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孟良崮战役之后，我们初次读到新华社关于《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当时，同志们联想到两千年前楚霸王垓下被围的故事，兴奋地说：“那垓下属于古彭城，不就在现今的徐州附近吗？”有人说：“垓下不是徐州，是安徽省灵璧县东南。”“不管它是不是徐州，看来，打到徐州已经不是太远的事了!”真没有想到，只过了一年半，当我军遵循毛主席的英明指示，转入外线作战，取得新的胜利之后，这种形势就出现了。
在济南战役的时候，野战军首长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方针原则，野战军的兵力，除了以足够的力量攻击济南以外，还组织了一半以上的力量，准备歼击徐州地区增援的敌人。但是，由于我军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而济南又迅速攻克，王耀武全军覆没，只身逃至城东被俘，徐州地区之敌，没有敢来增援。蒋介石部署在徐州地区的六十几万“精兵”便呆在那里了，其中包括游动在商丘一带的邱清泉第二兵团，曹八集地区的李弥第十三兵团，新安镇地区的黄伯韬第七兵团，郑州附近地区的孙元良第十六兵团，民权附近的刘汝明第四“绥靖” 区部队，东海的李延年第九“绥靖”区部队，临、枣地区的冯治安第三“绥靖”区部队，以及“徐州剿总”刘峙的直属队。他们以徐州为中心，以津浦、陇海两铁路线为骨干，好像是蒋介石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划下的“十”字。
桃子是要一口一口吃的，敌人也是应该分次分批地消灭，并且应该把初战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面对着敌人这六十多万“精兵”，我们从哪里下手呢？从什么地方开刀，把敌人一块一块地消灭呢?这是我们作参谋工作的同志当时议论的中心问题。
正当我们在设想和议论这些的时候，一个伟大的作战计划在最高统帅部产生了。
这是九月下旬，济南战役刚刚结束，我华东野战军便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下一步应精心组织淮海战役。并且具体指出，全战役要分三次来打，第一仗，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于新安镇、运河之线为目标；以后依次歼灭两淮和新、海、连地区的敌人。这是一个大战役，它的规模，比睢杞战役、济南战役都要大。打得好，可以歼灭敌人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兵保卫长江，而利于我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必须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然后行动。
中央的这些决定和指示是非常英明的。因为在济南战役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作战方向：一个是出鲁西南、跨陇海铁路，会合中原大军歼敌于徐州西南；一个是出苏北，战淮海，然后攻略徐州。在徐州西南地区作战，虽然战场广阔，便于大军运动，一仗之后，就可以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对敌人是致命的威胁。但是这个方向的东北是徐州，东南为蚌埠，西南有敌人的武汉集团，我军进去后将三面受敌，战斗一开始便将与敌人较强大的集团进行硬碰硬的主力决战；而且我军脱离了根据地，进入新区作战，后方供应困难；加之鲁西南积水，进出不便。至于淮海地区，则可以避免上述许多不利条件。虽然山东、苏北，特别是鲁中南地区，在敌人重点进攻的过程中，敌我双方集中上百万人作战，群众的负担已经很重，根据地的经济已经消耗很大，但比较起来，条件总是要好一些，我军依托山东和苏北，更有利于歼灭敌人。
当时，华东、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全面防御被我军粉碎以后，敌人转而采取重点防御的方针，其主要办法，是集中兵力控制几个大的战略要点，控制铁路交通干线，每个战略要点控制一个以至于三几个机动兵团，我攻其一点，周围机动兵团即来增援，使我一下子难以迅速吃掉他的一个兵团，而争取喘息时间进行整顿。在陇海线上，敌人相互靠近的就有三四个兵团，我军要打掉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必须把它的帮手拖开，隔绝起来，才能赢得时间，取得主动。因此，毛主席又指示：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之作战，是箝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这一指示是十分英明的，不仅是取得第一次作战胜利的根本方针，也是取得全战役胜利的根本方针。
