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馆陶县第八区的几名共产党员梁兴邦、张祥甫（张西林，解放后曾任广州军区陆军后勤部部长）立即按上级指示活动起来。在几个区内组织了青年抗日救国会，以后又和大名县的冯洋舟，王纪明（解放后曾任江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解藴山，李大磊，广平县的栗汇川（解放后曾任湖南津市市委书记）等中共地下党员联合起来组织了“大名、馆陶、广平”三县边区抗日救国会，并开始组织民团武装进行收枪活动，将散落乡间的溃兵武器收集起来，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他们的这些行动被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他以后的行动起了深刻的影响。
当时馆陶县的国民党县长也慌忙逃窜，致使馆陶县政府成为无主之政府，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是1938年12月间才到达馆陶地区，日本人当时只占领大城市，尚未到达馆陶地区，这时在馆陶地区出现了一时的权力真空。一时间散兵游勇乱窜，土匪横行乡里，馆陶县的地主士绅们都成了无头的苍蝇，不知如何是好。没实力的小地主把枪埋藏起来，有些有实力的大地主把民团队伍拉到自己家里，当成看家护院的家丁使用。
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想：这些枪支和人员都应该投入到抗日战场上，怎么能沦为个人的私产？自己原是馆陶县八区区长，应该把这些武器掌握起来，组织民团抗日救国。于是他就召集各乡乡长和知名士绅开会商议，在会上却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这些人对到了手的既得利益都不想放弃。
在遭到乡绅会议的失败后，共产党员梁兴邦（时任中共馆陶县委书记）了解了这个情况，当即与父亲约定时间，1937年10月的一天，在北园小学靖濡之处和解藴山、李大磊，靖濡之等会面。几位共产党员一起向父亲做思想工作，讲解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又谈了共产党在其他地区大量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促进地主抗日的经验。
这些先进的思想，有用的经验都说到父亲的心坎上了，解决了很多他想解决而又无力解决的问题，极大的鼓舞和坚定了父亲抗日救国的信心。
会谈达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接着他们又商定如何分头把馆陶和大名两县的民团组织起来，引向抗日救国之路，两县如何互通情报，互相支援，逐步扩大两县联防范围等具体事宜。
会上商定由解藴山、李大磊搞大名六区，父亲搞馆陶八区。北园小学会议对馆陶抗日人民自卫团的成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父亲开始有意识的走上革命道路，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
北园小学会议之后，阎兆亨、靳学诗（已牺牲）闻讯从外地赶回，作为父亲的参谋，帮助父亲赞划组建馆陶抗日人民自卫团的事情。当时在馆陶县境内土匪已经非常猖獗，大的土匪集团有吴作修，武金亭，王来贤，王金甲等，号称“十八杆”，每股土匪聚众都在几百~千人以上。土匪们通过收缴溃退的国民党军武器，收容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土匪的装备都比一般民团要好很多。土匪主要是窜行乡间，打家劫舍，主要目标是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庄和富户。
1937年下半年匪患开始向馆陶八区蔓延，不时有匪帮向八区进攻滋扰，收缴民间枪支。为了保护本乡本土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父亲带领本区的民团北援庄固、长洞、翟庄两次，和正在收枪扰民的吴作修、武金亭两股约有四、五百人的土匪激战，将其击退。南援卢里、鸭窝两次，并和广平县张洞民团取得联系，进行联防联保，一时间稳定了局势，保护了馆陶八区的安全。
由于看到父亲带领的民团获得这么多的战绩，有效的保证了馆陶八区乡民的安全，父亲的威望在当地迅速提高，孟良寨、孙店、卢里、范庄、交庄等偏僻穷乡纷纷要求将全区民团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各村的大地主在土匪的压迫下，看到埋枪不行，单个看家护院也不行，都无法抗拒土匪的侵害。也以支援父亲抵御土匪的名义，由西庄固的大地主张仲宝出面邀请各乡士绅，各乡乡长在房儿寨镇公所（镇长王传）开会商议。
父亲在会议上慷慨陈词，晓以大义，把北园小学会议上和解藴山他们商定的抗日主张，和成立抗日人民自卫团的意思都讲给与会的士绅乡长们听。在土匪侵扰的压力下，在父亲的号召下，以及看到父亲带领民团取得的反土匪的实绩，与会的士绅乡长们一致同意组成馆陶县第八区抗日人民自卫团。由父亲担任团长，由王传、李尚达任副团长。组成一个团部，负责指挥作战。下设四个大队，将原来散落在各乡各村的人枪都集中起来，一共有400多支枪，500多人。
