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2年，冀南区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更残酷的阶段。日寇的囚笼政策已进行到深入的阶段，日寇加紧修筑公路，大肆增修碉堡和封锁沟墙，仅从馆陶房儿寨村到永年县南沿村50公里之间，就要通过日军所设的4道封锁线，冀南军区的部队活动余地进一步缩小。为了执行129师《关于1942年工作方向的指示》，冀南地委和行署考虑到父亲在馆陶县有着广泛的上层关系，对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有很大的优势，决定任命父亲为馆陶县县长，仍兼新八旅23团团长，鲁大东(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委书记)任县委书记。鲁大东也是馆陶人，两人对馆陶的情况都熟悉。当时的县委主要由以下人员组成：
县委书记 鲁大东（兼县大队政委）
县 长 郝国藩（兼县大队队长）
组织部长 张树明
宣传部长 崔鸿儒
县大队副大队长 王希麟
县大队副政委 杨丕承
（其余人员不详）
1942年3月25日为统一领导冀南党政军民对敌斗争，冀南区党委决定，县、区长一律兼县、区游击队队长；县、区委书记兼县、区游击队教导员、指导员。这样在县委一元化领导下成立了对敌斗争指挥部，父亲任总指挥，鲁大东任政委，统一领导全县的对敌斗争。冀南区党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立足冀南，励精图治，坚持根据地，不管环境多么困难，斗争多么残酷，决不离开冀南平原。“县不离县”（是指县委、县政府和县游击队的活动不离开本县，在本地区坚持斗争），冀南党和八路军要始终和冀南人民在一起，与冀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生死与共。
为了增强对敌斗争的军事力量，父亲把23团二营的两个连调到县大队，还特意把23团的虎将王希麟和杨丕承调来任县大队副大队长和副政委。王、杨二人通力配合，他们对县大队和各区分队进行了组织整顿，提高了其战斗力。又恢复了区分队和各村的民兵队，使得馆陶县的对敌斗争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
2月，县大队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设伏西苏村，击溃“扫荡”的日伪军。此后，县大队不断出击，逐步扩大根据地，敌人只能龟缩在少数据点和县城里。1943年，县大队连续拔掉么庄、徐村、张官寨3个敌据点；1944年，又驱逐了护法寺、南拐渠两个据点，在这些对敌斗争中，县大队副大队长王希麟功不可没。
当时对敌斗争重点是围困敌人设在护法寺村和南拐渠村的两个据点。因为南拐渠地区是八路军很多后方机构安置的地区，敌据点的设立对我军的后方机关形成了很大的威胁。由于据点切断了馆陶南北之间的联系，馆陶县委分成了南北两个领导组进行工作，父亲带南领导组(县长郝国藩；宣传部长张光远；公安科长张树堂)，在南馆陶区域进行对敌斗争。
父亲组织县大队和武工队对上述两个据点采取打伏击，断敌粮道，平时发动群众不出人，不出粮，不出物资，不出劳力。在敌人出动抢粮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进行反资敌活动。敌人每次扫荡必受打击，必有伤亡，必迅速逃回，敌人的火葬炉必冒烟，成了两个死据点。由于方法得当，斗争有力，迫使两个据点的敌人在1944年年内全部撤走。
武工队成立后，深入敌占区，在群众的帮助下，惩治敌特、汉奸，打入敌人内部，瓦解争取伪人员，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据当年的武工队员吴福祥回忆：“当时武工队还兼县公安局的工作。有一次武工队发现有一个汉奸经常为据点里的敌人送白面（毒品），决定抓捕。在抓捕过程中，汉奸要跑，武工队将他当场击毙。回来向郝国藩县长报告，郝县长表扬我们打得好，干的对，消灭了汉奸，要补一个布告，警告敌人和汉奸。为了围困护法寺的敌人，不给敌人抢粮的机会，据点周围五里以内都不能种地，武工队员范朝杰家的十亩地都在这个范围内，郝县长批准免交公粮，解决了战士的后顾之忧。”
