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当时，我爱人在中央军委作战部任作战科长，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赴朝。爱人去朝鲜的那几年，我们基本通过书信（偶尔打几次电话）了解对方的情况。他远离祖国，冒着生命危险，经常出没在战火的第一线。我则在中南海首长身边紧张的工作，更何况还要带着两个儿子，何等的困难。每一次接到对方的来信，我们都是相互惦念和鼓励。至今我身边还珍藏着，自己用小白纸压好，精心采摘了一小枝压成干枝的《珍珠梅》，寄给远在国外的丈夫。压花枝的小白纸上是这样写的：
“言：爱它吗？我自祖国的首都寄给你！
翼 1953.4.”
现在这张包裹的小白纸已经泛黄，信封也有些旧折，但那枝干梅还是那样挺脱艳丽，见证了当年我们的浪漫生活。
据当时我丈夫讲，他们作战部指挥部，设在一金矿坑道内。坑道很深，方便一次很不容易。每一次都要走很远的路，才能走出坑道（规定不容许在坑道内方便）。有些同事都因为工作繁忙，来不及处理，不等再走出来就尿裤是常有的事。
他们作战部的人员经常要去前线了解战情和实地观察。这也是我最为他担心的地方。一次他带领四个作战参谋去一线考察，回来路上，由于山高，道路崎岖难行，开吉普车的司机疲乏打盹，汽车翻入沟内，几个人都被甩出车外。幸运的是，我爱人只受了点轻伤。
1953.5~6月间，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先后两次进攻性作战，歼敌4万余人。当年7月13日，我丈夫还参加了中朝人民军队发起的金城战役。此次战役，歼灭敌人5万余人，收拾土地178平方公里。1953年7.27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定签字，历时三年零三十二天的朝鲜战争结束。至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胜利结束。我爱人在此期间，曾多次去三八线，进行军事考察，直到1955年7月圆满完成任务回到祖国。
丈夫参加抗美援朝一走就是三年多，因为他走时我们还住在香山，中央政治局已迁入中南海。我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从郊区到城里两头跑，实在是太困难，领导照顾我，让我搬进中南海保健局集体宿舍（仓库），三个人一个屋。那时，老大两岁多，老二才一岁多太小送幼儿园不收，组织上特批（保姆要经过严格审查），孩子和保姆一同进幼儿园，才解燃眉之急。孩子们两个星期接一回，我们三人挤在一张床上睡不好，有时他俩哭闹不止，我真怕影响同宿舍的同事休息。晚上有时还需要去给首长打针，可是当时条件有限，无奈之下，只能多与同事们解释，她们都很理解我的处境，经常帮我照看孩子，我至今想起还感恩不尽。
1953年春，我的二儿子先后得了麻疹和猩红热传染病，因我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考虑首长安全是第一位的，需要母婴隔离。这和孩子一分开就是近50天，当隔离时间解除，我去看孩子时，老二病愈后身上脱了一层皮，竟然已不认识我了。我抱起儿子，心痛的眼泪扑扑的往下掉。
爱人在朝鲜参战，我在国内是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牵挂着，否则让丈夫担心。我的老公公还是在1953冬（爱人回国探亲之际），来北京看我们及两个孙子。没想到，爱人回朝鲜后，1954年底，老公公便查出了胃癌，一病不起。他一生只有一个儿子，从16岁出来革命，三年后才有了音讯。所以，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可想而知，老人家是多么的想念他！1955年春，直到老公公病故，爱人都不能回来尽孝，深感愧疚。当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便从沈阳转车直接去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儿子径直走到父亲的坟头上痛哭了许久！还是村里路过的乡亲看见一个穿着志愿军服的他时，才知，他已经守在父亲的坟头十几个小时了。儿子从内心告诉老人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保国家、舍小家，父亲在酒泉之下，一定能理解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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