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闹革命痛打县长
郑耀南，1908年10月出生在掖县西障郑家村的一个贫农家里，小时候便过继给寡居的三婶母。寡母视子如命，节衣缩食供耀南读书。郑耀南从小领略了人间的冷暖苦乐，学习非常刻苦，1925年秋考入了山东省第九中学。他勤奋好学，能写善画，多才多艺，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
曾经给郑耀南写过传记的李居义告诉记者，在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期间，郑耀南在进步教师爱国反帝思想的教育和中国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革命救国思想迅速增长。他多次组织学生罢课，举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掀起反对山东省教育厅推行的尊孔读圣和毕业赴省会考制度的学潮斗争。县长张蔚南阻止学生运动，郑耀南带领学生冲进了县政府，痛打了张蔚南，迫使他废止了读圣会考。政府和学校当局把郑耀南视为“危险”分子，多次要开除他的学籍，但由于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而没有得逞。1927年底，校长李毫光又利用职权，给他降两级的处分，让他重当新生。郑耀南拒不接受，愤然离校回家。
郑耀南回家后，第二年春，以自己家的南屋当教室，办起了郑家村第一所小学。他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通过与农民接触，郑耀南进一步看到了阶级剥削之残酷和劳动群众生活之痛苦，逐步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外，中国将无路可走。1928年6月，郑耀南终于找到了党组织，经王德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郑耀南在党的领导下，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当选掖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1930年秋，在郑耀南家的南屋里成立了中共掖县第一届县委会，郑耀南被选为县委书记。在县委领导下，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多数区建立起了党组织。为了对党员进行宣传教育，县委在郑耀南的倡导下，创办了《红星》党报，他亲自任主编。1931年3月，农民协会召开第一届代表会议，选举负责人，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在郑耀南的努力下，共产党员鲍建业、鲍仙洲、郑祥斋分别当选为干事长和干事，五名负责人中共产党员占了三名，第二年农会第二次选举，原五名领导连选连任。
1932年春，掖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武装特务队，郑耀南担任队长。在他的领导下，特务队很快拥有了二三十支枪。在积极抓武装的同时，他又通过各种关系争取了国民党左派孙会生。根据多年的考验，郑耀南亲自介绍几名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让他们在国民党内做好内线工作，并安排于仁乐、郝香斋在城里成立了谍报处，负责搜集情报。
1933年夏天，国民党省党部密令掖县调查郑耀南、王鼎吉的情况。郑耀南接到孙会生派人送来的报告，立即交待安排了工作，转移到北京。在北京，他通过郭欣农介绍，与北京地下党接上了关系，担任了北京弘达中学党小组长、掖县同乡会党支部书记。后经北京地下党组织帮助，他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担任过秘书、参谋等职。同盟军失败后郑耀南辗转到龙口为商，担任掖(县)、招(远)、黄(县)三县硝磺局局长。
1933年冬天，国民党省党部给掖县发来了逮捕共产党人郑耀南的密令。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郑耀南把县委的工作交给王仁斋主持，转移到东北，投入了更紧张更艰苦的战斗。1934年夏，郑耀南几经辗转，终于找到党组织，党组织把他介绍到吉林省延吉县中学，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工作。1935年，郑耀南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到抚顺煤矿当矿工，组织发动工人进行劳资斗争，迫使资本家给矿工增加了工资。1936年，他到鞍山担任了《盛京时报》驻鞍山市的外勤记者。同年秋，他被组织安排到烟台市担任了胶东特委教育宣传委员兼党刊编辑主任。12月的一天晚上，和郑耀南住在一起的特委委员李厚生被逮捕，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郑耀南转移到青岛一带续续坚持地下斗争。
郑耀南虽然长期转移在外，但他一直与掖县县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他的指导下，县委采取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正确策略，避免了损失，为赢得胜利奠定基础。
发动玉皇顶起义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华北平原，山东大地狼烟四起。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立即向山东派遣干部，在山东省委领导下分赴各地领导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0月，郑耀南回到掖县，重新进行了县委分工，进一步加强了县委的核心堡垒作用。县委还作出决议：重新登记党员，全县成立六个分区委，每个分区委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为了迅速贯彻上级指示和县委决定，郑耀南提议把《红星》报改为《民声》报重新复刊。随后，县委经和赵森堂等国民党员多次磋商，于12月在“励新书店”成立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统一领导全县的抗日武装。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郑耀南任军事委员，张加洛任政治委员，李勋臣任组织委员，李佐长任宣传委员，赵森堂任外交委员，共产党员占五分之四，完全掌握了“民动”的领导权。