为了加强武工队的力量，父亲把自己的警卫员陈钦海也调给了武工队，十一个人组成了精干的武工队。县大队与武工队的配合十分协调，因为县大队和武工队的主要干部都是父亲亲自在23团的干部基础上调配的，工作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有情况，要兵有兵，要枪有枪。由于武装斗争和敌工工作做得好，经常使敌人相互之间失去联络，尤其是南馆陶的敌人和南拐渠的敌人更不敢联系。除非日军组织大扫荡时，相邻据点的敌人才能接触，平常被馆陶军民封锁的不得动弹。
父亲任馆陶县长之后在组建馆陶三三制抗日政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在争取和团结爱国士绅和上层名流人物参政议政方面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他原在4馆陶八区任区长，旧关系特别多。新八旅政委兼冀南三分区地委书记肖永智就充分发挥了父亲掌握的这些关系资源，让父亲给各个县里当了汉奸的伪军头目们写信，要他们看清形势，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要人在曹营心在汉等等，争取了不少伪军人员为八路军服务。
当时，馆陶各地的敌人据点内几乎都有我们的内线关系，在伪军内部建立了许多关系网，所以在敌人“扫荡”时，我们的小部队有时甚至可以躲进敌人的据点里面去住。由于敌伪工作做得好，还抢救出不少被俘的领导干部。如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同志，1942年10月在敌人的合围中，骑马突围，腿被打断，不幸被敌人抓去，没有暴露身份。由于有内线关系，对敌人押送刘志坚主任的时间、路线我军都知道的一清二楚，20团副团长楚大明组织部队在敌人押送的半途之中顺利的营救出刘志坚。
1943年，冀南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先是大旱8个月，接着又是蝗虫灾害，8月下旬至9月初连降大雨，造成历史上罕见的水灾。日寇灭绝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将多处运河堤掘开，受害达30余县，使冀南地区一片汪洋，霍乱瘟疫流行，近百万人流离失所。
为了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保存干部，持久抗战，毛主席、党中央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1943年，以战略眼光审时度势，把正在抗日前线与日寇进行浴血奋战的党政军许多领导干部，抽回延安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按照当时宋任穷的说法：留在根据地的干部叫做“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做“反攻干部”，就是保存革命骨干，为向日寇大反攻时作准备。如新八旅旅长张维翰，馆陶县委书记鲁大东，23团政委李大清都抽调到延安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属于“反攻干部”，而父亲就是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咬牙干部”之一。
父亲和县委其他领导一起组织群众与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部队节衣缩食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当时为了解决冀南地区的缺粮问题，冀南区党委从邻近情况较好的冀鲁豫边区借粮300万斤，麦种50万斤。父亲亲自带领23团和县大队，到卫东接运23团李大清政委从卫东开辟区域筹到的粮食，掩护运粮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有一次用了几十辆马车运了好几次，缓解了卫西根据地严重缺粮的状况。
