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县长要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扩大生产，快收快藏，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一粒粮。还要组织县大队、区小队等地方武装力量，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敌人清剿扫荡以后，还要安抚群众，组织群众重建家园，解决群众遭敌毒害后的生存问题。
一大堆迫在眉睫的问题等着解决，可能是繁重的行政工作使父亲在军事方面的成就不高。但在和敌人对峙的馆陶县里恐怕没有纯粹的行政工作可言，每一项行政工作都需要军事的保证，父亲随县大队活动的时间要多于在23团的时间。
父亲还要经常性的除奸除霸，对那些汉奸，投敌分子，祸害老百姓的土匪都要实行无情的打击，凡杀一个汉奸土匪，都要由父亲签名盖章，出具布告，让大家都知道被杀的人是罪有应得，同时告诉敌人：这是郝国藩杀的人，你们有种就来找我。如再祸害老百姓，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我们问他杀过多少人，他嘿嘿一笑：“哪里记得清楚！当县长就得为民做主！” 实际上抗日政府出布告就是向人民宣布，在馆陶县的土地上是中国的抗日政府在行使国家权力，是堂堂正正的依法办事，而日寇杀人是外国侵略者的暴行，是非法的。
当县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动员当地青壮年入伍，参加八路军，扩大部队的兵员。父亲在这项工作上是受到了上级的表扬的，因为他能定期以连规模向主力部队输送新兵。
但是在日寇严密封锁的冀南鲁西北平原上，一百多赤手空拳的新兵要安全送到主力部队是很不容易的。在新兵的输送路程上真是险象环生，有一次，父亲去送新兵，100多人只有4只驳壳枪，在清晨的大雾中突然与敌遭遇，他们当即隐蔽在附近的封锁沟里，与敌人擦肩而过。幸而敌人未发觉，等敌人过去之后，立即找最近的村庄的地道钻进去，隐蔽到天黑再走。
23团政委李大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942年3月25日，23团住在广平一带，日军二千四百余人“扫荡”三分区邱县，广平边界地区，23团与敌人周旋时日已多，有了很多反合围的经验，在敌人还没有合拢前尽早突围，所以23团的损失不大。但刚刚从太行山下来的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三营两个连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是由团政委鲍先志同志带领，到冀南来接新兵的，不料在广平东北的烟屯村被敌合围。
七六九团在太行山区主要习惯山地作战，平原作战经验少，发现敌人护卫后，看到在平原地带部队很难隐蔽转移，于是就地据守村落予敌展开激战。七六九团是一二九师红军老底子的部队，尤其是三营是夜袭阳明堡机场立有战功的部队，是很能打的老部队。与敌激战数小时后，敌人死伤累累。但是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多，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把村子紧紧的包围起来。部队几次冲锋突围都没有成功，只有小部分指战员突出来了，其余部队只好固守烟屯村。日军用炮、机枪掩护步兵发动一次次冲锋，都被我军打回去，最后敌人竟然向我军阵地发射毒气瓦斯，我军战士纷纷中毒倒下，敌人这才得以攻下烟屯。战斗结束后日军竟残酷的把烟屯和附近的留女固等几个村庄的房屋全部烧光。”
父亲在动员群众参军入伍前，早就把自己的侄子郝灿祥（大伯的大儿子，我的叔伯大哥）动员入伍。灿祥哥1939年就已经被焦善民发展成为民先队员了，是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参军不久，就因为熟悉当地情况担任了23团的侦察参谋，与敌人周旋在故乡的土地上（解放后曾任山西大同一个军工厂的党委书记）。父亲还向父老乡亲们表态：“二孬（我大哥的小名）现在还小，如果成年能拿枪了，我一定送他上前线。”大哥当时才十二岁，笔者想如果大哥够年龄，父亲一定会送他到部队上参战的。
