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恩1911年10月26日出生于辽宁省长海县王家岛村东滩山东屯的一个渔民家庭里。1921年就读于王家岛小学，1925年在石城岛高等小学读书，后入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学校停办。正在初中二年级的吕其恩被迫返乡。当时日本人在东北烧杀掳掠，时不时地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惨案，中国百姓毫无尊严和安全可言。年轻的吕其恩满腔怒火，决心脱离日本扶植的满州国，寻找光明，寻找可以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力量。
1932年夏天，21岁的吕其恩到达烟台。吕其恩进入烟台八中初中部三年级一班续读，1933年夏天，考入高中部。
在烟台八中期间，吕其恩深受马列主义等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在进步同学中组织起读书会，撰写文章，学习和宣传革命道理。同时，他还组织同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亡华的阴谋，控诉国民党和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积极主张抗日救国，收复华北。他向往革命，一心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在当时，烟台的党组织活动极少，而且都是隐蔽的地下活动，想找到党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吕其恩想了一个办法，他和同学经常到销售进步书刊的烟台大华书店，注意观察购买进步书籍的人，觉得谁像共产党员，就主动上前打招呼，想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地下党组织，但终未能如愿。
1934年暑假，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按命令全省高中学生一律军训两个月。吕其恩和他的同学都被集中到胶济线上的青州(益都县城)参加军训。期间，他们结识了潍县广文中学的学生、共青团员罗家治。他们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革命。经过考察，罗家治给他半张《红色中华》小报和一份共青团的秘密文件。吕其恩用最好的衣服剪成布包将这半张小报仔仔细细包好，到了晚间夜深人静的时候，几个同学凑在一起秘密传阅、诵读。两个月后，吕其恩回到烟台。
抬“尸”游行震动烟台
1935年春，烟台南山的梨花竞相开放，各校组织学生前往观赏。中午，烟台真光女子中学学生徐明娥和几个同学正在一小山沟小解。国民党烟台市公安局警察孔凡树发现后，顿起歹意，上前调戏污辱。徐明娥等人奋起反抗，并怒斥孔凡树无耻。孔恼羞成怒，开枪将徐明娥打死，制造了震惊一时的“血溅梨花”惨案(也称徐明娥事件和梨花事件)。事件发生后，烟台社会各界无比愤慨，纷纷向国民党烟台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安葬死者，抚恤死者家属等。然而，孔凡树胆敢如此嚣张，其实是有背景的。他的姐夫，就是当时的烟台公安局局长，本想包庇凶手的国民党当局对群众的呼声视而不见。
在学生界，吕其恩挺身而出，以八中学生会的名义，积极串连烟台的志孚中学、益文学校、真光女子中学等学校的同学，决定由一名女同学扮成女尸，抬“尸”游行。他们成立了游行示威筹备会，吕其恩是领导人之一。
游行当天，八中校长下令关闭大门，企图阻止学生上街。但吕其恩带领学生冲开大门，与志孚、益文、真光等中学师生和烟台市的小学教员汇合，保证了这次活动顺利进行。游行队伍来到戒备森严的市公安局大门口，高呼：“严惩杀人犯！”“为徐明娥同学报仇！”等口号。
强硬的国民党当局终于害怕了。最终，他们派出了国民党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与学生代表面对面商谈。答应负责死者的埋葬费、家属的抚恤费等。
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了全市。但是，由于吕其恩等人的革命活动触怒了学校和当局，1935年7月，吕其恩和同学柳运光等被以不遵守纪律这样低级的借口开除学籍。
北大旁听找到组织
1935年7月初，吕其恩和柳运光乘船离开烟台到达天津，从这里辗转来到北平，他们的打算是，一边求学，一边寻找党组织。
人生地不熟，事情进展得很艰难。在北平，吕其恩连考两次北大，都未被录取。后来，他在北大当起了旁听生。1935年秋天，他搬进了沙滩公寓。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进步青年，名叫李晓峰。当李晓峰得知吕其恩的经历和被开除学籍的原因后，便借给他一些进步书籍看，经常和他探讨时政。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李晓峰告诉吕其恩，他就是中共党员，并介绍吕其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6月，北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向吕其恩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要他回烟台工作，先设法成立中共烟台市工委，时机成熟再成立市委，并设法沟通与胶东农村党组织的联系。吕其恩回烟台后，经过一段工作，组建了中共烟台市工委，由他任书记，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后来，又向组织推荐了理琪。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理琪为书记，吕其恩为副书记。到这年的12月，临时工委遭到破坏，理琪被捕，吕其恩在上级指示下，于1937年2月将胶东临时工委机关迁到威海，领导成员也作了相应调整，吕其恩任书记。1937年12月上旬，理琪从济南监狱获释回到胶东，在临时工委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中共胶东特委，理琪任书记，吕其恩调任副书记。