由于23团、县大队和武工队的英勇作战和对敌政治工作的效果，使得据点里的敌人晚上不敢轻举妄动。过封锁线时，我方敌工人员先打招呼，过沟时喊一声“23团今晚过路。”驻防的敌人就不敢有所动作，都被23团打怕了。灾后为恢复生产，父亲组织县机关的工作人员下乡指导，父亲亲自和群众一起拉犁耕地，深得群众拥护，带领群众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1942年冬到1943年春，可以说是冀南根据地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受到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与敌人斗，一方面与天斗，真可谓天灾人祸一起来。为了减轻冀南人民的负担，冀南军区在上级领导的安排下，再次精简部队。机关减了百分之八十多，一个分区仅保留了一个团。冀南三分区就留了23团，而且实际上的作战部队只留了五个连，还分成两部分活动，父亲带着两个连活动在南馆陶地区。直到1943年下半年冀南根据地的严重局面才开始逐步好转，冀南的八路军和根据地的人民没有被敌人的残酷的“扫荡”所吓倒，没有被持续的灾害撵跑，父亲和23团始终和馆陶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坚持战斗在馆陶大地上。
在生活最困难的1943年，上级号召机关干部群众都要搞生产自救。父亲亲自拾粪，带领群众大搞生产。还在冀南三分区区委机关报《人山报》发表文章，大意是歌颂劳动光荣和庄稼人耕田之辛苦，鼓励群众积极生产，度过灾荒。
当时县政府驻在翟庄，父亲见庄里有个地主的一大块场地约有四、五亩，在那里闲着。就和那个地主商量，把这个场地借给县政府种菜。地主同意了，可是机关的干部们却怕长不好，不太乐意去种。有些老农也说：“能当十年路，不当一年场。这个场用了几十年，地硬的象钢，怎么能长菜？”父亲说：“地硬不要紧，只要我们动手做，就可以把他开垦出来，种上菜，改善生活。”
说干就干，父亲带领县政府的小伙子们将这块硬地改造成了一大片菜园。后来满园碧绿，种出来的菜除了机关食用以外，还拿出一部分来送给烈军属。看到满园的收获，干部群众都称赞父亲是“种菜能手”。父亲的这个种菜手艺，在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和1972年躬耕皂市时期都着实的秀了一把，对那时的家庭生活很有补益。
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与敌作战的事迹记载，都是我从一些资料中查询到的，只能是挂一漏万，不能全面的表现父亲对敌斗争的全部。父亲身材魁梧，体态较胖，有一个父亲的同乡老战友和我们小辈说故事时说:“你爸爸打仗时不能骑马，要骑骡子，因为太胖，只有骡子才能驮着他驰骋沙场，当时只要在过封锁沟时喊一声23团今晚过路，炮楼里的敌人一枪都不敢放。”骑骡子成为父亲的一个特征，敌我双方全都知道骑骡子的就是郝团长。因为当时其他的人骑的都是马，马比骡子跑得快。
另一个老战友罗崇福（23团副团长，解放时任川南军区后勤部长）告诉我们：有一次父亲骑着黑骡子，带着7个警卫员到区里检查工作。在平原上被一伙伪军发现了，敌人很快就围上来了，父亲他们把骡子隐藏在封锁沟里，沿着封锁沟向附近的村庄转移，在群众的掩护下进入村庄里的堡垒户，钻进地道摆脱了敌人。敌人在封锁沟里发现了被隐蔽在那儿的黑骡子，一个汉奸认得这是郝县长的骡子，就说：“今天可捞到大鱼了，这是郝县长的骡子，刚才进村的一定是郝县长。”敌人在村子里好一阵折腾，也没有找到父亲，只好耷拉着脑袋回据点。
父亲的老战友，23团政委李大清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针对日伪军频繁的及疯狂的“扫荡”合围，冀南根据地的抗日军民也采取了相应的斗争策略。挖地道就是一个对付敌人的好办法，当时冀南三分区所在的老根据地内，群众到处挖地道，家家户户，村与村都挖通了，村里的街道也进行了改造，用半截砖砌死，敌人进村后到处受阻。遇到敌人合围时，小分队就可以及时转入地下隐蔽。在日伪多次合围中，冀南三分区党政军机关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地道和地洞起了很大的作用。封锁沟也是如此，冀南三分区安排把很多路段的封锁沟挖通，利用这些路沟隐蔽行动，在平原地带要是没有这些地道和路沟，遭到敌人合围，那损失就要大得多。以地道战这个办法来对付敌人，使敌人打我打不着，而我想藏就藏，想打就打，这也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地道战就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创造出来的好战法。”
父亲平时配有4个警卫员，好几个都在战争中因为掩护父亲英勇牺牲了，在后面一章《父亲的警卫员》中有叙述。
