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川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外夷肆虐、社会无比黑暗、民不聊生的时期。
他渴望真理，寻觅救国救民之路。1921年，于会川从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任第三小学教务主任，他热情支持并积极参与省城教师、学生反对日本扩大鞍山矿区的抗议示威活动，受到了当局的撤职处分。参加示威的广大师生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由此，于会川意识到赤手空拳是不能拯救民族、报效国家的，他决心投笔从戎。1922年3月，他投考东北军第8混成旅，任司务长、排长、连长等职。1927年2月又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7期步兵科。他学习刻苦，努力钻研各项军政课程，决心练就本领，为东北人民干一番事业。学习期满后，1928年11月他被派往东北军教导队任少校中队长。1929年1月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
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按照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撤入关内。于会川难以抑制自己的满腔义愤，时刻怀念着横遭日本侵略军践踏的大好河山及父老乡亲。他随军到北平(今北京市)后参加了“东北民众救国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并毅然接受了返回东北组织义勇军的委托，撇下娇妻幼子，秘密奔赴辽宁北镇、义县等地组建抗日义勇军，并任辽西抗日义勇军独立第一支队司令。1932年4月，该部改为第一军区第三路军，12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路军。这支队伍是当时北镇县内力量最大、群众纪律较好的一支军队，他在军旗上写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个大字，以勉励全军奋勇杀敌。于会川组织指挥这支部队，多次重创日本侵略军。他还曾奉命带领部队挺进热河，配合友军在石匣镇歼灭伪满军一个旅，击毙敌司令朱家泳。在抗日前线，于会川骁勇善战，荣立了十次战功，被当地人民传为佳话。
于会川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指挥官，而且还是一位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经验的优秀军事理论人才。他在戎马倥偬中，曾撰文《义勇军之苦斗对于倭奴侵略东北之影响》，阐述敌我双方的利弊条件，指出日军必败的历史发展趋势。文中疾呼：“至于兄弟为民族争存亡，非为个人谋出路，血泪填胸，无非为祖宗保存光荣历史。此间民众在水火之中生生死死，均旦夕间事。所望于国人者，精诚团结，合力御侮，请向关里同胞涕泣道之!”。此文1932年7月20日在《救国旬刊》第15期发表后，读者无不泪流，激奋而起。
于会川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夙愿，曾多方奔走和探索。1931年至1933年6月间，先后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党、国社党等党派组织，以求寻强国富民的真谛。后来，他发现这些政党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与自己的政治理想相距甚远，便相继与之脱离了组织关系。1933年，于会川结识了革命青年苏西林和杨雨民，并开始阅读有关共产党政治主张的进步书刊。从此他经常出入北京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所走的革命道路，才是真正的抗日救国的道路，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实现拯救民族危亡的宏图大志。
1936年，于会川随东北军首脑机关进入西安，任上校咨议和军事教官等闲散差使。此时正值“华北事变”前后，全国抗日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西安东北军官兵内部“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情绪也与日俱增。于会川渴望能够得到共产党的领导，他专程奔赴北平，决心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他通过苏西林和杨雨民，终于与中共北平市西区区委取得了联系，请求党组织派人到西安领导和组织抗日斗争。根据西区区委的决定，于会川陪同共产党员杨西光返回西安，并安排杨住于东北军团长张炳南家中。于会川在杨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他组织张炳南等七八名军官，成立读书会，按照杨西光的指点，阅读马列主义书刊和中共宣传读物。他还加强了与东北军其它进步军官的联系，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努力推动东北军中下 层军官走上抗日的道路。
1937年2月，于会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在东北军内开展革命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于会川辗转于济南、徐州等地，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之后，任山东聊城爱国将领范筑先的高级参谋、兼该部政治干校副训育长，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纲领，影响和推动当地军民的抗日斗争。
1938年3月，于会川到鲁西区开展工作，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山东省泰西专署军事科科长兼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当时，中共泰西特委领导的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多次打击日本侵略军，创立了泰西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泰西专员郁仁智欲吞并“自卫团”，以扩充自己的势力，中共泰西特委决定将计就计，利用郁仁智的野心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经过谈判，中共泰西特委答应“自卫团”改称国民党部队番号，但不交领导权。郁仁智以为既改编了部队又扩大了地盘，便同意了特委的要求。特委为加强对自卫团的领导和建立抗日政权，派于会川等3名共产党员分别出任肥城县、东平县和平阴县的县长。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于会川为肥城县县长。这是该县第一任由国民党任命，由共产党领导的县长。
于会川就任县长后，团结进步人士，重用积极抗战的革命志士，把县政府和地方政权改造成为抗日民主政权。他对县政府原有的武装力量进行改造，建立了县保安大队，并兼任大队长。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奋起抗战，共同抵御日本侵略军，得到全县的热烈响应。由于处于抗日前线，随时都有和敌人遭遇的可能。于会川平时长短枪不离手，打起仗来总是奋勇当先，哪里最危险，他就在哪里指挥。他曾多次率领县保安大队，配合泰西人民抗日自卫团，主动出击日本侵略军。于会川在鲁西地区工作期间，善于体察人民疾苦，与抗日群众同甘苦、共生死，生活俭朴，被群众誉为“布衣县长”。
于会川带领全县军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军，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1938年10月，郁仁智下令撤了于会川的县长职务。肥城县人民得知后，纷纷举行集会，强烈要求于会川继续担任县长。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于会川将肥城县抗日武装带走，改称山东第六专区第十七支队(于任司令员)，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11月该部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三团(于任团长，后任支队参谋长)。1940年1月，于会川任泰西抗日行政委员会副主任、鲁西支队司令员。1941年，赴延安军政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12月到中共中央晋西北调查局做情报工作。
1945年11月，于会川受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委派，任中共大连市委社会部部长、大连公安总局副局长。期间，日本殖民当局刚刚投降，苏联红军军管旅大地区，国民党蓄意接管旅大，并不断派遣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特务组织、地下武装分子到大连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为了巩固旅大革命根据地，于会川虽身患重病，却不顾医嘱，坚持把党的任务放在第一位，忘我工作。他将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应用于大连特殊环境、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实践中，依靠组织，充分发动群众，讲究斗争策略，率领公安干警，夜以继日地同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殊死的斗争。1946年1月26日，在他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大连市公安总局一举破获了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及其第四独立团阴谋颠覆民主政权、杀害革命干部的反革命暴动重大案件，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了不朽功勋。
1946年春，他积劳成疾，所患癌症日趋恶化。在剧烈的病痛之中，他不顾个人安危，依然不分昼夜地坚持工作，时常躺在病床上听取汇报、研究敌情、布置工作。临终前他还勉励干警：“活着的，要战斗下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6年5月2日，于会川不幸与世长辞。噩耗传来，社会各界同声哀悼，中共大连市委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为他举行了悼念大会，遗体安放在大连烈士墓。为纪念于会川烈士，大连市政府将法院前之南北马路命名为“会川路”(今北京街)。
同年5月26日，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在《人民呼声报》上发表特为于会川撰写的悼词：“敬爱的战友——会川，你为抗日救国，为和平民主，而积劳成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大连人民沉痛的损失。大连受苦受难的人民为了你的死而涕泪横流，日本法西斯及中国的反动分子们因为你死了却躲在暗中窃喜。而后者是错了，正是因为志士仁人之死，供广大人民认清烈士们先前努力的方向，是今后指路的明灯。千百万的人民必迅速将悲痛变为力量，使能破坏和平民主者碰得头破血流，非至建成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誓不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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