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卡子就要到了，女的伸手挽住男的胳膊：“和我说说家常呀，看你羞答答的，回到娘家，人家准说你是傻女婿。”两人互相对看了一眼，会心地笑了。
两个武装警察和一个便衣特务走过来，恶狠狠地翻开了两个青年人的身份证：“到哪里去?”
“去济南探亲的，刚回。”女的回答。两人的身子靠得更紧了。
三个家伙把他们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又打开女的包袱翻弄了一阵，实在找不出什么可拿的，就把包袱一摔：“走!”便奔后一辆车去了。
“干什么的?”
“跑单帮的。”
“你这支钢笔……”
“这，老总留下用吧，”“跑单帮的”摘下钢笔，“我们在商号里使毛笔，这玩艺不过路上记记小账，没多大用抄…”
人过了关卡，钢笔落到警察的口袋里了。
这对“ 新婚夫妇 ”和“跑单帮的”都是北京大学的地下党员，是利用寒假到解放区去 “取经”的。当时党在冀中解放区的泊镇,举办了一个训练班,抽调在蒋管区各校工作的一些干部去学习。在那里，他们精读了毛主席刚刚发表的那篇最后消灭反动派的革命檄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总结了“抗暴运动”以来反美蒋斗争的学运工作经验，寒假结束时又返回学校。
在北京大学，由从“家”里回来的同志，把这篇重要文件在党内作了传达。分布在各个系级的党员，立即行动起来。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在召开；各进步社团的壁报都增加了时论的篇幅，《解放日报》、《群众》杂志上刊载的有关的论述也剪贴出来；地下印刷厂日夜加紧工作，文件，以及有关阐述文件精神的文章大量翻印出来,分别以“秉烛夜谈”“文选一集” “文选二集”等不同的封面，在校内公开发行。……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这个伟大文告的精神迅速向着青年人的心间渗透、传播。
党的地下电台更是紧张，我们经常把收到的解放战场上的捷报印成短讯，通过各种方式在群众中散发，为我们学习这一伟大文告源源提供材料。胜利消息一个紧接着一个：在东北战场上，残敌被打得只剩了沈阳、长春等几个孤点，声势浩大的冬季攻势正在胜利结束中；反攻出去的三路大军正驰骋中原，打下了古都洛阳；西北战场获得了宜川大捷；山东战场的春季攻势正在展开……。
那些天,民主广场上的壁报栏前,成了最热闹的场所,同学们争看《黄河》《呐喊》《风雨》《奔流》等各种名目的壁报和剪贴，挤得水泄不通；而平常颇为引人注意的“耍猴子戏的新闻”(当时南京正召开伪国大，关于它的报道，同学们称之为“耍猴子戏的新闻”)却很少有人去理会。沙滩的“文化服务社”里整天挤满了人，《秉烛夜谈》等小册子每到一批，一霎时就被抢购一空。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这划时代的豪言壮语，像战鼓，像火炬，像飓风，激励和鼓舞着蒋管区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更炽烈地燃起斗争的火焰；在另一条战线上，卷扬起一个新的、巨大的革命风暴!
这时候，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在蒋管区，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各阶层人民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犹如惊涛骇浪，冲击着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穷凶极恶的蒋介石一伙更加倒行逆施，为了镇压人民,竟连那“自由”、“民主”的幌子也收起来了。“戡乱大队” 成立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建立了……甚至明令“查禁”作为公开领导华北学生运动的司令部华北学联。
敌人已经挥起了屠刀，革命者必须给以英勇的反击。于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从此展开了。
斗争是从保卫华北学联，反对“特种刑事法庭”开始的。华北学联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成立简史、组织章程和工作报告，并且严正声明：坚决反对扼杀民主的“查禁”令。同时用华北九个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表反对“特刑庭”的宣言，指出“特刑庭”是回复到野蛮的罪刑擅断时期。并以此为例，进而揭发国民党“行宪”的实质。
为了团结力量 ，进一步进行战斗动员 ，在春假到来的时候，华北学联组织了平、津、唐(山)各院校同学大联欢。
三月二十八日夜里，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上，一个规模巨大的营火晚会开始了。会场的中央燃起了一堆大火，火光冲天而起，照彻了整个广常同学们围着火堆坐了一层又一层，连墙头上、树杈上都坐满了。这里不仅有北大、清华、燕京、师大等院校的同学，还有从天津、唐山远道而来的南开大学、唐山工学院等院校的同学，共两万多人。在一片欢腾声中，精彩的歌舞节目开始了。“民舞社”的秧歌舞，“歌咏团”的民歌演唱……一个接着一个。同学们纵情地欢呼、歌唱，会场变成了充满青春欢乐和战斗气息的海洋。
突然，节目暂停，主席团发言人起立讲话，他首先向大家报告了世界学联和全国学联的动态，接着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发出了战斗的号召。会场立刻静下来，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我们的队伍是壮大的，全世界全中国的民主青年正在和我们并肩前进!……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自救；在敌人的刀口下，懦弱就是死亡!”
