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陶县依傍蜿蜒流淌的卫运河，当地俗称“卫西”（卫河西岸）。东与山东省冠县、临清市隔卫河相望。南与大名县、广平县相邻，西与曲周县、邱县接壤，北接临西县。交通发达，和附近的大城市的距离是:东距济南150公里，西距邯郸75公里，北距北京420公里。地处冀南平原，物产丰富，主要农作物以小麦，高粱，玉米，棉花为主。
馆陶县古为冀州地。春秋时为冠氏邑（即今山东省冠县东古城），后属赵国，因城西北七里处有丘，赵置馆于其侧面而得名；秦属东郡。
西汉平帝二年（公元2年）置馆陶县，属魏郡。
三国魏、晋属阳平郡。
后赵将阳平郡治迁入馆陶城。北魏、北齐、北周仍属阳平郡。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分阳平郡置屯州馆陶县遂属之。
隋开皇年间废阳平郡。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废州，县城迁于北馆陶，改属魏州，次年魏州改属武阳郡，仍辖馆陶县。
唐初属魏州。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复置屯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又废屯州，馆陶归故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魏州改为魏郡，仍辖馆陶县，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魏郡复为魏州,馆陶县仍属之。大历七年（公元772年）馆陶县曾改名永济，不久又复为馆陶县。
宋建隆四年（公元962年）修永济渠于馆陶县分置永济县。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降永济县为镇并入馆陶县属大名府。
金代因之。
元代属中书省东平路。至元二年（公元1266年）遥属濮州。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七月馆陶县改属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三年三月（公元1370年）废县，不久即复置，仍属东昌府。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更隶临清州。
清属东昌府。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废府治，馆陶县改属济西道。三年（公元1914年）济西道更名东临道，又属东临道。十七年（公元1928年）属山东省聊城专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成立馆陶县抗日政府，属冀南区。
1949年建国后，属邯郸专区，1952年10月划归山东省德州专区，1953年又属聊城专区。1955年3月县城由北馆陶迁至南馆陶，1958年12月并入山东省冠县，1961年7月恢复馆陶建制。
1965年1月以卫河为界，河东划给山东省冠县、临清二县，河西仍称馆陶县，但改属河北省邯郸专区。1970年邯郸专区改称邯郸地区，1994年地市合并，馆陶县归属邯郸市管辖。
旧城西依卫河（即隋朝初年所凿永济渠走向），沿水上可溯津卫，下可达中原。陆路东可去东昌、济南，西可通冀南、晋陕。
在宋朝宰相王安石的七律诗《永济道中》中对馆陶有这样的描写：
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日初高。
已闻空舍鸟乌乐，更觉荒城人马劳。
客路光阴真弃置，春风边塞只萧骚。
辛夷花下乌塘尾，握手何时叙汝曹。
馆陶县为古名邑，历史悠久，民风纯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来为文明富庶之地。汉景帝、汉武帝等四位帝王之女曾封馆陶公主。在电视剧《大汉天子》中，陶红扮演的那位刁蛮的公主就是馆陶公主。唐朝著名的宰相魏征就是馆陶人。抗日战争时誓死不渡黄河，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民族英雄范筑先也是馆陶人，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馆陶占有辉煌的一页。古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在这块激荡着燕赵雄风的土地上，也生养了我的父亲——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的父亲郝国藩，山东馆陶县八区南拐渠村人。生于1906年2月14日。幼年家境殷实，在当地为中等富户。
从现存的郝氏族谱来看，从族谱上记载的郝氏始祖郝太初始，传到爷爷这一代是第十五代，郝氏宗族在当地已有几百年历史。
爷爷（郝汝钦）奶奶（吴氏）育有二子一女：长子郝树桐，字维藩（大伯），次子郝树桢，字国藩（父亲），还有一女（姑姑，只知小名：巧）。
