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错误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指江青、张春桥等），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立指挥机构。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由此升级。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联”，带动了各地的动乱。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各企业、工厂停产，工人游行、学生停课，各机关、单位领导均被排挤，打成走资派或反革命。我们单位也同样如此，我这个总支书记也被停职。
我们当时对这一运动很不理解，所谓的揪叛徒、牛鬼蛇神、走资派等，是为了清理阶级队伍？一些出身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海外关系的人员，统统靠边站。单位分两派相互对立，学生成立所谓的红卫兵（分为红字兵、黑字兵）。文革初期，全国内战风潮越演越烈。有许多老干部受到迫害和诬陷，炒家、揪斗、戴高帽游街、贴大字报等等，制造了很多冤案、错案，“打倒一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铺天盖地。说是闹革命，有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各派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造反派和保皇派）争锋相斗，舞刀弄枪，使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变成了动乱的国家。
被停职后的我，每天接受革委会审查和再教育，学习中央文件精神，与某某组织或某某人划清界限。那时候的批斗会、学习会、检查会从早到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灵魂深处认识自己，斗私批修、接受改造、拨乱反正……
1967年初的一个晚上，我爱人开会回家，一句话也不说，心中闷闷不乐。我估计他在单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他也被揪上主席台，抹了大黑脸。原因是：他家出身是下中农，不符合贫农身份，这就带有资本主义倾向。文革时期的极左路线，使许许多多从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老干部，在这场文革中，心灵受损，迫害极深，有些甚至丢掉了性命。
那个年代，我们的三个孩子中，两个儿子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女儿上小学，加入了红小兵。人们都在想：中国少年先锋队、共青团、党组织为何没了市场？中国走向何方？何种想法只有关起门来与丈夫单独交流，言行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打成反革命！红卫兵大串联，也没能阻挡我的两个儿子前行，那股洪流势不可挡。孩子们才十六七岁，我们做父母的哪能放心他们的鲁莽行为。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形式，就是那种轰轰烈烈闹学潮，大串联。孩子们头脑发热、单纯，又听说坐火车、住旅馆不要钱，还能去北京见毛主席，他们不顾大人们阻拦，执意去外地闯闯。我和他爸拗不过他俩，两个儿子跟随大院里比他们大些的哥哥们南下，去了红色根据地——井冈山、韶山。后又折回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我们因为每天接受批判、学习，根本顾不上孩子，可心里那个着急啊！一个多月下来，两个儿子回到家，人一个个又黑又瘦，身上遭了虱子。可听孩子们讲述他们远行的经历，又觉得儿子们长大了，见了世面。面对那个红色时代，我们又能与孩子们更多的说什么呢？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会议召前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要彻底否定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全国上下人人学跳”忠字”舞，每人手捧毛主席语录，做到“三忠于、四无限”。吃饭前早请示、睡觉前晚汇报。搞什么“教育革命”，结果造成停课闹革命，使教育质量下降和教学秩序混乱。三个孩子正是学习时期，可几年下来，学业都荒废了。
1969年为精简机构，下放大批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我们外办400多名干部，全部下放去了江苏溧阳农村劳动改造。那次下去已近冬天，南方的乡下既没有火炉，也没有专门房舍。3~5个人一组，安排在各户老乡家里住宿。没有床，只能用稻草当铺垫铺在地上，上面再铺上自带的被褥。晚上经常不是老鼠或小蛇爬到脸上就是身上。我因为走时只带了一双薄棉鞋，冬天下地劳动，脚被冻得溃烂，只好买当地的草鞋穿（当地人，手工编的草鞋。），还真暖和呢！我们这些干部下去，实实在在地接受再教育，吃苦耐劳，真正与农民打成一片。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坚信党的领导，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一定会有出头之日。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全国人民大快人心，欢欣鼓舞。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同时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浏览：119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