会上重申了平、津、唐八院校学生自治会联防的决定，最后，面对着熊熊的营火，大家庄严地宣誓：“同甘苦，共生存!一校被迫害，七校支援!一人被摧残，全体营救!”
营火晚会吓坏了敌人。第二天恰巧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伪北平警备司令部知道我们要召开纪念先烈的群众大会，天一亮，便调动了大批军、警、宪、特，严密包围了北大。在红楼外侧堆起了沙包，拉起了铁丝网；在校本部的南门和北河沿三院的门口都架起了机枪。松公府夹道、景山东街、北池子等临近的大街小巷布满了警察、宪兵和青年军；还出现了一些戴黑眼镜的“短装客”，和三三两两的“泥水匠”“木匠”“磨刀匠”，他们篮子里都装满了铁棒、石块。所有通向沙滩的路口都横立着三排荷枪实弹的军警，检查来往行人，不许外校同学进入北大。鸣着汽笛的警备车在北大门前开来开去……。敌人张惶失措竟到如此地步。
我们的纪念会照常举行。只不过纪念会变成了对敌人抗议、示威的大会了。为了扩大声势，我们特地在墙头上装置了扩音器，以便把我们正义的声音传送到市民群众当中去。在指控敌人的罪恶行径之后，同学们怒火填膺，大会于是宣布罢课三天，抗议敌人的武装包围。 敌人的一纸禁令没能压服我们，武装包围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同学们在敌人的迫害面前反而团结得更紧，斗争情绪更高了。迭遭失败的敌人，更是恼恨得咬牙切齿。”平警备司令陈继承竟杀气腾腾地宣称要做“关麟征第二”。（关麟征是一九四五年“一二·一”运动时在昆明屠杀学生的刽子手，当时昆明市的警备司令。）
嚎叫、挣扎，无疑都是敌人垂死的表现。但是，一切征候也都告诉我们：迫害学生运动的阴谋正在加紧布置。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艰苦斗争还在我们的面前。
四月五日深夜，红楼外传来了几阵急骤的敲门声。工友刚把住门闩，两个特务已经翻墙跳进来，枪口指着他的胸膛。接着，大门打开，五六十个特务一拥冲进了北大：一部分冲进红楼，把“大地歌咏团”和“沙滩合唱团”的工作室捣毁，室内的书报、衣物洗劫一空。另一部分到民主广场，把民主墙上的壁报和文告全部撕毁，到处贴上“打倒华北学联”等反动标语。
四月八日清晨,警备司令部又派出大量军警把北大包围起来,并送来了要逮捕十二名“鼓动罢课”的学生自治会理事和有关社团负责人的逮捕令。
红楼上响起了紧急的钟声。同学们一齐拥向民主广常
“同学们，我们坚决拒绝非法的逮捕令!我们要团结一致，保卫自己!……”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向大家发出了响亮的号召。同学们纷纷搭起板凳，围了一圈又一圈，把敌人指名要逮捕的十二名同学紧紧护卫在中间，不少老师也坐在我们的保卫圈中。大家宣誓：“要抓抓大家；如果军警硬闯进来抓人，我们就以自己的身体筑成堡垒来自卫!”
