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若瑜伯伯是我父母亲的老首长。早在1938年底，抗大一分校从延安东进敌后办校时，父亲任学员队指导员，就与贾老结识。那时贾老是一分校的军事总教兼游击战术主任教员，经常给各个学员队上军事课。1939年到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办学时，贾老任一分校三支队支队长，我父亲任二支队宣传股长。同年底编为大队后，贾老任三大队大队长，我父亲任一大队宣传股长。1940年1月抗大一分校挺进鲁南抗日根据地后不久，就以一大队为基础，配备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百余名干部，由大队长贾若瑜、政委廖海光率领进入胶东，与胶东军校合并成立胶东支校（后改三支校）。支校首任校长刘汉，贾若瑜任副校长，不久刘汉调离，贾老接任校长。我父亲一直在贾老领导下任支校宣传股长。直到1941年冬，聂凤智接替贾若瑜任校长，贾老调五旅任参谋长，父亲才与贾老分开。我母亲1938年参军后就在胶东军校学习，后来在支校任女生队副指导员，就更是贾老的学生和老下属了。
胶东老前辈刘云鹏的女儿刘耀江和爱人献上自己的诗作和书法
继胜大哥携夫人与贾伯伯合影留念。前排坐者为胶东老前辈刘坦之子刘克京，他还代表在外地出差的哥哥刘克崮大哥（八路军山东研究会胶东分会会长）给贾老祝寿，说哥哥回京后还要专程到府上恭贺贾老98寿诞。
我遇到了同是胶东后人的发小刘耀江和她爱人
大家纷纷向贾老祝酒恭贺98大寿
来张祝寿大合影
近日在参与为贾老编书的过程中，接触了许多有关贾伯伯的战斗征程故事，许多都具有传奇般的色彩。特从网上下载有关贾老的图片和资料，以飨网友们。
贾若瑜在军事博物馆任首任馆长期间，发生在他身上有三段传奇故事，他曾写过一篇文章，特转摘如下：
一、1927 年“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四位还是五位，及其排列次序的问题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军队进行的武装起义，是我军历史的开端。据当时暂代中共党史教材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书所提，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领导人及其序列是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四位。我查看史料后，觉得这种提法不够准确。为了慎重起见，我带着问题向周恩来同志请教。我说：“总理，‘八一'南昌起义，你当时是主要的领导人，请你考虑当时领导人的情况。”周总理认真地想了想后说：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及其排列次序应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五人。并对这几位领导人当时的地位和作用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还亲笔写了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姓名和排列次序。于是，我们根据周恩来同志所提供的材料，不仅在解说词中加以体现，并请画家黎冰鸿同志据此画了巨幅油画，作为辅助展品。
1959年8、9月间，由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先后到军博对陈列内容进行审查，经批准后我们进行了预展。
不久后的一天，突然接到中宣部的通知，要我们把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巨幅油画带到兄弟博物馆去参加会议。我立即同军博副馆长王地子、办公室主任张桐、美术创作室主任关复生和其他一些同志一起，带上这幅油画前去参加会议，见到那里已陈列一幅按周、朱、叶、贺次序排列的南昌起义巨幅油画。
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主持。他说“在同一个地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展出出现两种说法，这样不好。今天我们来统一认识解决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和排列次序的问题。”这本是讨论解决问题的会议，没想到张副部长的话音刚落，就有同志把“帽子”甩过来了，说我反党反中央。南昌起义在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提的是周、朱、叶、贺，你们却提出周、贺、叶、朱、刘。反对胡乔木同志，就是反对党中央。接着你一句我一句，措辞激烈，慷慨激昂。我对这些意想不到的话语，感到十分惊讶。我们冷静地耐心地听着他们的发言，只听不说话。后来，张际春同志说：“老贾，你有什么话说呢？”这时，我说，“我想问两个问题：南昌起义时周恩来同志当时担任什么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是担任什么工作的？现在周恩来同志是担任什么工作的、乔木同志是担任什么工作的？怎么周恩来同志说的就是反对胡乔木同志，反对胡乔木同志就是反对党中央，我不理解。”张际春同志又问：“有什么根据吗？”我说：“有! ”我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周恩来同志亲笔写的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列次序的字条。张际春同志看了字条后说：“会先开到这里。”他就同与会的中宣部有关同志到另一个房间去了。经他们研究之后，张副部长出来说：老贾，把这幅南昌起义的油画留在这里，军博再另画一幅。我们就按照张副部长的要求做了。一场对历史事件的纷争，就这样解决了。由于有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的亲笔出证，这个问题才得到圆满解决。