正是由于父亲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给人民群众起到了一个榜样的作用，才有馆陶人民放心的送子弟参军的场面。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同仇敌忾，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1942年以后在冀南鲁西北平原上坚持抗日对地斗争的八路军大多化整为零，以连为单位活动。这样目标小，易于行动，被敌发现后容易摆脱。即使全军覆没，对全局也无大碍。如有大的行动，秘密集结，打完就散。使敌人的报复无从下手。例如1942年8月8日进行的元城战役，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向元城地区进攻，企图占领元城地区。并向冀鲁豫“蚕食”。为打退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的进攻，冀南三分区部队在陈再道司令员指挥下组织元城战役。8日父亲指挥23团袭击住大名北刘马寨之伪军，毙敌40余人，俘142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百余支。
当时冀南军区组织这样一些打击敌人的作战行动的目的，主要是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会被敌人的进攻气焰所吓倒，以此扩大抗日影响，并且可以获得一些敌人的物资来装备我军。每次攻打以前都是在获取准确情报的前提下，乘敌空虚打下后就撤出，并不和敌人硬碰硬。总之，今天这里打一下，明天那里打一下，搞得日伪军人心慌张，对鼓舞根据地老百姓的抗日士气，坚持冀南抗日阵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父亲对我们讲的很有限的几次战斗经历中，有几次都是突然与敌遭遇，靠地形熟，村庄近且都有地道的有利条件，得以脱身。一次是带着二个警卫员与敌遭遇，他们转身就向临近的村子里跑，到了一道土墙边，一个警卫员在上面拉，一个警卫员在后面推，上面的两个人刚过去，后面的那个警卫员就被追上来的敌人子弹打中牺牲了。不过父亲没有受伤的经历，这也是他津津乐道的。我也很庆幸，有一个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却没有枪伤的父亲，比起那些创伤遍身的将领们，父亲是幸运的。
在文革期间，因造反派武斗，抢枪风行。一次我哥他们不知从何处搞到一只驳壳枪，几个毛头小伙子把枪拆开后不知怎么还原，正在这时父亲走进房间，看到此情，拿起驳壳枪的零件，三下五除二把枪装好，顺势在腿上一擦打开了枪的保险。我在旁边看的是目瞪口呆，父亲一句话没说就走出了房间，可能那时他在回忆那逝去的峥嵘岁月吧？
（据史料记载，仅在1942年敌人大扫荡期间，冀南军区主力部队1年减员6000余人，其中伤旅级干部7人、团级干部10人，牺牲旅级干部6人、团级干部11人，可想对敌斗争是何等惨烈，艰苦卓绝！）
父亲原来是馆陶县当地的知名乡绅，有很高的威望和社会影响力。日寇把父亲当成了一股可以争取的势力，从1938年就开始多次派人来诱降父亲，企图将父亲和他的部队收编到日伪军队，均被父亲严辞拒绝。在共产党员孙建功，阎兆亨等人的帮助下，父亲的部队接受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改编，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日伪的阴谋破产了，他们并不甘心，诱降不成，就来威逼。