这时候 ，教授们正在“孑民堂”召开紧急会议。 一位教授会的代表跑来向大家宣布： “教授会决定和同学们一致行动，坚决拒绝这种非法逮捕!”广场上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参加联欢还未返校的唐山工学院的同学代表出现在扩音器前，大声疾呼：“北大同学就是我们的同学，我们也就是北大的同学；对于这种非法行为我们和北大同学采取一致行动：你们被逮捕了，我们也去坐牢!”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各系级的代表、各社团的负责人，相继发言，有的控诉敌人的暴行，有的抗议敌人的迫害……。口号声、掌声一阵高过一阵。愤怒的火焰，在同学们心中越烧越旺。……
十点、十一点，直到十二点，限定交人的时间过去了。
下午四点半。陈继承眼看来硬的不行，便耍起了花招：先是要求北大退出华北学联，作为撤销逮捕令的条件。我们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后来他们又提出：名单上的十二名学生可以不全部带走，但必须交出其中的六名。十二名同学中有人踏上凳子，坚决地表示： “要逮捕，十二个人一齐去!”“一齐去!一齐去!”十二个人一起站了起来。呼喇一声，全体同学都站起来了，大家齐声高呼：“一人被捕，全体坐牢!”千百个人紧紧地挽起手臂，用激昂雄壮的歌声，来回答反动派：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
敌人在北大没能得逞，便又转移目标，指派武装特务闯入师大，大打出手，制造了流血事件。
四月九日，天未明，师大同学还都在睡梦中。突然，两辆军用卡车停在校门口，接着几十名特务跳下车来。他们脸抹油彩，戴着大口罩，帽檐压到眉毛上(因为有几个是校内特务，怕同学认出来)，腰掖短枪，手持铁棒，闯入校院，悄悄溜进一间宿舍，抡起铁棒劈头就打。正在酣睡的九位同学有的未及睁开眼睛就被打晕了。立时室内鲜血飞溅，染红了被褥，染红了墙壁。毒打之后，特务们又不让穿衣服，死拉硬拖，把他们推上了囚车。只有一位同学挣脱跑掉，其余八位同学就这样被劫走了。特务们还分别闯入图书馆、膳团办公室，捣毁了书籍、家具，抢走了财物。正在这时，有人冲破特务们的手枪监视，跑上钟楼，敲起了紧急的钟声。同学们闻声赶来，这群疯狗才一边放枪，一边夹起尾巴溜跑了。
这就是有名的“四·九”惨案的真相。
消息传来，北大的同学们怒火填膺，咬牙切齿，不少人气愤得流了眼泪。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誓死支援师大同学!”
这天，地下党组织决定：领导全市各大专院校的同学，不失时机地对反革命暴行实行坚决反击!
上午九点钟,师大的队伍首先聚集在新华门伪北平行辕的大门前。接着,第一支“援军” 北大四院的队伍也开到了。师大的一位女同学在队伍前面控诉敌人的暴行。她高举着血衣，声泪俱下地控诉：“这是血呀！血债－…”她那因激怒而嘶哑了的声音，那含血带泪的悲愤的控诉，敲击着每个人的心。同学们愤怒地高呼：“南京开国大，北平杀学生！“血债要用血来还!”……
同时，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学们也开始了紧张的活动。他们散传单，写标语，搞街头讲演 ……不一会儿，红绿传单漫天飞舞；大街两旁的墙壁上、马路上以及同学们的背上，到处写满了标语。
街上行人不断，当他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立即停住脚步，表示同情和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有的甚至挤进我们的队伍里，和我们同声喊起抗议敌人暴行的口号。一位三轮车工友指着自己的车子，对正在写标语的同学说：“先生，您站在这上，往高处写１他载着这位同学，一路走，一路写，一直把附近的电线杆上都写得满满的。……
一队警察汗流浃背地跑步赶来了。我们的纠察队立即牵起手来卫护着自己的队伍。几百名警察一边挥起棒子驱散市民群众，一边牵起手来围住了我们，在我们与群众之间筑起了一道“ 围墙 ”。同学们当即向周围的警察展开了宣传，从北平的物价飞涨说到学生的被屠杀 ……，直说得他们一个个低下了头。有的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没法子啊，为了赚几个窝窝头糊弄肚子才干这个。我们是奉命来的，请同学们谅解……”说着眼圈都红了。有一个警察指指一位同学手中的传单，悄声地说：“这玩艺要拿到胡同里去散，别在大街上……”警察们筑起的“围墙”一段段倒塌了。同学们瞅空就跳出圈外，把传单塞进路过的电车、汽车的窗口，让他们带到全城各个角落。
不久，各路援军先后赶来。”大医学院的同学来了，他们佩带红十字臂章，带着药品，使我们这支请愿大军有了自己的医疗队伍。接着，北大沙滩区的同学和讲师、助教的大队来了，中法、铁院、朝阳和北大农学院的同学也来了。西长安街口，歌声起处，清华、燕京的一千五百多人的队伍正阔步前进。他们从城外赶来，走了三十多里，途中与军警几经搏斗，冲过层层封锁，才到达市中心。不一会儿，师大教授会代表和北大、清华、师大三校的讲师、助教会代表也相继赶到。他们又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为表示坚决支援同学们的斗争，教授们已宣布罢教了。
