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九三七年由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调到中共北方局，在刘少奇领导下，与仲子云负责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常与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等人接触联系，他曾化名王有财，以行医卖药为掩护，有时也化妆成收购毛皮的商人，奔走于北方局与晋、察、冀边区和东北各地，做抗日交通联络工作。那时，他为工作的需要，与李运昌一起和乡宦人士、国民党员医生方贵勇结交朋友，而方贵勇又与伪警备队长安梦然、小队长李风臣以及警察署的人关系甚好，多有来往。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甚至他的一些亲属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父亲与我姥爷，出摊卖酒行商，还出资安排同乡李景波，开了个小杂货铺，又安排我大姨父张焕山在北戴河开了一个烧饼铺，这些地方，都是地下党组织的交通联系点。一九四零年，北方局派父亲去延安，途中赶上了我军对日军发动的破袭战（百团大战），这样，父亲又参加了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敌人的破袭战。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父亲在延安抗日大学学习了一年多以后，又参加了延安整风，在一九四二年初，康生找父亲谈话时说，根据你的情况和表现，你不用参加整风学习了，你可以直接去工作……这样，父亲又受党中央派遣去香港、九龙等地，做党的地下联络工作。
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党中央派父亲到东北送一笔巨款，给东北抗日联军，父亲化妆辗转，从河北省到达哈尔滨，与抗联四军的交通员张发接上了关系。张发见到父亲，感到十分意外。原来，在三个月之前，也曾有一个人从关内过来找他，说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实际上是敌人来“钓鱼”的。结果，张发被捕，地下联络站被破坏，后来，敌人把张发又放了出来，是为了继续钓大鱼，所以，张发看到父亲非常吃惊，担心父亲的安全问题，经过张发细心周密的按排， 父亲才脱险离开了哈尔滨，父亲离开哈尔滨，来到了长春，又从长春徒步走到了四平，再从四平坐火车到了锦州，进关找到了北方局，将党的活动经费交给了党组织。解放后，在组织审查张发同志的历史问题时，父亲说明了张发虽然被捕过，但是，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的事实经过。
我母亲在世时常对我说，你爸是个大命之人，他一生中出生入死的遇到过数不清的危险，他都闯过来了。母亲对我说过这样两件事。一件事是，一九四三年春节后，一天深夜，一支日军突然包围了三里店村，鬼子冲进了我姥爷的院落，鬼子军官问姥爷家里谁叫朱长庚，家里人说，没有叫朱长庚的。那时，父亲的化名叫王有财，说是来串亲戚的。带鬼子来的村长是“内红外白”的村长，也说确实没有叫朱长庚的人。敌人进到屋里，搜了个遍，也没有搜出什么来。就这样躲过了一劫。后来知道，原来是在我姥爷家北院住的一个叫佟显名的人，他是我叔伯家大舅，是他向日本警卫队告了密。打这以后，家里人才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父亲带着我二舅和四舅家的长子参加了抗联队伍。另一件事是，一九四四年夏天，八路军打到了芦龙县境内。一天，父亲被刘家营的区小队截住，怀疑父亲是坏人。父亲说是在外地做买卖的，回家来看看。区小队的人不信，就把父亲绑了起来，区小队长安国吉进行审问。在审问过程中，父亲兜内的一个证件掉了出来，这才证明了父亲的身份，当时县长李焕章亲自向父亲道了歉，放了父亲。从此，乡亲们才知道父亲是共产党人，我家也就成了抗属了。
抗战胜利以后，父亲先后任东北金矿局专员，水利（友谊）农场场长，东北粮食局科长，松江省政府工业厅科长，省政府驻沈阳办事处主任，因身体不好，省委领导让其半工作半休养，任松江罐头厂厂长等职。
父亲在世时，很少和我们讲起他抗日的事。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从来不居功自傲，也不搞特殊化。父亲身体不好，组织上照顾他，让他退下来，并且给了他一处住房。那是一处白俄侨民留下的房子，面积挺大。可是，父亲坚持不要，说，房子太大了，住不了。结果，住在了罐头厂职工家属区的一个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房子还没有上下水，一直住到他去世。父亲一生生活非常俭朴，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在五十年代初，他的一双棉皮鞋已经穿了七、八年，实在不能御寒了。警卫员马义生到工业厅后勤领了一双新皮鞋（按规定，他每两年就可以领一次新皮鞋），父亲当时就非常生气，硬是让警卫员送了回去，他仍然穿着那双旧皮鞋。父亲一生中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对党和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工作的一丝不苟，对同志的关心和帮助，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父亲一八九五年一月一日出生，是河北省芦龙县刘家营村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三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党和政府为父亲召开了庄严肃穆的追悼会。李延禄、陈剑飞、王世杰等领导和抗联的战友们都参加了追悼会。聂荣臻、李范五、仲子云等领导发来唁电。
追悼会上，对父亲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悼词说：“朱鸿恩同志在他光辉战斗的一生中，一贯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他一贯坚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立场坚定，英勇战斗，勤奋工作，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是党、政府和人民对父亲战斗一生的高度概括。
我们做晚辈的也以父亲为荣，为父亲感到骄傲。我们一定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朱 云二零零九年五月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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