罗崇福在回忆那段残酷的斗争岁月时说：“当时真是很困难，敌人封锁的严，搞不到吃的，不过23团有郝团长在，不怕。他是县长，家里有地，没吃的就到他家去，吃饱了再走。”大哥回忆说：“1943年夏天，23团打护法寺据点回来，全团千把人在南拐渠村休整，消暑吃了四大车西瓜，全是从自家地里摘的。”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父亲除了采购粮食，动员开荒种地，再就是动员当地富户主动捐粮借粮，如南彦寺村的村长张寿山一次就捐粮10石。父亲家中的粮食也是主要供给了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和部队干部。据大哥回忆：“家中的粮食仅仅够吃，其余的全部都是公家人来吃了。”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父亲还很注意对同志的战友情份，23团政委李大清同志是个红军干部，参加过长征，身经百战，英勇无比。但直到1943年，年已二十七岁，尚未成家。新八旅的领导都很关心他，肖永智政委在军地干部联席会上要求地方干部给李政委介绍对象。父亲会后就和李大清说：“李政委，你看分区宣传队女同志和馆陶县的妇女干部，哪个合适，我一定帮忙。”1943年6月就介绍了馆陶县浅口区妇救会主任韩克和李大清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李大清和韩克就在1943年10月经组织批准结婚了，张维翰旅长是他们的证婚人。婚后两口子和张维翰旅长一起到延安学习，以后风雨同舟60年，谱就一段战地佳话。
在当时冀南三分区区委办有机关报《人山报》，《人山报》在馆陶抗日军民中是独家报纸。报纸及时反映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敌斗争的胜利消息、生产救灾等重大事件，县委干部除在一定时间到地委开会听到外，平时全靠《人山报》传播。在《人山报》中对馆陶地区的对敌斗争有记载：
塔头民兵保卫战
1941年7月，南馆陶据点敌人300多人，黎明包围了村庄。村民兵30余人和全体自卫队员坚守村头阵地。抗击敌人进攻，敌人用迫击炮、机枪几次进攻，均被打退。与敌激战四小时，敌人施放毒气，我民兵除4人突围撤出战斗外，其余全部牺牲，他们的事迹闻名冀南。
奔袭成安县城。
1942年9月27日，我22团、23团和26团各一部，乘驻成安之敌外出“扫荡”城内空虚之际，奔袭该城。激战彻夜，将该县伪警备队、新民会、县公署全部解决。俘伪军、伪职员50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长短枪240支。我伤亡2人。
攻打南馆陶据点
1943年春，地方武装县大队在政委鲁大东、副大队长王希麟、副政委杨丕承率领下，攻入南馆陶据点。杀伤和俘虏伪军数十人，解救了一批被抓取的群众，夺回耕牛数十头，影响较大。
汤村西伏击战
1944年9月，日伪军500余人到馆陶二区的汤村去扫荡，父亲指挥23团两个连和县大队、区小队埋伏在汤村西，伏击了日伪军，打死了日本顾问和日伪军多人。
和尚寨战斗
1945年6月17日，日军200余人伪军500余人，大车数十辆，到馆陶贾寨、和尚寨一带抢粮。我新八旅将敌人包围，旅长张维翰、副旅长孔庆德亲临前线指挥。我军攻入村中与敌人激战。毙敌大队长以下官兵180余人，俘敌小队长以下官兵10余人，给扫荡之敌以致命打击。
当时八路军129师挺进冀中、冀南平原，对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很多习惯了山地游击的红军干部脑子里都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冀南的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
针对这种想法，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在《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创造平原地区的“人山”的口号。这的确是极不寻常的一句口号。它不仅仅反映了徐向前的创造性思维，更反映了徐向前大无畏的精神，敢于战胜敌人的信心和知难而上的勇气。
“人山”实际上就是人民用血肉筑起的新的长城。所以冀南三分区区委就用“人山”作为机关报的报名。
父亲对《人山报》非常关心，经常指导通讯员工作,还给报纸写稿。这一点在当时《人山报》通讯员肖寒（建国后曾任煤炭部长）的回忆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有诗赞：神州尚有英雄在，堪笑法西意气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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