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山东第六专署督察专员兼聊城保安司令范筑先（馆陶八区南彦寺村人）在共产党人张维翰（馆陶八区南彦寺村人）、姚第鸿（1938年与范筑先一起殉国），王幼平（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等人帮助下，在山东聊城地区举起了抗日大旗，组成了“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
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范筑先先后将多股民众起义武装和民团武装改编或收编成为抗日队伍，组成了35个支队，号称“十万铁军”!张维翰当时收编了各地地方武装约一万人，组成了十支队。
1938年底日寇大举进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勾结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破坏鲁西北抗战的大好局面，在日军进攻聊城时，不派兵增援。使范筑先只掌握着警察和保安队等少数武装，坚守聊城，以致城破失守，范筑先壮烈殉国。
范筑先牺牲后，鲁西北抗战局面发生了混乱和分化，中共中央对这种情况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11月24日，由毛泽东等签署的《中共中央对范筑先部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应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其部队，实际帮助范（筑先）区作战”，为此，决定派八路军主力部队前往范（筑先）区，迅速促成以十支队为基础，团结其他部队，组成纵队，成为鲁西北抗战及团结范部之核心。
1938年12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组织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政委肖永智，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参谋长王波，开赴馆陶、冠县一带。1939年1月，在馆陶县七区万善召开军事会议，张霖之、张维翰、李聚奎、王幼平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商讨了建立“先纵”和“筑纵”的问题。
1月14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第十支队改为筑先纵队，司令员张维翰，参谋长胡超伦，政治部主任袁仲贤，副主任巩固，下辖6个团，约7000余人。筑先纵队在名义上不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7月6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筑先纵队正式明确由一二九师指挥）。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的成立，加强了鲁西北的抗日武装力量，使鲁西北抗日武装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标志着共产党八路军在鲁西北公开抗战的开始。
以父亲为首的馆陶八区抗日人民自卫团是以馆陶县六区、八区的地主士绅们集资建立的，虽然名义上是抗日自卫团，但始终驻扎河西八区一带，以保土安民为主要目标，像一个股份制的保安公司一样。因为各家各户都出了钱，枪，人，士绅们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这笔财产无谓的损耗掉，只想让他们给自己看家护院。这支部队成立时，兵员是雇来的，军饷一部分是地主出的，一部分是从农民那里收来的。队长每月十五元大洋，士兵每月8元～10元大洋，枪是各个地主们出的，所以改编的阻力很大。
聊城失守后，馆陶县形势紧张。这时国民党第四区专员袁聘之曾派人来争取改编他们，驻聊城的日军和伪军也写信拉拢他们。共产党派王乐亭（解放后任贵州政协副主席）、王化云（解放后曾任黄河水委会主任）等同志对馆陶县上层人物和父亲做了不少的思想动员工作，竭力引导他们到八路军一方，馆陶县党组织专门选派了孙建功同志到自卫团任政治部主任，重点做父亲的思想工作。
自卫团内部斗争很激烈，在馆陶八区抗日人民自卫团的领导层里，成分很复杂，有以李尚达（副团长）为首的地主阶级的投降派想投靠日军，以王传（副团长）为首的正统派认为国民党是正统，主张投靠国民党。父亲在孙建功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思想认识提高很快，认为只有跟共产党、八路军走才有前途，以父亲为首的一部分中层干部坚决同意接受八路军的改编。大多数的地主、士绅因个人利益关系，既不愿意让八路军改编，也不愿意投降日寇，只想保存实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1938年12月，八路军先遣纵队工作团来到房儿寨，提出要改编抗日人民自卫团为筑先抗日纵队，要求三天之内作答复。