解放东北战功赫赫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我胶东各部队根据党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分批乘船东渡黄海，进军东北。9月17日，吕其恩率领一个县大队最先到达安东。当时，遵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东满司令部。在部队迅速扩大的情况下，组成了第三支队，吕其恩兼政委，并建立了维持治安的保安司令部，吕其恩任司令员。后来，吕其恩为开辟向东北进军道路，继续率部向东北境内挺进，先后多次参加和指挥过解放东北的战斗，曾担任过庄河县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安东市市委书记、市长。
1950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抽调吕其恩赴苏联考察党的组织工作。7月回国，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工业部部长。朝鲜战争爆发后，12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策五分部党委书记兼部长，指挥抢运军用物资、修筑战地仓库和营房，多次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后勤部的表彰，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勋章。1952年12月回国，任哈尔滨市市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1957年7月，松花江出现特大洪峰，他任防汛总指挥，指挥抢险。抗洪斗争胜利后，动员全市人民修筑半永久性的护坡江堤，并分段修建带式江畔公园和重建太阳岛风景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他倡议、支持下，建设三棵树化学工业区、哈西机械工业区及长岭湖风景区。
“文化大革命”期间，吕其恩受到江青一伙迫害，被批斗、戴高帽游街、劳动改造。1971年5月，患病手术。11月，任哈尔滨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他主持召开科技人员座谈会，鼓励大家献计献策，支持建工局招回强令回乡的高级工程师。一批地方工业设施得到更新、改造。
主政哈尔滨，专注民生
吕其恩主政哈尔滨时，在当地市民中口碑极佳，主要原因是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改善人民生活上来，在一些柴米油盐的民生大事上极为认真，即便身体不好，也是操劳于政务，不肯休息。
七十年代中期哈尔滨人曾经一度吃不着酱油，人们拎着大大小小的瓶子，骑着自行车全城到处跑，排班站队买酱油，全市出现“酱油事件”。
1974年，当时的吕市长已经是63岁了。这位延安的老干部，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文革前，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哈尔滨的建设之中，长期的操劳和“文革”中的遭遇，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根炎。
在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七十年代，“酱油事件”的出现，对稳定老百姓的情绪影响很大。出现“酱油事件”让本来就已经满负荷工作的老市长肩上又多了一副担子。“再不能让老百姓吃酱油也凭票了，不能让老百姓的饭桌上再没了酱油。”这是老市长最大的感受，他几乎走遍了全市所有的酱油厂，他看到的好几个工厂都因文革期间减产停产，造成厂房年久失修，设备损坏而不能生产。他来到当时哈市最大的酱油厂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发酵车间，现在已是面积狭窄，设备陈旧，工人们冒着近40度的高温，汗流浃背地忙个不停。当他们知道眼前这位陌生人就是哈尔滨市市长时，简直不能相信，市长竟能到这闷得喘不上气来，弥漫着大豆、麦麸发酵味道的酱油厂车间来看望工人。
在市长办公会议上，吕其恩提出：为酱油厂拨专款，建造一个新的酱油车间，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全市人民吃酱油的问题。随后，吕市长披挂上阵，亲临建筑工地的施工现场，指挥“酱油会战”。
半年多的时间，一座两层楼的新厂房，在酱油厂院里建成了。新车间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工人的劳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产量翻了一番，哈尔滨的老百姓吃酱油的问题解决了，当新车间生产的第一桶酱油出来后，正阳河选派了六名职工代表去看望住进了医院，已经不能起床的吕市长，吕市长流露出欣慰的目光。
1979年7月，吕其恩病逝。终年68岁。（YMG记者 李 珑 通讯员 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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