毛主席这一英明的决策和十分审慎的部署，充分体现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伟大思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了统一作战意志，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十月五日开始举行会议，在前委会议的进程中，安排了时间，召开了作战会议。
十月九日晚上，各纵队的首长在曲阜孔林南面的小楼上会合了。参谋长介绍了前委研究的作战方案后，首长们就热烈地讨论起来。
参加会议的各纵队的负责同志一致认为，毛主席指示的拖住两个打一个、首先吃掉黄伯韬兵团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时在徐州战场上，敌人在数量和装备方面还优于我军，如果首先吃掉了黄兵团十万人马，斩除了徐州集团的右臂，我军即将完全转为优势。同时，黄兵团右接东海，没有强敌掩护，在其同伙当中，是比较孤立薄弱的一个，我军已经摸透了它的底细，完全可以隐蔽集结，以几个休整较久的纵队，加强火力配备，采取中央突破的办法，突然发起攻击。我军既然能够在没有老根据地依托的条件下，在睢杞战役中歼灭区寿年兵团，又在八天的连续攻击中打开城防坚固的济南，现在集中了华东全军，并有鲁中南和苏北根据地的支援，消灭一个黄兵团是有把握的。
古老的孔林，在这小阳春季节里活跃起来了。白天自然是车马不绝，即使在深夜，也常是轻骑来去，伴和着电台急促的发报声，驱散了孔林惯常的幽静。
我们司令部作战科的同志们，都被即将到来的胜利鼓舞着，以能参加这样的工作而感到荣幸。许多同志都怪白天的时间太短，而蜡烛在夜间又这样不经烧。
正当野战军首长领导我们拟订作战计划时，军委发来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个方针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等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电报十分具体地指出：要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人一个师(军)的办法，以六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黄兵团三个师(军)。要用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和歼灭援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军) 的目的，否则就没有可能。
十四日晚上，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同志又主持了作战会议。这时中央对华东野战军第一次作战会议建议的方案作了批示，并进一步指出：要把打援兵力放在侧面，从西北、东北、东南几个方向侧击敌人，借以箝制徐州各部援敌，使他们以为我军好像有意夺取徐州，而又不能确切断定我军的意图。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敌发觉我军的行动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
野战军首长和各纵队负责同志，对中央的方针和指示都表示竭诚拥护。接着对兵力的使用和具体部署，展开了周密详尽的讨论。
各纵队的首长纷纷发言，有的说：淮海战场上敌人比较密集，距离近，增援快，因此，速决速胜的要求比济南战役更高，在主攻方向宜增加兵力。有的便建议从南、北的侧击部队中抽出一个纵队投入主攻方向，把守济南的渤海纵队也调来参战。有的认为，在主攻方向，要采取分割包围、先歼几点、逐步解决的办法，要有足够三倍于敌人的兵力才好解决，否则时间拖长，困难越多。有的提出，中央的精神，就是要作出搞徐州的样子，苏北兵团仍宜早过陇海路去睢宁，并迅速向徐州推进；北边搞运河线，也要越快越好。搞过了运河，再捣乱津浦路，才真像是包围徐州……。
会场始终笼罩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首长们一会围着地图，用铅笔和手指在图上比来划去；一会又离开地图，暂时陷入沉静的深思之中。高声谈，低声议，每个指挥员所设想的，不只是自己的部队怎么行动，而且想着敌人会怎么行动。有人说，指挥员的心血，在枪响之前，已经倾泻在他的计划上了。这话千真万确。我们这些长期在司令部作具体工作的人，都有这么一个体会：中央军委的参谋部，不仅在毛主席身旁，而且还远在各个战斗的前线。毛主席拟订的每一个战役计划，像明灯照亮着各级指挥员的心；而指挥员的具体指挥，又从各个方面充实着来自最高统帅部的计划。
讨论继续到深夜。最后粟裕同志综合概括了大家的意见，并提出在北面以两个纵队包围临城，迫使敌人起义，主力直攻韩庄，控制运河桥梁，乘胜进逼利国驿及贾汪；另以两个纵队攻台儿庄，捣毁冯治安后方，迫其起义或调离台儿庄，如果敌人回援，就在运动中把它歼灭，控制运河以南阵地，阻歼由徐州向北增援的敌人。如果徐州的敌人被迫这样行动，则歼灭黄兵团的条件便形成了。