1938年2月1日，日寇侵占了掖县城，成立了以汉奸刘子容为县长的伪县政府。当时，全县十个区每区都有三十至七十人的联庄会区队。刘子容一上台就召开区队长会议，对他们封官许愿，进行拉拢，企图控制全县。为了粉碎刘子容收编区队的阴谋，郑耀南亲自出面做通了六区区队长周亚泉和七区区队长徐承勋的工作。在县委的号召下，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绝大部分区队都参加了“民动”。到2月底，“民动”发展到六七百人，刘子容仅守一座孤城，成了瓮中之鳖
3月初，“民动”成立了武装起义指挥部，郑耀南任指挥。3月8日夜，“民动”四五百战士集合在掖县城北玉皇庙山顶，郑耀南健步走上玉皇庙台阶，向“民动”战士下达了武装起义、攻打掖城、活捉汉奸刘子容的命令。命今一下达，起义战士奋勇向前，把周围十华里的掖城团团包围起来。小分队迅速切断掖城通往青岛、烟台、潍县等地日军的电话线。郑耀南一面组织战士对城堡上的伪军喊话，一面派人捉拿刘子容的家属到城下作人质。城下战士舒臂挺枪，喊声震天；城上伪军缩头丧脑，胆颤心惊。正在伪军人心涣散的时候，刘子容的家属被押到城下。刘子容看到这种情景，顿时魂飞体外，像被抽了筋一样瘫倒在城门楼里。其警卫队长见兵临城下，大势已去，慌忙下令开城。郑耀南率领起义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进了城，占领了县政府和公安局，活捉了汉奸刘子容。
成立胶东最大武装队伍
玉皇顶起义成功后，郑耀南和县委的同志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军政建设上，把工作重点放到合理使用人才和制定正确的政策法令上。李居义介绍，当时郑耀南和县委同志一起与国民党县党部共同确定了工作的统一原则：为防止日伪卷土重来，必须立即整编部队，放手大胆地发展壮大队伍，必须对参加起义的各个部队和各方面的人士一视同仁。必须立即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根据这一原则，决定将“民动”更名为“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三支队成立后，郑耀南决定以原县委委员为基础成立三支队党委，支队党委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
李居义介绍，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郑耀南亲自聘请了一些有专门工作经验的人，成立了财经委员会，研究制定了一整套根据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筹备成立了“北海银行”，整顿了金融；成立了盐务处，管理盐务生产和税收；成立了粮价平抑委员会，整顿了市场，平抑了粮价；成立了商会，管理商业；还整顿了田赋办法，对地主、富农、大商号征收抗日爱国捐，对三亩地以下的农户免征捐税。三支队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每月财政收入达到三十多万元，除保证军政开支外，还有很大节余。三支队还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到4月三支队全部换了新军装。三支队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更加热爱拥护三支队，群众纷纷献枪捐款，报名参军。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三支队就发展到三千七八百人枪，成为当时胶东最大的一支武装，在胶东形成了东联胶东三军，西联鲁东七、八支队的有利形势。
随着三支队的发展壮大，盘踞平度的国民党分子、第五战区直属第十六支队司令张金铭，派人到掖县给郑耀南下委任状，妄图把三支队变成他的反革命武装。郑耀南识破阴谋，当场严词拒绝。张金铭下委不成，又进行武装进攻。5月6，他勾结招远焦威卿、栖霞秦毓堂、莱阳刘东阳分别从朱桥、驿道、郭家店、夏邱堡四路进攻掖县。在掖县西部沙河一带，他策动三支队中的旧军人进行叛变。对张金铭的军事进攻，郑耀南指挥部队进行了坚决的回击。他亲赴夏邱堡战场，指挥部队反击张金铭。在鲁东八支队和胶东三军的支援下，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艰苦作战，终于打垮了张金铭的四路进攻，迫使张金铭派代表进行谈判，并承认负有肇事的责任。
经过五月反顽事件后，三支队内部团结更加巩固，根据地建设进一步加强。9月，三支队奉命与三军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郑耀南被任命为六十二团团长。不久，郑耀南被任命为五支二十一旅旅长兼蓬(莱)、黄(县)、掖(县)警备司令。1939年1月，郑耀南奉命率领部队撤出掖城，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多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3月，郑耀南离开二十一旅，担任山东报告团党支部书记，到中央汇报工作，并于当年十月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由于长期艰苦转战，到1940年下半年郑耀南的脊椎病复发。同志多次劝他进院治疗，他总是说：“学习机会难得，革命需要知识，我可以坚持。”由于工作需要，1940年秋郑耀南还没有毕业就被调到中央军委一局工作。第二年四月，郑耀南病情更加严重，不得不入院疗养。1946年2月23日下午4时，一个普通而又崇高的生命逝世了，年仅38岁的郑耀南为革命献出了自已光辉的一生。（YMG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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