父亲是郝氏宗族的第十六代，按族谱排行名为：郝树桢。这个名字他用的较少，只是填表时用过，见诸于史料的几乎没有。
父亲少年就读于南拐渠乡小学和南拐渠县立第三高级小学七年，在学校里学习中国古文和现代数理化知识七年，他在后来关于学历的填写中特别强调了还会古文，这就说明当时的教育侧重于现代科学知识，但中国古文的教育并未偏废。虽然是小学文化，但学的很扎实，在当时那种文化教育普及程度比较低的社会里，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在父亲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他一直是在努力读书充实自己，以致解放后当他填表时，学历一项请示组织同意，将现有文化程度填为：等高中（相当于高中）。
南拐渠村是个很大的村庄，在冀南、鲁西北这块平原上，像这样的村庄很多，大的村庄有几百户人家，有的村庄有几千人口，成为附近一些自然村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样的一些村庄中会有学校，集市，乡公所等一些机构来处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比简单生存高一个等级的社会生活需求。这些村庄的外景大多与电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中相似，平顶土坯房，狭窄的庄道，村口的老槐树，街口的碾盘，水井等等。在公众聚集的地方有较为开阔的空间，如乡公所，学校等地方。南拐渠就设有南拐渠乡小学和南拐渠县立第三高级小学等二所学校。
每逢农历三、八南拐渠有集市，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赶集。除了集市，每年还有很多个会。会比集市规模更大，亲戚也会来赶会。亲戚来的时候会带来一包袱馒头作为礼物。亲戚们上午来了以后，到会上去转转，买点家用的东西，然后回来吃中午饭。午饭过后亲戚们坐在一起拉拉家常，半下午就回去了。南拐渠的人说起自己的村子很自豪，人们的生活相对较好，见过世面的人也多。有人就曾经拿附近的小自然村开玩笑，编了一个顺口溜：XX庄儿，十八家儿，拾掇拾掇一小筐儿。顺口溜里说的小筐儿指的是农家用高粱秸杆编的盛馒头的小筐子，小得只能放进去几个馒头。每次听到这个顺口溜，人们就开心地大笑。农村人的语言是很形象、夸张、幽默的。
土改前的家庭人口的构成是奶奶，大伯家五口，父亲家五口等祖孙三代（爷爷郝汝钦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家庭主事的重担就落到大伯肩上）。
父亲在家排行老二，小学毕业后回家参与家庭事务的料理，在家主要掌家管事的是大伯郝维藩，父亲只是从旁协助料理，办理一些具体事务。家里有很多田地，田间的农业劳动主要靠雇佣的长工和农忙时雇用的短工进行。
家里还开有“东来庆”钱庄，主要进行东北币的兑换，还有5部织机的织布作坊等买卖。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中有这样的描述：“土改前，土地170亩，人口11口人，三个牲口，一辆大车，三个佃户，一个长工”。
父亲和大伯郝维藩成家后分开居住，从大哥的回忆中，笔者了解了当时家族里大致的房屋构成情况：“家里的房子跨前后街，是前后两进两个四合院。大爷家住靠后街的院子，有北房三间，南房三间，西屋五间。父亲住靠前街的院子，三间南房，东西厢房各五间，北屋三间。在后街北面，有一个场院，用来晾晒粮食，堆放秸秆用。场院上东西各有一个三栏的猪圈，还有一些树，有枣树，有楝树。场院北面又是一个带土墙的场院，里面有三间西房，用于堆放杂物，东边也是一些树，还是枣树和楝树。全部宅基和场院合起来大约占地五亩有余。”较为富有的家境，为他参加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人力基础。
家里是个大家庭，人口很多，还有长工，田地也很多，又有钱庄、作坊等买卖。但和拥有几百亩地的地主来比较，还是属于中小地主范畴。
父亲曾经说过爷爷叫他每年在青黄不接之时要施粥，从过年后要施到三四月，每天一袋粮食，要积德行善。正是因为他常年按爷爷的要求这样做了，所以在当地父亲是有很高的威望的，特别是在那些底层劳动人民之间。这对他以后在组建抗日自卫团时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父亲是个很正直的人从小就爱打抱不平，又读过书，有知识。经常在邻里之间有矛盾时出来主持公道，说出的道理，提出的解决方法，都逐渐被乡间邻里们接受，久而久之有事找父亲评理成为村里的一个习惯。
1925年，19岁时，爷爷奶奶给他定了一门亲事，与乡里的另一望族闫家的闺女闫秀珍结为连理。1926年，父亲的第一个孩子出世：长女郝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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