二、庐山会议后，关于彭德怀同志及其历史材料的陈列问题
1959年8月1日，庐山会议后，军博文物陈列布展初步完成，拟请军队总部和军委领导人进行审查。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把彭德怀同志及其有关陈列品通通撤掉。接通知后，我感到这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十分为难，彻夜不眠。这是上级的命令就应照办执行，如果按照通知去办就会出现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和红三军团的历史怎么办；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和八路军的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与西北野战军的问题；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主要领导人，及板门店与美军的停战签字诸问题。一旦撤掉与彭德怀同志有关的这些历史事件，我军战史上就会出现一些空白，这些空白有谁能替代？又怎样向全军官兵和广大群众交待？这不仅是对彭德怀同志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历史的不完整而不利于军内团结。经过反复认真地考虑，又翻阅了原始资料之后，我就向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当面陈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建议。我认为各时期有关彭德怀的陈列应予以保留。其中关于华北“百团大战”的问题，曾有位领导人当面对我说：毛泽东同志说“百团大战”从组织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错误的。我没有看到文件，也没有听见说过。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他说，我没有听说过。我又说“我翻阅了我军史料，没有看到毛主席对‘百团大战'有这样的批评，而查到了由他批准的华北我军以30 多个团对日军交通线的破袭战。”“百团大战”从政治上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这对当时的“悲观论”是个教育，又鼓舞了士气和民心；军事上是“大破袭”，贯彻了我军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组织上是经过毛泽东同志批准的。因此，“百团大战”应予保留。只要把标题改为“华北大破袭”，就与毛泽东同志所批准的破袭战一致了。罗秘书长说：你去找当时参加“百团大战”的当事人，陈赓同志、刘帅和聂帅，把你的看法向他们报告，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再行确定。于是我遵照罗瑞卿同志的指示，分别找了陈赓同志、刘帅和聂帅，照上述内容当面向他们报告并请示，其中包括“百团大战”内容不变，标题改为“华北大破袭”等，这一想法和建议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之后，我又如实地向罗瑞卿同志报告，经他批准将“百团大战”的标题改成“华北大破袭”。有关保留彭德怀同志在各历史时期文物的陈列，经肖华同志批准后保留下来了。从而保证了我军战史陈列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可是，“文革”期间，彭德怀同志的陈列问题又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即批判我“偷梁换柱”为彭德怀树碑立传，反对毛主席。可见，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多么不容易呀，有时还得担风险。
三、军博的陈列与林彪的斗争
军事博物馆的陈列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各个时期领导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陈列的，以求真实地反映我军成长的过程和领导人的作用。如当时展示的领导人的文物和辅助品：毛泽东520多件；刘少奇和林彪各28件；周恩来和朱德各20件，其他元帅都不足20件。展出这些领导人的文物，除了强调突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毛泽东同志外，对其他领导人的文物都不是硬性规定的，主要是从当时所能征集到的文物进行陈列，因而出现了数量不一，这是主要的原因。本来这些陈列品当时都经过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亲自审定的，其中也有林彪本人。
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当选中央副主席。在毛泽东主席以下只有林彪一人，显然林彪是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了。社会上都称为林副统帅。当时林彪权倾一时，几乎是一呼百应。