扩大的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会议决议，学习了毛主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直接地大大地加速了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当庞杂的准备工作完成时，我军便分路从济南、泰安、临沂等地区齐头南下了。整整大半个山东，人在飞奔，车在追赶，骡马嘶鸣，黑夜也成了白天。
敌人察觉到我军移动的某些迹像，估计我军将向苏北行动，便相应地调整部署。我前线指挥部一面按原定方案，在江淮、豫皖苏、冀鲁豫地区公开宣传我军要攻打商丘、徐州，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一面召集了第三次作战会议，准备以一部在鲁西南暴露佯攻，迷惑敌人，叫敌人回头。同时加强运河车站南北两侧正面阻援兵力，以保证主要突击方向成功。
毛主席立即批准了这些部署。于是，我军要打徐州、商丘的消息到处飞传，搞得敌人做梦也在大叫：“徐蚌会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此时中原野战军除以两个纵队牵住敌人两个兵团向豫西行动外，并以主力直逼郑州。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首长又率中原野战军主力指向永城、亳县、涡阳地区集结，准备直出宿、蚌，包围徐州。
在此之前，蒋介石的注意力被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攻势吸住了，直到十月中旬，当我军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震撼了反动王朝的时候，蒋介石才开始清醒过来，急急忙忙将东海的第九“绥靖”区撤销，将其所属之第四十四军调归第七兵团指挥，西调徐州，第七兵团调曹八集一带，十三兵团南调灵璧，十六兵团移驻蒙城，第四“绥靖”区改为第八兵团，移驻蚌埠附近，并企图由临城沿运河到窑湾构筑防御阵地，进行顽抗。
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的时候，毛主席指示华东野战部队：应坚决执行已定部署，非有特殊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大胆，愈能胜利。第一仗，力争歼灭以黄兵团为主的二十一个至二十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即有可能向徐蚌线逼进，打第二仗，歼灭正在北援的黄维兵团，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在这关键的时刻，毛主席的指示更加坚定了前线指挥员的决心。十一月六日晚，我各路大军一齐出动，横扫陇海路北侧敌军阵地。首先在鲁西南方向，有我两个纵队及部分地方兵团约三万余人出动。敌人确误认为我军有六个纵队南下，几次调整防御部署。正在犹豫中， 其他各部敌人已同时受到我各部部队攻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惶惶无主，举棋不定，互相不能照顾，一时又判不明我军的主攻方向，无法互相增援。及至郯城守敌被我东路部队全歼，敌第三“绥靖”区三个半师两万三千多人在我中路部队威逼下起义。我军乘隙穿过台、枣，直插徐州东侧，指向陇海路。经由滨海迂回至陇海路南向睢宁地区北上的我军一路，也向徐州疾进。黄兵团等不及部队集结好，便忙着向西逃窜。我军主攻集团各纵队日夜追赶，把它搞得稀烂。黄兵团赶过运河，就被我南北对进的几个纵队堵祝接着就被我几路大军团团包围起来。
淮海决战的时机成熟了。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组成总前委，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统一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继辽沈战役之后，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进行了又一个大规模的决战。
这是敌人即将灭亡和中国人民革命更加接近胜利的决死战，战斗空前剧烈，甚至一个点、一条线都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拚杀和争夺。但是敌人那一套极端反动而又极其蹩脚的战略、战术方针指导下的作战部署，已被我军分割得支离破碎，顾此失彼，一切都成为绝望的挣扎。我军全体指战员遵照毛主席关于“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的指示，英勇奋战，一个连着一个的胜利，在血与火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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