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恩回忆录（十五、李延禄南下找党中央 杨泰和代军长坚守抗日）

一九三四年二月，北满冰天雪地，一片银白。一眼望去，哪是河流，哪是田野，哪是小路大道，你都分辨不清。此时，我们的部队正在山区的村庄里修整。军党总支部和密山县委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研究讨论有关收编山林队及个别山林队收缴了抗日游击队六十支枪支的问题（收缴我人民革命军的枪支实际上是一场误会，山林队已经向我方表示道歉）。在会上，又有人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提出否定意见。对新收编的第三团的干部配备问题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由于密山县委没有参加吉东局会议，没有听到中央的指示信的精神，所以，对依兰农民武装暴动的问题也有争议。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意见，反映了对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还不理解，会议形成了僵局。我当时在会议上提出：对于一些关键问题，我们现在的认识不一致，眼下又找不到满洲省委，我们可不可以去上海找党中央请示呢？我的提议立即得到密山县委的积极支持，会议的气氛又活跃起来，大家都渴望着上级党的指示啊。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批准李延禄军长在一至三个月内去上海找党中央，军部参谋刘宾、金峰、荆伟良等人与李军长同行。在李军长去南方期间，所有指挥权交杨泰和同志。三天以后，我和政治保卫连把李军长等人护送到马桥河车站附近的河套边就分手告别了。
四月初，杨泰和代军长率领李向阳、冷寿山、赵庆云等队伍攻打了柳毛河，炸毁了穆棱县三道河子铁路大桥，损坏了日军军车一列，一列军车掉到了河里，淹死的，被打死的日军有七百多人。支队长何忠国率队攻打了鸡西滴道警察队，缴获枪支百余支，炸毁了该地的弹药库，弹药一连响了两个星期左右。这个弹药库是日军准备进攻苏联用的。由于这次爆炸，敌人不得不推迟了修筑牡丹江到虎林的铁路线的时间。到了五月，李延禄军长南下上海已经三个月了。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大家都在猜测着。军部党总支召开会议，决定派我化妆南行去找李军长。
我于五月下旬化妆成商人，辗转从哈尔滨乘车到山海关，又从山海关乘车到了上海。这时已经是六月初了。在火车上，我就思考，怎样才能尽快地找到李军长。我回忆起，李军长爱听说书，爱听大鼓书，所以，一下火车，我也没休息，就到上海人多热闹的地方转悠。当时上海的天气很热，到了晚上七点多钟，我转到一个名叫“小洞天”的地方，那里是说唱大鼓书的地方。我进到屋里一看，有在桌子旁喝茶水的，有边听边嗑瓜子、吃花生米的，也有悠闲自在的听书的。这时，我突然发现，李军长就坐在靠窗台的一个桌子旁，在专心地听书呢。因为我的打扮是商人，所以，我就装模做样的溜达过去，走到他跟前，我就笑呵呵地对他说：“你怎么在这呀？家里有事，咱们走吧。”说着，他站起身来，随我走出来，仿佛我是从家里出来专门到处找他回家似的，谁也没有在意。我们俩走出“小洞天”门外以后，李军长很惊讶地急忙问我：“你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我见四周没有人，就说：“我今天刚到，一下火车，就开始转悠找你，我知道你爱听书，爱听说大鼓的，所以，我就专门到这些地方找你，没想到，一下子就找到你了。”他说：“来上海近三个月了，是找到了上海地下党，可是，党中央已迁到江西去了。要想到江西去找党中央，必须等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开会回来，只有他才能告诉怎样去江西，通过什么方式找党中央等等。但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还得三个月以后才能回来。我现在想再等等他，如果我不去江西了，就会很快回部队去。”他还问了我东北部队的情况，依兰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的情况等等。我都一一地告诉了他。
我在上海呆了三天，就返回了东北部队，向军部汇报了我南下的情况。到六月末，军部又派我到上海找李军长，但是，这次没有找到。因为李军长在我走后就和上海地下党联系上了。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告诉他，不要去江西了，要他回部队去。这样，李军长就回到了部队。我们在以后的交谈中，李延禄对我说:“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叫李泽民，其实就是毛泽民，李泽民是他的化名。在上海我们见面后，我对他说，部队上曾派人来上海找过我。我把你能一到上海就能找到我的事对毛泽民同志说了，毛泽民同志和上海地下党的其他负责同志都感到很惊讶，毛泽民还夸奖你机智、干练，是为党作交通联络的理想人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