据二姐和二哥回忆：1944年春节前的一天，日寇包围了南拐渠村，把抓到的老百姓全部赶到村边的一个干枯的大水坑里，威逼大家交出郝国藩的家人。电影《平原游击队》和《小兵张嘎》里场景和当时场景一样。敌人见老百姓都不开口，就从人群中抓出一个人来，五花大绑头朝下吊在树上，往口里灌辣椒水，严刑逼问，但群众仍无人开口说话。这时敌人找了一个在皇协军里当差，南拐渠附近村里的人（姓石，此人抗战胜利后被镇压）向他追问，他就向日本人告密说：“八路军馆陶县长郝国藩的家眷就是人群中那几个人”。日本人立即派兵从人群中将全家抓出来。当时家人中奶奶因逃避敌人的清剿，早已转移到北拐渠村去躲避。大姐淑月出嫁不在家中、大哥灿明在敌人包围村子时乘乱逃走。有娘、二姐灿云、二哥灿光、三姐灿霞，四姐灿红等五人被敌人抓获。二姐灿云当时17岁，二哥灿光7岁，三姐灿霞4岁，四姐灿红还是个3个月大的婴儿。
二姐回忆说：皇协军将父亲全家老小抓到广平县日本宪兵队里，逼迫二姐灿云给父亲写信，劝他投降，因为二姐灿云既是馆陶县长郝国藩的女儿，还是冀南一专署专员解藴山的儿媳妇，敌人想一箭双雕。二姐对敌人说：我不认字，我也不会写信，其实二姐上过小学。敌人几次威逼，她坚决不写。敌人把她也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关在一个有炕的房间里，每天用腰圆日本军用饭盒给他们送饭，饭菜是从日军的伙食灶上打来的。二哥灿光把饭盒扔在地上：“坚决不吃你们的日本饭。”
敌人把父亲的家人抓到宪兵队后，因威逼二姐写信不成，就派人给父亲带话，要他投降，否则家人不保。父亲回答日寇的话是：“全家人都死了都行，想要我投降，不可能。”
家人被敌人抓到了广平据点，先是关在日本宪兵队，过了一段时间，就換了皇协军的监狱，又过了一段时间，被换到皇协军的一个大队长家里居住，这时大伯郝维藩还来看望过，走时灿光二哥为了追大伯还迷路了半天，后来自己找回来，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过了春节的一天，皇协军把一家五口全部押上一辆大车，送到广平城外，在那里23团的同志将全家五口接到另一辆大车上，送到安全的地方，直到1944年底，父亲指挥23团和县大队合力将南拐渠的鬼子据点挤走后，全家才回到那个被鬼子放火烧毁的家。
二姐回忆：回来才知道，团长家小被敌人抓到据点里的具体情况，被在附近侦察的23团侦察参谋郝灿祥侦知，他马上报告上级，并提出了抓捕敌人人质进行交换的营救方案。上级批准了交换人质的营救方案，在外作战的23团听说团长的家人被绑，立即组织兵力，抓捕了广平据点皇协军单团长的家属，同敌人进行了数轮谈判，转换关押地点就是谈判的结果。因为广平据点的日本驻军经常轮换，皇协军就在日军换防时，将全家人从宪兵队转移到皇协军的监狱里，然后几次转移后，在后换防来的日军不熟悉的情况下，和23团进行交换人质的谈判。这样在全家人被抓一个多月后，23团和皇协军进行了人质交换，将一家人营救出来。但是就在家人被关在据点里的时候，奶奶因受惊吓过度去世了。
在那残酷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史料中记载的馆陶县当时被日伪军糟害的家庭、村庄比比皆是，血泪遍地。日寇抓捕家属威逼抗日将领投降的事例很多：
1939年2月19日，馆陶县的日伪军突袭占领了南馆陶，一些地主汉奸及土匪武装乘机大肆活动。大汉奸张向斗的儿子为报杀父之仇，急忙窜到南馆陶，勾结日伪军于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三）拂晓，带领日伪军300多人直扑南彦寺村，包围了张家大院，扬言“要杀尽张维翰全家，为父报仇”，并悬赏十万大洋活捉张维翰。“筑纵”的敌工人员在事发前三个小时得到敌人罪恶行动的消息，张维翰急速派人赶去南彦寺村送信，告诉家人要立即逃离，张家闻讯后，仓促起身，全家三十多口人分乘五辆大车，匆匆出走，此时正值午夜时分，一家老小冒着风雪严寒，一路急奔，连夜逃出南馆陶，在“筑纵”的接应下渡过卫河，21日凌晨到达冠县。此时，日伪军正气势汹汹地冲入南彦寺村张家大院，发现扑了个空，顿时恼羞成怒，疯狂地进行打、砸、抢，随后更丧心病狂地到处纵火，顷刻间，浓烟四起，火光冲天，整个张家大院化成一片火海。南彦寺村的大火，焚烧了两天两夜，将张家占地数十亩的庭院内外所有的楼宅及财物烧成了一片废墟。张家全家人虽然侥幸逃出虎口，但从此背井离乡，故土难归，曾经闻名南馆陶的张家大户也就从此消失。