正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有一天我去军博，在军博西一楼会客厅开会，与馆内一些同志讨论关于军博陈列的修改问题，主要是增添些什么。当时我强调的是要突出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毛泽东的统帅地位和作用，没有提到宣传林彪副统帅的问题。这里有段插曲，林彪当选副主席后，新华书店给总政来函说，当前林彪的地位变了，原来由总政编辑的《林彪同志论政治思想工作》一书，现新华书店内部供应的存书只有五百本了。由于林彪地位的改变，这本书的销售量可能会有增加。对此，总政对这本书的内容是否有增加？于是我把这封来信送给了肖华主任，他就交给政工研究处办，又增加了林彪对政治工作论述的一些文章，并要我送林彪审查后交给新华书店。我把这部书稿派摩托兵送到林办，并给叶群打了电话告诉此事。叶群很客气地说：“没问题。”事隔两天，林彪批回来了。原文是：“现在要集中宣传毛主席，不要宣传我。”(后来我才知道，在这批文背后，林彪曾说：“贾若瑜很坏，他要我林彪批准宣传林彪，我才不上他的当。”)当时我认为林彪很谦虚，就此我向总政各部的办公室主任和政工研究处、秘书处的同志展示了林彪的批示。这就是我当时强调要突出宣传毛主席而没有提宣传林彪的根据。在会上军博陈列宣传处处长张云程同志说：“馆长，你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话，却还没有提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副统帅的林彪应该如何宣传呢？ ”我回答道：“红军时期他不是副统帅，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不是副统帅，抗美援朝他没有参加，现在才是副统帅。在馆里陈列的文物中，他仅次于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同志并列各28件，已经超过了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我看够了。”会后，我回总政机关(当时我任总政治部代秘书长兼军博馆长和党委书记)。在与会者中有人向林彪反映开会情况并说：当有人提出没有提宣传林副统帅时，贾若瑜竟说：“不要宣传他。”事后林彪便派工作组，由一位上将率领十几位校官到军博各陈列馆进行检查。详查十多天后就在军博五楼贵宾接待室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军博有50多人，加上工作组人员，大致有80来人。会上首先由领队上将同志根据检查人员写的讲话稿宣布：军事博物馆有两大错误：一是博物馆的陈列中朱毛并列。如军博会客厅悬挂一幅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他们互相握手的国画。还有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这些必须撤去；二是林副统帅不突出，从红军馆到现代馆都很少见到林副统帅的陈列，因此必须进行调整。这时，军博与会同志都睁着眼盯着我，当时我们既不能开党委会，又不能置若罔闻不表态。于是，我就开口说了：“x x 首长率工作组来军博检查陈列工作，我们很感谢。但我根本不同意你的说法。军博根本不存在朱毛并列的问题。在文物陈列中，毛泽东同志有520多件，而朱德同志仅仅20件。在陈列布置上毛主席用的是通栏贴金标题，朱德同志没有。陈列部位，毛主席均在显著的地方。进门大厅中有一尊毛泽东同志的汉自玉雕像，各分馆均有毛泽东同志的雕像，这些朱德同志都没有。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作政治报告，朱德同志作军事报告，这是很正常的合理的。至于军事博物馆陈列的指导思想，我们曾明确提出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为依据。这又怎么会有朱毛并列的问题呢？至于井冈山会师国画所反映的内容，那是历史。至于林副统帅不突出，那是因为红军时期他不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都不是，抗美援朝他没有参加，现在才是副统帅。他陈列的文物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朱德同志了。”这位上将同志很生气地说：“我不听了! ”我说：“我还没有说完呢! ”他说：“我要走了。”我说：“你要走我送你。”他说：“不要你送了。”我说：“意见归意见，礼节归礼节。”我就送他到五楼电梯口。他要我回去，我就向他行个军礼告别。回到会议厅后，我对军博与会同志说：军事博物馆从陈列大纲到陈列细目都是经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同志审定和批准的，后来又先后经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集体审查批准的，不能由哪一个人说三道四就要作修改。我们是历史馆，今后就是撤销一张照片也要告诉我。会后我就回总政机关了。又是上面所提的那个人，把开会的情况向林彪报告了。于是林彪说：“此人对我有刻骨仇恨，要逮捕法办。”这就成了我囹圄之灾的罪证。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才被抹去反对林副统帅罪状释放出狱并解除劳改。其实，我是根据林彪的历史说了真话罢了。
军事博物馆陈列中所遇到的问题，不仅这些，只是它很突出很典型，可以说明按照历史的原貌，实事求是地反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容不得人随意更改，特别是历史学家们一定要根据史实进行研究、考证，作出判断。历史的车轮会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进，个人意志是不可能使它逆转的。
所以，我认为“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准确地反映历史是每个从事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人员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作者：恨球不赢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3c47c0101auq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