下午，主席团成立，并当场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控诉反动派在“行宪”的幌子下残酷屠杀学生的暴行。接着又在伪行辕门前举行了群众示威大会。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向反动当局提出三项要求：一、释放师大被捕同学，惩办凶手；二、撤销对北大十二名同学的逮捕令；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当时伪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正在南京竞寻总统”，陈继承这天一早就躲到西山去了。好久，才由警备司令部的一个秘书出来接见我们。这家伙磨磨蹭蹭，一会儿油腔滑调地说： “同学们这样太辛苦了，先请回校吧。政府会本着一贯爱护青年的精神处理今天的事情。” 一会儿又装出一副可怜相，哭丧着脸说：“这事得请示长官，我哪能作主”。一直磨到六点半，才说了句肯定的话，答应把被捕的同学交给警察局处理。这一下可把大家惹火了，“警察局不同样拿着你们的屠刀”!全场群情激愤，纷纷高呼：“反对凶手交给凶手!”“我们要求交到北大医院去!”有人在大叫：“冲进去，夺回受难的同学!”原来坐在马路上的同学们都一下站了起来，就要往伪行辕里冲。有的同学要求示威游行。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晚风吹来，寒气袭人。这时，全市已经戒严，而附近的各个马路口，都蠕动着成群的、携带各种凶器的特务,考虑到这一情况,主席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的斗争原则，当即决定:“暂不游行,就在这里坚持下去!不放人不走!”“坚持!”“不走!” 同学们响应了这一决定。饿了，就掏出冷窝窝头啃几口；冷了，就背靠着背挤在一起……在昏暗的路灯映照下，大家此呼彼应地唱歌、呼口号、鼓掌……。这边唱：“起来，东方被压迫的民族，起来，全中国的人民……”那边唱：“……朝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样饱满的斗争热情，充分显示了北平青年团结和战斗的力量。东西长安街是......继承了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北平革命青年，今天又沿着前辈走过的道路，在这里与反动派进行斗争了。
在这股气势磅礴的革命力量面前，就是那些以关麟征为榜样的刽子手们，也不禁惊慌失色了。夜里十一时半，敌人不得不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将师大被捕同学送往北大医院；同时宣布：列入黑名单的十二位北大同学不再受传讯。
同学们高唱凯歌，整队返校。“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歌声划破夜空，传向远方……。
敌人的迫害、镇压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四月十一日，他们又玩弄了一个新的花招：搜罗起各校的特务学生、城里的逃亡地主、地痞流氓和一帮穿上了便衣的警察、宪兵，挟持着一部分强迫来的中小学生，导演了一次“清共大游行”。这一手，按照他们的说法，叫做 “以群众对群众”。这帮特务、流氓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军警保护下，沿街嚎叫、呼哨，丑态百出。最后来到沙滩，在一片下流的叫骂声中，砸坏了红楼的门窗，捣毁了北大的东斋教授宿舍……制造了“四·一一”暴行。
敌人的这一卑鄙行径，不仅丝毫无损于我们的正义斗争，反而成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了敌人的嘴脸，不少高级知识分子也都抛弃了对美蒋的幻想，越来越多的走进斗争的行列。原来敌人还在其美国主子的指使下，由伪装教育家的司徒雷登亲自出马，和“过河卒子”胡适之流此唱彼和，奔走于“民主个人主义者”之间，鼓吹什么“第三条道路”，企图进行政治欺骗，分化我们的民主运动。这时候，“第三条道路”的市场越来越小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全市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反美蒋的斗争更加深入，更加广泛了。“争取合理待遇!”“挽救教育危机!”“争取基本人权!” 的呼声响彻北平古都。
这时，解放战场上，解放军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我们。四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收复延安的消息传到了学校，同学们欣喜若狂。在党支部领导下，我们组织了一次街头宣传闪电战。大街小巷到处是我们的宣传小组，访问市民，散发传单，写标语……。
在胜利消息的鼓舞下，我们的斗争像大风暴中的狂涛，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学生罢课、教师罢教、职员罢职、工友罢工、医院罢诊和研究人员罢研的高潮。陈继承哭丧着脸诉苦说：“比丧失二十万大军还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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