1940年日寇在大名县解儿寨烧了大名县抗日县长解藴山家的房子，将解藴山的家人抓进据点，并悬赏收买解藴山的人头，威逼解蕴山屈服。但这些卑鄙的手段丝毫未影响解藴山的抗日情绪，反而愈加坚决。他常说：“群众的家庭就是我的家庭，群众的父母兄弟就是我的父母兄弟。敌人虽残暴，但烧不尽杀不完的。”又说：“家人被杀掉，房屋被烧光，减少了负担，更能使我革命坚定些。”解藴山不屈不挠的抗日意志意志，粉碎了日伪威逼他投降的幻想。
日伪军在冀南、鲁西北一带实行“囚笼”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使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2年4月，麦苗刚到返青阶段，日伪发动“4.29”大扫荡，在平原的村庄间拉大网，搜捕八路军、民兵和抗日干部，在临清县贺伍庄村包围了八路军冀南某部和一些抗日军民，八路军虽然奋力拼杀，但因寡不敌众，我军民被敌人杀害200余人，至今当地的烈士陵园里埋葬着几百名八路军英烈和群众。
1943年，在一次扫荡中馆陶二区吴寨村被包围，八路军卫河支队一个排为掩护群众，与敌激战，有十几名战士壮烈牺牲。敌人为了报复，对吴寨村百姓进行血腥屠杀，有100多名群众被杀死烧死，烧毁房屋上百间。为纪念烈士和死难亲人，父亲代表馆陶县人民政府，批准吴寨村改为英烈屯。
1943年12月21日清晨，大雾弥漫，敌人收到敌特情报，说父亲带领的馆陶县抗日政府在南广才村。2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南广才村，幸而当天抗日政府已经转移，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将全村百姓赶到村东打麦场上，逼问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的下落以及藏粮的地点。民兵武梦田为了掩护群众，假意引敌到村外，被敌识破将武枪杀在村外。敌人又在村内群众中拉出七名青年，全部枪杀。后来当地群众将南广才村改名为八义庄。
1943年2月19日夜，日伪军扫荡到馆陶八区南彦寺村（范筑先将军、张维翰将军均是此村人）。天刚亮，敌人就进了村，开始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一天之中，全村有53人被枪杀、刺刀杀、活埋。6人伤残，25名青年妇女被强奸、轮奸。人们稍有反抗，就被残杀。敌人向村长张寿山逼问八路军和公粮的下落，张寿山坚决不说，被敌人架在火上活活烧死。敌人临走时还抓走了41名青壮年，整个村庄尸横街头凄惨可怖。十几天后，冀南第三专署在朱庄村为张寿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上，馆陶县抗日政府县长郝国藩代表专署宣布，将南彦寺村改名为寿山寺村，以志纪念。
据史料记载，抗战八年，馆陶县有3000多人被杀害，5000多间房屋被烧毁，大批牲口和财物遭抢劫。
在残酷的八年抗战期间，为了激励抗日军民的斗志，缅怀那些为民族解放牺牲的烈士和人民，各地的抗日政府经常用改地名的方式来表示纪念。
例如：1940年3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曲周县、临清县、威县交界区域设立企之县，以纪念1939年牺牲在曲周的曲周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郭企之烈士。
1942年10月，中共冀南区党委和冀南行署决定，将临清县、企之县各一个区及清河县的一部分划出，组成为宏毅县，以纪念牺牲的冀南军区司令员杨宏明和政治部主任孙毅民。
1946年8月，为纪念1943年9月在清平县陈官营战斗中牺牲的鲁西北地委书记肖永智烈士，将清平县改为永智县。（肖永智就是新八旅的第一任政委）
有诗赞：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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