王传当时任房儿寨镇镇长，是当地的一霸，但在父亲面前还是要礼让三分，一是父亲任区长，二是父亲人缘好，三是父亲在当地以秉性刚直，坚持真理著称。在群众中有这样的传说：“王传的根硬，郝国藩的理正。”父亲的为人和群众中的口碑由此可见一斑。李尚达是鸭窝地主刘国政的大管家，担任过县民团的总团长，是作为刘国政的代表参与抗日人民自卫团的事情的。
在张维衡和张维藩两兄弟的倡议下，乡绅们还成立了馆陶县第八区人民自卫社，名义上负责自卫团的粮饷供应，实际上就是为了控制抗日人民自卫团的行动，推选了张维藩（新八旅旅长张维翰的四哥）为社长，刘国政、张仲宝几个大地主为副社长。父亲虽然知道自卫社是为了控制他的行动而设，但为了保证新成立的抗日人民自卫团能够筹到粮饷，能够实际的生存下去，也就同意了他们的做法。
但馆陶县的地下党组织对此现象很注意，认为馆陶八区成立这样两个平行的组织对中共今后掌握这支部队很不利，人民自卫社将成为今后的障碍。馆陶地下党组织立即向鲁西特委做了汇报，要求上级下令委任父亲为馆陶县抗日自卫团团长兼馆陶第八区区长。1937年底，张维翰得知人民自卫社有通敌行为，与大名的敌人勾结，十分气愤，下令解散人民自卫社，通缉张子平、刘国政。张、刘两人外逃后，抗日人民自卫团就直接由父亲领导。
1938年4月，山东第六专署督察专员兼聊城保安司令范筑先和十支队领导人张维翰亲到馆陶八区，面见父亲，任命他馆陶县抗日自卫团团长兼馆陶第八区区长。部队升级了，脱离了八区自卫社的控制范围，解决了部队领导权的问题。
为了牢牢的将这支队伍掌握在共产党手中，馆陶县地下党组织选派了孙建功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一直在父亲身边担任参谋的阎兆亨担任副主任。发动了一批青年学生到各中队任班排长，帮助物色了一些退伍军人或共产党员，如郭冠英，崔玉璞，冯驚涛等人任营长、指导员、政工干事等职，发展部分连排长为中共党员，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工作，淘汰了一些不适合在部队里呆的少爷公子和老弱病残。部队那种生龙活虎的状态出来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父亲看到这些很高兴，对郭冠英说：“你们来了以后，自卫团的战士换了新的灵魂，部队活跃了，纪律也好多了。”
但副团长李尚达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对政工人员和政治工作十分反感，百般阻扰，连唱抗日歌曲都反对：“你们唱歌，一不能剿匪，二不能升官发财，还不如打几圈麻将。”对政治指导员的工作吹毛求疵，横加指责。
1938年11月的一天，李尚达以不许通行为借口，设卡强行扣留了二车盐，每车扣二十块大洋，当郭冠英劝阻不住时，郭立即向父亲汇报，父亲严令李尚达将扣留的物资退还给商户。在父亲的压力下，李尚达不得不将大车放行，并退还了罚款。在独立团的领导问题上，父亲与李尚达进行了很多次的斗争，也为双方以后走上不同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馆陶八区抗日人民自卫团建立之后，父亲率部先后击退了土匪吴作修、武金亭对馆陶六区浅口、范庄以南和八区的武装滋扰，保卫了浅口以南和整个八区，在第二次对土匪的战斗中，二大队大队长王耀东牺牲了，副大队长王希麟当即继任，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打退土匪的进攻。
随后又率部参加了由范筑先指挥的到河北冠县打土匪韩春和的战斗。参加了张维翰领导的十支队支持馆陶县抗日县长韩树义，拒绝国民党县长崔子平和国民党第二团进驻馆陶的斗争。这些战斗既锻炼了队伍，也提高了父亲的威望，对以后接受八路军改编打下了基础。
父亲在馆陶八区主政期间，非常积极的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工作。在馆陶其他区、乡、村政权全部都是国民政府的原班人马，对共产党、八路军工作团人员非常不友好，开展工作非常困难。但到了八区时得到父亲的大力支持，开展工作非常顺利。父亲亲自参加八路军东进纵队工作团的工作，介绍情况，提出工作上的参考意见。馆陶八区组织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性抗日组织都比其它区要顺利。在当地共产党领导下和在群众性抗日组织的帮助下，馆陶第八区逐渐发展成为馆陶县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日军侵占馆陶县城后，馆陶八区就成为馆陶县抗日政府和八路军的安全后方根据地，而且在八年抗战期间一直是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大批的八路军后方机构都设在馆陶县第八区。
有诗赞：
义愤填胸，揭竿齐向前。
誓驱倭寇，团结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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