在房儿寨丁字街路东抗日人民自卫团团部由父亲主持召开了六、八区有影响的人物、地主、士绅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八区的上层人物如张维藩、李尚达、王老怡等，自卫团的中层领导人如孙建功、崔玉璞、郭冠英和张国俊、张士杰、张文贞、王希麟等也参加了会议。
张维藩在六、八区而且在馆陶县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二哥张维玺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他的五弟张维翰就是筑先抗日纵队的司令员，抗日人民自卫团副团长王传是他的妹夫。张维藩同意改编抗日人民自卫团为筑先纵队独立团是有目的性，因为在张维藩的想法中，抗日人民自卫团不管改编与否，都是在他张家的掌控之中。张维藩在馆陶县有影响力，但在自卫团里没有职位，父亲是自卫团里的关键人物，握有实权，自卫团的大部分营连排干部只听命于父亲。
在会上，父亲、张维藩力排众议，明确地表了态。父亲在会上慷慨陈词：“我们投降日本，去当汉奸卖国贼呢？还是投靠国民党去压迫人民呢？这两条路都行不通。当汉奸就是像秦桧一样，遭到人民的唾骂，遗臭万年！投靠国民党吗？那还是欺压人民，会走向无底的深渊。这两条路都不能走，只有接受筑先抗日纵队的改编，继承范司令的遗志，抗日救国，保卫家乡，人人做抗日英雄，这是一条光明大道……”
父亲的讲话极大的震动了在场的人们，会场上议论纷纷，张维藩说：“国藩说得对，我们不能当汉奸，遗臭万年，也不能投靠国民党，为民众所唾骂，只有接受筑先纵队的改编，归张司令领导才是康庄大道”。孙建功，王希麟等自卫团的政工、军事中层领导人也纷纷发言赞成归“筑纵”改编。大势所趋，在场的一些想投靠国民党的士绅和他们的代表也不得不赞成归“筑纵”改编。而原想在会上提出投靠日本人当汉奸的李尚达是鸭窝地主刘国政的大管家，担任过县民团的总团长，但他最怕张维藩（李尚达曾在张家做过帮工，因其行为不端，被张维藩赶出家门），张维藩一表态，李尚达也不得不改变想投降日寇的主张，同意接受筑先纵队的改编。
父亲派李振声、秦善扬到北馆陶找到筑先纵队司令部，要求张维翰派人来，马上改编抗日人民自卫团。1939年1月，中共馆陶县委将县游击队、县青年抗日挺进队合并并入馆陶县抗日人民自卫团，将其正式改编为“筑先抗日纵队独立团”，团长郝国藩，副团长李尚达、张文桢，政治部主任孙建功，参谋长罗玉璞，政治部副主任阎兆亨。
下辖两个营，每个营三个连，团部有一个直属手枪连（也称警卫连），一营长张国俊，教导员崔玉璞；一连连长张青云，二连连长张廷襄；三连连长王道周，二营营长王希麟，教导员郭冠英；四连连长蔡新法，五连连长张士杰，六连连长霍树栋；手枪连连长王学德。
改编成筑纵独立团后，党组织动员了许多青年加入独立团，兵员从原来的700多人增加到1500多人。除了原来的枪支，又动员地主家把隐藏的枪支弹药全部交出来。枪支种类很多，有“捷克式”，“三八式”，“汉阳造”，还有五挺机枪。这些枪支的来源比较复杂，但大部分都是国民党部队南逃时，散兵游勇丢弃或用来换食物、路费而流落民间的。枪支动员的方法一是政治动员“抗日救国，不分穷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二是打借条，盖上公章，打败日本再还。双管齐下，枪支问题也解决了。
同时筑先纵队政治部也派政工干部宁仲魁、胡若蒸、王佩良、秦孟山、李鸣歧、楚连杰、张惠卿等人到独立团担任连队指导员、政工干事等职，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这时部队里的中共党组织也公开了，团有政治部，营有教导员，连有指导员，积极地在部队里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独立团成立后，抗战和投降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特别是与投降派的代表李尚达的斗争。
李尚达是鸭窝地主刘国政的亲信，他生性贪财好色，追求享乐，虽然身任筑先纵队独立团副团长，但从不抗日，对作政工的共产党员横加指责，不同意给士兵上政治课，不同意教唱抗日歌曲，而向士兵宣讲国民党升官发财、吃喝玩乐那一套。他拥有三房妻妾，生活腐化堕落，吸食毒品。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共产党和父亲对他一直采取争取教育的作法。
1939年4月，县委得知他与大名汉奸勾结，企图策划部队投靠日伪军，县委立即决定除掉李尚达，锄奸决定下达给卫河支队，卫河支队经过周密安排，得知李尚达到了鸭窝地主刘国政家，派新组建的卫河一中队迅速赶到那里，以驻防为由要求进入刘家大院，刘国政不想让部队驻到院内，让李尚达出来说情，一中队趁机抓住李尚达，宣布了他的罪名，抄了刘国政的家，搜出日本太阳旗和枪支，抓住了李尚达妄图投靠日伪军的铁证。
独立团参谋处一些支持李尚达的人得知消息，大叫：“我们的副团长被抓，这是欺负我们独立团”，还放出谣言：郝团长也被扣留在鸭窝。他们以团部的名义下令一营和二营一起出动，包围鸭窝消灭卫河支队。
