柴油机厂，是湖北省最早生产柴油机的骨干企业。这是解放后湖北省建立的第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地方国营企业。
父亲后来在大跃进期间还担任了湖北省农具委员会副主任，后半生都与农机具打交道。到1956年他离开时，湖北农具厂（现湖北柴油机厂）已具相当规模，职工发展到1200余人，固定资产原值为217万元，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000万元，年产内燃机450台2700马力，动力一厂年产农用水泵达1200余台。比起那个只能生产畜力农具的农具厂来真是鸟枪換炮了。
建厂后，省农机厅、工业厅以该厂作为试制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的基地。1970年以前主要生产198型6—8马力柴油机、15马力柴油机、5″、6″水泵等。其中198型6—8马柴油机，被农民誉为“钢八匹”“救命机”。1970年批量生产290型—20马力柴油机，与东方红20型拖拉机配套。1973年又在290型柴油机的基础上试制成功“290C”型船用柴油机以供出口。
经过30多年的建设，湖北省柴油机厂在20世纪70-80年代成为湖北机械工业行业的骄傲和支柱。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现在这个国营大厂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获得它的新生。但是在建国后20年里，他是父亲的骄傲和希望。
“省柴”这个名词，我从小时候就不绝于耳，在父亲的工作中，对“省柴”的关注超过了他所管辖的几百家企业中的任何一家，用军队的话说，是精锐部队，嫡系部队。任何时候排任何计划，省柴都是排在第一名。从这里走出了湖北农机行业的最初的一批奠基人，随着他们走向全省，湖北的农机事业就在他们的努力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全国农机行业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当父亲在1973年复职后到全省各地视察时，各地、县接待他的厂长、局长们对他的尊称就是“老厂长”。
早在“大跃进”时期，我国就提出了农业机械化的目标。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的信中指出：“农业机械化问题要在四年内小解决，七年内中解决，十年内大解决。”虽然毛泽东的这种要求在当时是脱离实际的，但是，农业机械化的目标终究确定了下来，嗣后只是对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作了调整。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早已超过当年设想的基本目标了。但是那些农业机械化的奠基人和铺路者的工作和辛苦是不可磨灭的，他们永远是我们应该纪念的先驱者。
1960年1月，湖北省委决定成立农业机械厅，专司农业机械工业发展规划和行业管理。父亲就任湖北农机厅副厅长，主管全省农机修造网的建设和农机科研工作。家里有二张周恩来签署的任命书，上面就是1960年委任父亲任湖北农机厅副厅长和1962年的委任父亲任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的任命。建国初期政务任命还沿用了民国时期的一些做法，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委任状改为红头文件或介绍信。所以这二张委任状现在对我们后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1960年周总理颁发的任命书
1962年周总理颁发的任命书
父亲全身心的投入到创建湖北农业机械修造网络的工作中了，每个月都要到各区县视察农机厂，星期天还要到科研所看新农机的实验。1964年，隶属湖北省工业厅的机械研究所改名为湖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开展农业机械规划和研究工作。这个研究所我们通常简称它为“科研所”（现在的湖北省机械科学研究院，在武昌石牌岭），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很大的分量，笔者小时候经常在父亲的带领下，在这个科研所里度过一个个星期天，观看一台台新型农业机械的操作实验。
1964年6月，湖北省农机学会成立，父亲任第一届理事长。
在父亲呕心沥血的努力下，从1960年到1976年，湖北省农业机械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品种全、产量大的农业机械及配件的研制和生产，满足了农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父亲对与农民使用农机息息相关的农机配件非常重视，把农机配件的生产放在工作的首位。1966年，他在一份自己起草的文件中强调：“农机今明年都要以维修配件第一，协作配件第二，主机第三。一修二配三主机，在计划基建，人力物力财力都应该保证这个原则。”因为当时农机生产数量虽然上去了，但质量方面还是差强人意。农机使用中损坏率较高，如果没有大量的配件配套服务，直接会造成大量的农机无法发挥效率。
至1978年，湖北省农业机械工业的生产门类逐渐齐全，形成了以中小型拖拉机为主，以动力为中心的成龙配套的农业机械工业生产体系。全省共有农业机械企业130个，职工57413人，固定资产（原值）36522万元，重要农业机械产品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做到了每个县都有一个农机具修造厂，能够承担本县的农具修造工作，还能为全省的农业机械工业体系起到配套的作用。
一批批新型农机具在父亲的主持下，走出科研所，走出农机厂，走向田间地头。水田三机（机耕船、插秧机和割晒机）是湖北农业机械发展的主攻方向，在科研所里我们看到过水田三机各个时期的不成熟的研制样品，也看到过经过父亲主持鉴定会鉴定通过的第一代成熟样机。自上世纪70年代这些新型农机大量投入广大农村，极大的提高了农业农作效率，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一轮新高潮。
在这个创业的时期里，父亲并没有忘记他应对人类社会作出的贡献，工作生产双丰收。1950年父亲和我母亲刘永淑结婚，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父亲的六个孩子：大姐郝淑月留在河北高邑，二姐郝灿云作为一名南下干部，到湖南益阳工作。大哥郝灿明，二哥郝灿光，三姐郝灿霞，四姐郝灿虹都先后来到父亲身边参加工作或在校学习。母亲的四个孩子：大哥胡林，二哥胡鑫，姐姐胡燕，三哥胡书林也在父母身边工作或学习。从1951年到1953年，又有三个孩子来到家里：郝建新，郝建初（笔者），郝化安，是一个有着15口人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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