当时在一营和二营的共产党员教导员崔玉璞和郭冠英及时控制了部队，与营长张国俊、王希麟一起抵制了参谋处的命令。郭冠英连夜赶到鸭窝，找到正在李尚达家里的父亲，请示如何处置部队。（当时李尚达的家人正在纠缠父亲，要求发兵救李尚达）。
郭冠英问父亲：“你在这里有危险吗？”父亲说：“我虽在虎口，但安如泰山”。郭冠英问父亲：“参谋处下命令要发兵打卫河支队，救李尚达，我们该怎么办？”父亲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发一兵一卒，你赶快回去控制部队。”郭冠英说：“口说无凭，你写个条子。”
父亲马上写了个条子：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发兵。郑重的签上了他的名字。郭冠英拿着父亲写的命令，骑马飞奔赶回驻地南拐渠，向正在被参谋处那些人围攻的团政治部主任孙建功汇报，宣读了父亲的命令，压制了参谋处那些人的气焰，避免了一场内战。
晚上卫河一中队撤出了鸭窝，在南盘将李尚达处决，处决了李尚达，一是消除了内部的隐患，大快人心，二是稳定了新组建的部队情绪。三是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
另一个抗日自卫团的副团长王传，因不愿与共产党合作被解职，回家当了两面政权的村长。
在清除了这些反动势力在抗日自卫团的残余势力后，独立团已经是由中共馆陶县委掌握的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这对馆陶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也是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一步。
1939年10月，父亲由孙建功和周全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份子，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从此他的一生都在为实现民族和人类的解放奋斗。
从父亲，李尚达、王传三个人同时站在人生历程三岔口上，却同时向不同的方向迈出决定自己人生的关键一步来看，他们都用自己的经历和生命证明了一个真理：决定一个人人生的关键步骤并不多，但一定不能走错。
部队改编成功之后，父亲做了一件以前很想做但没有做成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馆陶县农民的土地，每分加三厘空，就是一亩地给农民增加三厘的农业税，而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则少纳税或者不纳税。原因是地主勾结政府税务人员将自己的土地强加在农民的地亩账上。农民苦不堪言，有的农民将地卖光，穷无立锥，还得负担几分和几亩的农业税。
父亲对此早有不满，但苦于无权除此弊端。馆陶县城失陷之前，原县政府将银匮（地亩的账册）转移到大刘庄，埋在大地主刘老聘家。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在三月上旬通知二营驻扎大刘庄。他将匮头秦XX请出，让他通知散逃在家的银匮人员，都集中在大刘庄。父亲动员他们为民除害，将全县农民每亩地上的三厘空全部从地亩账上去掉。
秦匮头和他的手下都战战兢兢地说：“郝团长，这是皇粮国账，谁敢动一分一毫。”秦匮头苦苦哀求：“郝团长，这个账不能动，谁动了，抄家灭族。那还了得！”父亲很郑重地对他说：“你们想一下，地主有地，农民拿粮缴税，这合理吗？”匮头连连点头：“不合理，不合理！”父亲说：“不合理就要纠正过来。农民每亩加三厘空是谁搞的？是地主借你们的手，加在农民身上的，难道你们不该把这三厘空给农民去掉吗？你们怕地主给你们加罪，难道不怕农民给你们加罪吗？你们放心，这个责任我完全承担，不干你们的事。你们好好分分工，明天动账，我已经安排好你们的生活，谁也不许外出，就这么办……”父亲的一番话把秦匮头和银匮办事人都震慑住了，再看看门口站着的全副武装的战士，只好从命。
第二天，银匮办事人打开银匮取出地亩账，一户一户的计算更改。十来天，就搞完了，为馆陶农民除了一大害，农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拍手称快。这一批地亩账被父亲掌握之后，对他后来当馆陶县长有很大的帮助。
这件事也迅速地使父亲的威信空前提高，独立团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对独立团后来的扩军整军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很多青壮年积极参军，改变了独立团的成分和充实了独立团的力量。
有诗赞：民族自救抗日军，铁血壮志坚，杀敌救国复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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